历史人物小论文赏析模板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 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 ­ 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 ­ 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 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哎，小朋友啊，多读书啊，历史人物那么多，随便整一个撒，评价嘛，就看你了解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