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师范往届舞蹈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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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我国的民间舞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一般又可分为汉族民间舞和少数民族民间舞两类.民族民间舞流传于民间、受民俗文化制约、即兴表演但风格相对稳定、以自娱为主要功能的舞蹈形式。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民间舞蹈，由于受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以及受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所限，在表演技巧和风格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民间舞不乏朴实无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等特点，历来都是各国古典舞、宫廷舞和专业舞蹈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来源。由于我国各民族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千百年来民间舞蹈都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民俗事项；“特定群体”指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大都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时，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舞蹈家对原生态的舞蹈进行整理，从纯民间风格、动态中提取了大量可以单独使用的动作素材并使其“元素化”，成为能够遣词造句的语素。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造就一个不同以往的结果，民间舞被“肢解”了，但是民间舞的功能被扩大了，虽然看上去似乎离“民俗”远了些，但离舞台却更近了。一：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来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和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激动时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其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生态的舞蹈特征，具有史前舞蹈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二：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多元、多样和复杂性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的七八月，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做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三：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的定位是，以中国各民族民俗舞蹈文化为基础、本土文化特征为依据，以加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本性建设为目标，同时在比较其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学科体系。我们在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及其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还要继续研究完善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课群建设、实践教学交流建设和教学管理建设。更要继续研究民族民间舞蹈动态的本质特征，在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走到民间，挖掘整理和提炼当前未纳入教材的民族民间舞来完善现有教材体系。培养出民族民间舞蹈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演员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教师尖子人才），针对不同学员给予不同的学习侧重，因为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有其完全不同的风格特性。我们知道，一个学员不可能在短短的四年中将民间舞蹈学习面面俱到。所以，学员必须在全面学习基础教育的同时对某一、两个舞有所作为、有所精通、有所成绩。实践、教学、交流、实习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验证获取的知识或教学成果及学生能力的重要步骤。如果抓好舞蹈实践、教学、交流的建设，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提早得到社会实践的机会，真正将理论联系实际。其实，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无论怎样的表现和发展，都必须在“民族民间”四个字上下功夫，否则必将在舞蹈的海洋中失去个性，失掉性别，消失在人为的、主观的舞蹈臆造中。研究民间舞，必须从本质出发到现象，再从现象出发回归本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并不固守，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变革、创新永远是继续生存的标志，发展才是硬道理。四：民族民间舞蹈技巧1.技巧风格化中国古典舞技巧追求能力素质的极限展示，而中国民间舞技巧追求的是审美风格的完美体现。古典舞中的技巧同身韵可以是各自独立的，而民间舞中的技术技巧是同舞蹈风格紧密相融、难以分开的。也就是说民间舞的技巧不是纯技巧，而是风格化的技巧。中国民间舞的技巧发展趋向，应该是风格化技巧的强化与发展。风格化技巧既包括民间舞蹈中的各种道具性舞蹈技巧，又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特有的旋转、跳跃、翻身等技巧。中国民间舞系副教授明文军在《由厦门班毕业课想到的》一文中，曾提出过将道具的运用往极限上发展而构成民间舞技巧的教学设想。实践证明，这种教学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我们的民间舞有许多极富特色的道具舞蹈形式，是可以去挖掘、研究和发展的。比如汉族的手绢、扇子、鼓、伞、棒；藏族的热巴鼓、辫鼓、背鼓；蒙族的筷子、盅碗；朝鲜族的长鼓、象帽等等。还有民间舞中的各类旋转，也是风格性很强的技巧。比如维族舞蹈中的各种跪转、夏克转、空转、平转，讲求快速、多姿、戛然静止，犹如鹰隼迎风回旋。而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旋转则讲求平稳，优雅，犹如仙鹤悠然自得。2.技巧情感化民间舞中的技巧是与渲泄生命情感和烘托场面气氛紧密结合的，是民间舞者内心激情的物化。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再高难、再精湛的技巧形式在民间舞中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光彩。我曾经从电视录像中看过一些民间舞剧目，现在虽已记不起它们的名儿了。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们的“技巧性”都很强，表演中动则旋子3600，静则控腿1800……。但这些技巧成了游离于舞者情感和舞蹈风格之外的“无情之举”，因而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反倒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对此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云南省歌舞团创作的男子三人舞《小伙、四弦、马樱花》，其热情风趣、朴实无华的风格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这个剧目也安排了诸如倒踢紫金冠、小翻、抢脸等一些技巧，但这些技巧是在演员们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是在舞蹈情绪的层层推进中恰到好处地完成的。这种情感化了的技巧，极大地丰富了舞者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舞蹈的艺术感染力。3.技巧艺术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民间舞从广场向剧场的转化，民间舞技巧的功能已不仅限于渲泄情感和渲染气氛了，它将逐步向塑造舞蹈形象、表现人物心理、营造舞台意境的艺术化方向发展。有人说，杨丽萍表演的民间舞根本没什么技巧，为什么能获得大众的普遍喜爱和专家的如潮好评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杨丽萍那独特的动作语汇的运用就是民间舞的艺术化技巧的最高体现。《雀之灵》中的舞蹈造型与动态，已不同于广场原生态的傣族孔雀舞了。它通过艺术化地夸张与变形，将孔雀那高洁、超然的灵性进一步升华，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艺术仙境。正如于平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雀之灵》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以‘技’成‘形’却又不为‘技’和‘形’所累。当你在欣赏杨丽萍的《雀之灵》时根本发现不了技巧的痕迹，因为“杨丽萍是用‘技以求道’的生命意识在创造‘生之灵光’。在那翩跃翔舞的孔雀中，杨丽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人生感兴、人生悟觉、人生意趣和人生睿思，使这一舞蹈独白充溢着恬静的生命和谐感与坚毅的生命自信心。”因此，我认为民间舞技巧运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之艺术化，让技巧的全过程完全隐匿在舞蹈表演的情理、律动之中，而不“显山露水”，刻意为之。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有如地基和房子。“继承”，是一幢房子的地基，“发展”，则是建筑于地基上面的房子。如果缺少这个地基，就无法谈得上建造什么房子；同样，如果不是为了建房子，那么光是打下一个地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对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就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却有赖于继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下面就这一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五：继承我们在上面把继承比作一幢房子的地基，那么说，继承便是根本了。这个基础打得怎样？是否牢固？直接影响着房子。我们搞舞蹈、戏剧、体操的不是常有这样一句“七分键子三分提”的口诀吗？若想以后的“提”翻得好，翻得高，就得下苦功练好这“七分键子”。基础打好了，以后要如何“翻”，建什么房子，那就能驾轻就熟，水到渠成了。继承既是根本，在比分上，它也应该是“七分”了，因此，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当今而言，我们认为更应着重这一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之花，被摧残至雕零枯萎的境地。民间艺人，有的已死去，剩下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只能口授不能身教，鉴于这种情况，如不及时挖掘、整理，就有失传的危险。由于“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在文艺领域中提出“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作品主题思想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创作方法上必须遵循“三突出”。使得文学艺术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创作道路，一切被概念化的口号所代替。舞蹈的内容不是“献苹果”，就是“献香茶”、“献披肩”等等，家乡有什么就献什么。要不然就是毛主席来到我家乡，来到我边寨；好象毛主席看过的麦穗不用施肥也能长得好，毛主席看过的牛羊不用料理也能长得肥又壮。这种没有真情实感的概念化的舞蹈，怎会受群众的欢迎？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本来是多姿多彩的，但那时在舞台上只能运用那么几个为数不多的、作为一种政治术语的舞蹈语汇。只要你稍微越出这条界线，就说你是资产阶级低级庸俗的情调，不健康的表现等等。就是这种所谓“革命文艺”，使得我们宝贵的民族遗产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我们的演员虽也穿着各民族的服装，但跳的不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舞蹈。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的演员不爱演，观众不爱看，编导不知所措。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就有必要从温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虽然我们的一些老专家，老编导曾经掌握了一些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给“四人帮”的“棍子”打得晕头转向，现在多少还有些“脑震荡后遗症”，原来熟悉的东西变得生疏或遗忘了，曾收集到的民族民间素材被烧毁或丢失，而我们年青的一代和民族民间艺术又隔绝了十年之久。这些都说明了继承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当务之急。然而，要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而这种自尊和自豪感，也只有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不断地了解、熟悉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艺术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增强的。在大连的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舞，如《水》、《追鱼》、《金山战鼓》等节目，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自然景物和花鸟虫鱼的节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的民族本来就是最擅长于通过描写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生灵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素来就是我们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和传统手法，这在我们的古典文学、民间传说中尤为盛行，在我们的诗歌、词赋及国画中就更为突出。而这些成功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也永远闪烁着其夺目的光彩。本来，在舞蹈艺术上采用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会有一些同志指责这次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太多的“花鸟虫鱼”？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质量不高。这正如：好花虽多还嫌其少，恶草虽少却厌其多。这种质量不高的现象，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必须尽早老老实实地向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从中吮吸其丰富的营养，才能不断地充实和提高我们的创作内容和质量。这几年和外界加强了文化交流，西方文化涌进来，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开阔了视野，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对我们的创作实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节目，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东西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相形之下，我们觉得民族民间舞的创新就不够。原因是我们的根子在民间中扎得不深。就拿广东省来讲，打倒“四人帮”至今已好几年了，但对广东的民族民间舞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编导还是浮在上面（这不是编导的责任，而是没钱下去）。这也是造成这次广东参加单项舞蹈比赛的节目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去年我观看了“英歌会”，发现专业编导掌握的素材远不如群众。这几年群众已把他们的“英歌”发展得更为健壮有力了。后来我们去粤北汉族地区看“舞狮”，群众也把它发展了，而我们手头上的素材还是五十年代的。据说汕尾一带的“钱鼓”，也有丰富的队形和动作，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去继承、去挖掘，就忙于创新，创不来就生吞活剥地加几个现代派舞蹈动作进去谓之创新。这不是好办法。要真有所创新，就得老老实实地，认真地，在挖掘、继承和整理我们民族民间舞的工作上下功夫。文章有点零乱，尽供楼主借鉴参考。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它主要是通过形态和肢体的表演，塑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来展示主题和演绎情节，表达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表达舞蹈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 道具的应用在舞蹈创作中不仅仅是角色身份的标志，也是特殊环境的说明，舞蹈创作者的巧妙安排和演员使用道具的娴熟技巧，可能完成单一人体达不到的艺术效果，古今中外的编舞者都广泛运用道具来表达单一肢体语言表达不了的情绪和思想。 在舞蹈创作中要巧妙恰当的使用道具,充分发挥道具寓情于物与借物抒情这两层艺术效果,使道具避免沦为游离于主题思想以外的“物品”,使其在作品中起到丰富表现手法、营造舞台氛围、突出表现主题的作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显然，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它主要是通过形态和肢体的表演，塑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来展示主题和演绎情节，表达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表达舞蹈编导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然而，舞蹈创作者在舞蹈的不断发展和总结中，日渐意识到当某种情感单凭肢体难以完全表达的时候，有时必须借助道具的功效才能帮助舞者增强舞蹈的表现力，使舞蹈作品塑造的形象更丰富、更生动。 我在学习过程中，也不时发现：如果不借助道具，会觉得舞蹈会略显单薄，难以拓展表演的空间。 因此，我们需要借助道具。道具的应用在舞蹈创作中不仅仅是角色身份的标志，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说明。舞蹈创作者的巧妙安排，加上演员使用道具的娴熟技巧，就可能完成单一人体达不到的艺术效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编舞者们，都广泛运用道具来表达单一肢体语言表达不了的情绪和思想。 然而，道具的使用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恰当的使用会使作品更充实、丰满，但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弄巧成拙，反而变成累赘破坏舞蹈美感。我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因而浅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所谓道具，就是表演中所借助的工具和物品。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它有着不同的特点。舞蹈道具不同于其他戏剧、舞台道具，不能单纯地作为舞台摆设，舞蹈这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特点决定它只能是小型、多样、轻巧、灵活的，是肢体与物体相配合的物品，是需要与肢体产生舞蹈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应该为“舞”这个字而服务的舞蹈道具作为人体以外的部分，使得舞蹈艺术语言更为丰富，因此也被越来越多的舞蹈创作者重视与运用。道具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舞蹈创作作品所处的特定时代、地域和特点，并且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及感染力，使舞蹈创作所要揭示的主题与内容更加集中、形象。正因为这样，无论是舞蹈的创作者还是舞蹈表演者，要想塑造好舞蹈形象、充分体现作品的主题，在道具的使用上一定要根据舞蹈和剧情的需要，注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一切都要围绕主题的需要与剧情的需要。例如，首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一个扭秧歌的人》中的红绸带，鲜明地表述了老艺人的身份。绸带成为联系美好记忆的纽带，绸带帖附老艺人的脸颊，轻抖、甩动，就是这样一条红绸带，细腻地再现了一个深爱舞蹈的艺人形象。 再如林怀民很久以前的经典舞剧《薪传》。该舞剧是以台湾历史为背景，讲述开台先民渡海拓荒建设自己家园的开拓史。之中有一出精彩的段落，叫做“渡海”，在这个片断里，林怀民设计使用了一块大绸子，四边有人用力地抖动，形成大海波涛汹涌的视觉效果，非常逼真。这个舞蹈场面在中国舞剧艺术的创作历史上是经典性的，它最成功之处是用简单的道具，却极大地改变了舞台空间。编者正是以这样的场景设置，突出而集中的展现了人与海、人与命运的搏斗，极好表现出了舞剧剧情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感慨，这块大绸的使用成为了该舞剧的点睛之笔舞蹈道具在舞蹈中不仅仅标志出角色的身份、对典型环境加以说明，同时还包含了高超的技艺性，体现出了舞蹈与技艺的高度统一。这就要求舞蹈道具的使用要做到收放自如，既不能喧宾夺主，又要做到人与舞蹈是人们在自然活动的基础上对人类活动、生产劳动、娱乐等动作的加工提炼，是通过人体的动作姿态、造型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是反映现实、再现生活的艺术。所以，舞蹈道具作为舞蹈的辅助手段，也就成为了舞蹈表演者身体的一部分，是情绪倾泄的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舞蹈道具的使用必须与所要渲染的环境、塑造的人物以及舞者的角色和身份相协调，不管是道具的大小还是色彩等，在选择上都应与舞蹈作品的主题和剧情相协调。除此之外，我们在舞蹈创作进行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不同舞种中道具的协调性与人们的欣赏习惯不能相悖离。道具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通过道具的准确运用表达内在的精神、情感舞蹈创作者要准确而形象地创作其舞蹈作品，有时必须借助道具才能完成角色的定位与环境的提示，但舞蹈道具在舞蹈创作中的使用并不是原物自然形态的照搬，必须经过符合编导塑造艺术形象的夸张与艺术改造。 道具的象征性和寓意性决定了它在舞蹈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虚拟的手法。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从劳动产生了舞蹈的那一刻起 ,道具也就和舞蹈联系在了一起,于是 ,舞蹈中就有了道具的运用，正如人们用石器或木器击节而舞，所以，我们在舞蹈创作时选择的道具也往往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器具。这样，舞蹈的编排者需要就道具的作用的要求将其物化与虚拟化，围绕作品的主题需要，合理地、有效地运用道具。编导从选择某一物品作为舞蹈道具开始，这个物品就已经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物品，经过舞蹈编导的巧妙编排，舞蹈创作已经将其用途改变，它已超越生活原型 例如，第二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的舞蹈《咱爸咱妈》就以一条扁担为道具，塑造了一对饱经生活沧桑依旧能相互鼓励相互依存的夫妻的形象，这里所运用的扁担已不再是生活中普通工具那样简单，而是由其引申出的象征着夫妻肩上所背负的重担以及两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寄情于物，借物抒情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舞蹈是以舞蹈动作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表达舞蹈编导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道具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舞蹈创作作品所处的特定时代、地域和特点，并且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及感染力，使舞蹈创作所要揭示的主题与内容更加集中、形象。舞蹈道具和舞蹈主题的关系十分密切 舞蹈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虽然有音乐、服装、灯光、等手段的辅助，但是创作者和舞者如果要准确而形象地表现其舞蹈作品，有时必须借助道具才能准确地完成角色的定位与环境的提示。一个斗笠、一把扇子、一条丝巾等等都反映了编创者增强作品效果的意图，也提示了舞蹈者的角色身份以及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显示了此时此刻舞者所要表现的意境和心情，烘托出编者所要表现的主题。 例如在舞蹈《咱爸咱妈》中，编者巧妙灵活地运用了一条普通的扁担，通过扁担的举、扛、立、牵等动作贯穿于整个舞蹈作品当中，成为一种情感的概括。细腻地再现这对夫妻相互扶持、不畏艰辛的生活经历，舞蹈中的扁担承载着两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命运重担。这种既抽象又具象的运用为主题的烘托起到了画龙点睛之神韵在强调舞蹈动作是舞蹈创作基础的同时，道具则是舞蹈动作辐射面的扩展，是舞蹈作品思想内涵的暗示，是舞蹈形象的强化，舞蹈常常需要借助道具来表现作品丰富的内涵。舞蹈中道具往往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延长了人体的线条，加强运动人体的动态、拓展身体的动态表现内心世界以完成感情的表达。在道具的辅助作用下，舞者以自己的形体为基础来表现对作品的理解，塑造美的形象，进而完成艺术的创造。编者在创作过程中善于结合情节需要充分利用道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创作中，如果将塑造舞蹈形象的代表性动作与舞蹈道具相结合，通过主题动作的发展变化出新的动作，挖掘出新鲜的舞蹈动作，为舞蹈动作的产生创造条件，能大大丰富舞蹈的艺术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