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研究论文

人口政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教育方式，同时也影响相关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总量的变化。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篇一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 口号 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马寅初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 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老年抚养比为，社会总抚养比为，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比五普时提高了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50%的临界值低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到2010年已经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老年抚养比将高达，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在–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2]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为了适应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需求，带来了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也在相应调整。随着经济体制转换，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随之提高，企业为了适应技术升级，必须优化自身员工队伍结构，淘汰不适应技术发展要求的低素质员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目前我国失业率是急烈上升，城市贫困人口也迅速增加。特别是农村过剩人口与城市过剩人口交叉影响，互相作用，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中国目前的失业，仍然是人口总量过剩型失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当前的失业，只不过是总量过剩型失业显性化，或者是在总量过剩型失业的背景上叠加了一个转轨型失业。转轨型失业是由于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带来的，它实际上可以分解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打持久战。失业具有极大的社会负效应，失业人口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一，失业的存在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从宏观角度看，过剩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劳动力不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直接地堵塞了创造价值的道路，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二，失业人口的存在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建立在稳定的和相对公平的利益格局基础之上的。但失业一般发生在相对稳定的一小部分人身上，这些人既没有事做，也没有收入，并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因此，容易在心理上严重失衡，往往成为诸多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危人群，诱发社会危机，产生社会动荡。其三，失业人口的存在加剧了城乡贫困。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是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当前突出矛盾的当务之急。（二）始版桥社区居民失业原因分析1.教育或技术水平不高影响了再就业在实践中，绝大多数40-60岁的下岗人员由于文化程度低，适应不了社会竞争、岗位竞争的需要而下岗的。与此同时，由于其自身知识、技能、年龄的限制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受教育年数，这就意味着下岗职工受教育的年数越多，职称或技术级别越高，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找工作的困难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下岗人员的个人自身教育、职能技术、健康，最终形成他们的人力资本，导致他们不能尽快找到工作。而40—60岁的这批居民恰巧是当年恢复高考之后、重视学历之前的主要人群，所以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大多仅止于初中，少数达到高中水平。如此对于大专生、本科生遍布的现状而言，他们根本没有竞争的资本。2.年龄因素影响再就业按上述统计数据可看出，该社区的失业人员中，40—60岁之间的居民占了89%，是个很大的比例，这一部分的人员之所以失业，文化水平程度不高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人自身的生理条件限制，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等，患病率都比过去高了许多。3.性别因素影响再就业按上述统计数据可得出，女性职工下岗比例要较高于男性职工，除去上述的文化水平与年龄限制这两个原因，同年龄段的女性比男性的身体机能来得较弱也是事实；其次，在两个同岁且同等学历的男女职工中，男性对待生活、对待工作的自信心强于女性 ，且男性对于照顾家庭方面所分散的精力要远少于女性。4.思想不到位影响再就业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下岗人员再就业极少的反差比较明显。如对一些领域的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家政服务、环境卫生、商业服务、市场营销、保险业务、保安、旅游业、第一产业等方面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下岗人员再就业人数较少。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1）在劳动中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障碍。有的下岗人员说：“过去我家请保姆，现在我去当保姆，我才不干。”还有部分下岗人员不愿做一些脏、苦、累的工作，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这些活我能干，并且能比外来工干得还要好，但是宁愿少拿钱也不想干；”（2）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不少下岗人员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从而失去一些再就业的机会；（3）对再就业认识片面。绝大部分下岗人员认为从事个体经营仍属失业，只有政府重新安排的工作才是就业。5.心理素质不过关，自我效能感低下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or sense of self-efficacy)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1977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理论后 ，该理论就用来解释职业发展问题，自我效能感也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研究的核心，并且经常作为预测再就业的重要心理因素。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就是特殊领域的胜任能力的自我信念，反映个体解决生活特殊事件时的控制和预测的水平。例如，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在她最新出版的自传《家》(Home)一书中提到了她在12岁那年到米高梅(MGM)试镜的经历。安德鲁斯这样写道，“当时我看起来如此平凡，他们必须给我化点妆才行。”“最后的结论是，‘她不够上镜。’”而下岗职工想着自己能力不够，降低其自我效能感，原先够格的工作也被磨平了信心，自然无法顺利再就业了。6.服务方法不多影响了再就业绝大多数下岗人员由于自身局限性而面临再就业困难。他们当中或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无专长或专业单一、技术面窄、再就业信息不灵、缺乏再就业资金等各种情况，都需要社会对其给予服务、帮助和支持。当前各种名目的社会培训良莠不齐，下岗人员即使花钱也未必能学到真本领。政府对下岗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的投入不够，对规范社会办学的力度也不够。同时，再就业中介服务的欠缺也是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障碍。7.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影响了再就业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是制约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重要因素。下岗人员认为，“将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即使自己找到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但没有了原企业的劳动关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总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心里不踏实。 三、社区如何转变下岗人员再就业观念（一）深入了解下岗人员的择业观念和就业障碍在解决再就业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岗”的问题，还要考虑“人”的问题。从根本的思想上转变劳动者的择业、就业观念,使他们由目前的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不切实际地希望找到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增强就业、择业的竞争意识。要破除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的就业观念，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观念。比如，要树立自主就业观念。认识到劳动力流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一部分职工临时性地下岗分流是一种正常现象，关键是下岗后要及时调整心态，在困难面前不灰心丧气，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自强自立，积极主动寻找就业机会；要树立灵活的择业观念。要看到择业的天地很宽，无论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还是在三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都可能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要树立竞争就业观念，认识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业靠竞争、上岗凭本领，多一门技能，就多一种选择，多一条出路。始版桥社区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为1893人，实际人数更多，其中千余人对社区提供的保安、保洁员等岗位表示不愿意任职。社区之所以为其提供该类职务，是因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深深了解他们本身的技能、特长，而那些人群又正是无特殊技能与特长的，所以造成了如今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二）了解失业将长期存在首先要下岗人员明白中国人口众多造成劳动力剩余的因素将是长期存在的；其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部分富裕人员逐渐退出原有企业，转业转岗重新寻找就业的人员会逐步增加；再者，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难免出现因企业破产而失业或因企业转产而下岗，可以说，失业也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下岗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随着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下岗政策已成为阻碍劳动力市场化的因素，同时也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失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提高自身素质政府要大力促进就业，劳动者也不能一味抱怨工作难找，而是要积极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掌握相关知识，再就业之路才能走得顺利。 2009年4月，杭州市政府向就业年龄段的市民同意分发“教育券”，这一举措无疑是下岗职工们深化自己，提高自己的一大催化剂，据不完全统计，社区中已有数百名下岗职工前来领取该券，并表示会将此券用于学习电脑操作、养老护理员、多媒体作品制作等操作性强、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中去。（四）转变就业观念下岗失业人员走出家门时，应转变多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依赖思想；选择职业时，改变那种贵贱之分、横挑竖拣的陈腐观念；遇到困难时，摒弃“等靠要”的消极情绪。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要比等救济光荣得多。 今年2月下旬，望江街道专为社区失业居民举办了一次招聘会，里面的岗位大多不需要高学历、高技术水平，故而得到了社区内失业人员的一致好评。上文提到的A也前去了此次招聘会，始版桥社区劳动保障社工根据她自身的特点为其保留了在水一方社区的保洁员岗位（在水一方是一个工作环境较轻松、离她家也不远的社区），一开始A仍觉得做保洁员太过辛苦，工资也不够，但在社工的耐心劝导下，也逐渐明白了事理，抱着边做边找的心理接受了这份工作。（五）珍惜机会，敬业爱岗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大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就业模式走向市场就业。那种“一进单位门，终身单位人”的就业方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岗位，敬业爱岗，努力工作。如果失业，也要以积极的态度提高自己、适应市场，重新投入到竞争中。 四、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途径（一） 扩大就业援助渠道实践中，下岗职工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及年龄的制约，实现再就业的速度正在逐步放缓，一批就业弱势群体也正在逐渐形成。同时，很多下岗职工他们既需要照顾老人，又需要抚养子女，在未能实现再就业后，有些家庭的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所以，在扩大就业岗位时，应开展大规模的就业援助渠道。杭州市在2006年出台了4050政策，即办出就业援助证且年满40周岁的女性与年满50周岁的男性可以签此协议，每满一年便续签，政府帮助其解决工作并每年可返还签约者1700元左右，前文提到的A便是其中一员，经社区的牵线，A目前已在在水一方老年公寓上班了，老年公寓的工作不仅很稳定，而且还为她交纳了“五金”，让她觉得特别满意。（二） 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开辟就业门路，做好再就业工作，是保持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当前，一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多文章可做；二要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吸纳更多的下岗职工；三要积极鼓励自谋职业；四要开辟公益性的就业岗位；五是优势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发展多种经营，尽可能安排更多的富余人员。 坚持在加快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工作重点列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千方百计开辟就业门路。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流动中创造就业机会；统筹考虑城乡就业问题，结合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岗位。 加快发展和扩大就业是统一的，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切实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在加快发展中扩大就业。 （三） 改进就业服务，加强再就业培训加强再就业培训工作，提高下岗人员的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渠道 进行再就业培训是为了把下岗人员灌输市场经济知识，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本领。世界上很多国家把职业培训作为解决失业的一种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手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各级再就业服务机构坚持培训再就业的基本方针。目前，部分下岗人员对其基本认可，他们认为培训对找到合适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时也反映，在被调查对象中，仅有少数人接受过再就业培训，这表明，政府在进行再就业培训没能真正把下岗人员吸引过来，因此，政府以后开展再就业培训时，应该注意宣传力度，尽量让大多数人知道进行的什么内容的培训。 政府的劳动就业培训部门和就业服务部门必须更新工作思想，积极主动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劳动择业的要求，健全和完善对下岗人员培训服务，而职业指导是再就业工程的金钥匙实习期间，笔者亲眼见到社区劳动保障社工帮十几位下岗职工联系到了各种岗位，姑且不论他们重获岗位后的工作态度，单看我们社工为其联系的方式，笔者总结出如下几条：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职工的再就业情况之中，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下岗职工，应采用不同的职业指导方法，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第一类是：下岗后能很快适应，感到下岗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对再就业要求比较高，希望能得到一份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这就应该给他们提出高要求，准确发现他们的优势并鼓励他们在新环境中锻炼自己，推荐又创造性的工作而且使其在原企业中无法发挥的新职业。第二类是：下岗后心理不平衡，带着情绪找工作，且时常抱怨，爱发牢骚。应给他们说的机会，实在的对待，引导其正视自己，了解人才劳务市场，帮助其学会考虑问题，推荐一份具体性的工作。 第三类是：家里有一些具体困难的，他们对工作选择不挑剔，只要离家近，不上夜班有休息日，能顾家就行。因此他们不难找工作，如保洁工，值班员，他们都能很快接受并干好。 第四类是：比较有传统观念的女性，他们经历比较坎坷，多数插过队，下过乡，素质较高，下岗后家里生活条件随之下降，他们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的自信已被多年的不顺磨掉了，应从其身上找到闪光点，让他自信起来，推荐独立负责的管理工作等。 以上四类是较常见的，还有许多更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解决。因此必须认真总结新经验，不断探索新路子，使再就业指导工作能对症下药，帮助下岗职工尽快找到新的岗位，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为此，笔者总结了如下几点：1、摸清下岗人员的就业和培训意向；2、通过对下岗人员抽样调查和根据劳动部门提供的就业培训信息，了解生源结构，掌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对市场为提高下岗失业人员乃至社会公民的整体就业能力，做是实实在在的努力，按市场需求调整方向；3、对市场需求进行统计分类，并做出预测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下岗学员的实际要求，设置符合市场需求，便于下岗人员短时间内熟练掌握技能的培训专业；4、立就业基地。由培训就业机构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用工条件不高的企业，建立就业援助基地，组织劳务输出；5、积极推行职业介绍代理人制度。 培训就业机构做实实在在的努力，可以提高下岗人员乃至社会公民的整体就业能力。 五、结束语总之，笔者以始版桥社区为此次研究的个案，充分认识到当前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事关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事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好下岗和再就业工作，关乎社会全局，意义重大。我们要全面贯彻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切实做到工作责任到位，政策落实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措施保证到位，努力开创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工作新局面。

21世纪的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人口素质”的内涵，早期人口学者张纯元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表达为“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此后，人口学者穆光宗认为人口素质，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可见，人口素质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客观条件和能力。从其外延方面看，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1988年学者陈剑提出“两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三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一、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的人口素质已有很大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立足“两要素”说，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身体素质较差

1.人口预期寿命不够长。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增加，男性与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随之逐渐增长（见表1）。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仅高出岁；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岁，高出岁。但是比加拿大的岁，低了岁；比日本的岁，低了岁（见表2）。

表1   部分年份全国分性别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中国人口》。

表2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2.婴儿死亡率较高。1990年后，中国婴儿死亡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年为38‰、2000年为33‰、2004年为26‰。与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相比，1990年中国低个千分点，2000年低个千分点，2004年低个千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04年比日本高23‰，比美国高‰，比澳大利亚高‰（见下页表3）。婴儿死亡率高，将会影响到人口的预期寿命，关系到社会整体人口的发展。

表3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婴儿死亡率单位：‰

3.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 500万，出生婴儿缺陷率约为％。推算出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缺陷儿出生。再加上出生后显现出缺陷的儿童，先天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4.残疾人比例不低。“中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万～1 800万人，白痴就有100万～200万人。”[1]中国残疾人数量庞大，且其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其中1987年，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残疾人口约5 164万。至2006年残疾人总数达8 296万人，占总人口的％ [2]。

（二）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1.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少。198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2000年达到年（见表4），2007年增长到年以上。而世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美国为年，韩国年，差距明显。

表4 2000年全国及部分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单位：年

同时，受教育程度城乡人口差异明显。“2005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年，比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3年左右，甚至一些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三至四年。”[3]

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2004年中国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中部地区为年，西部地区年，为最低。粗文盲率西部地区也最低。

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也难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虽然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 422人上升为3 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 039人上升为11 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 344人上升为33 961人，增长了45%。”[4]

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了23％，接近世界％以上的平均水平，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30％，其中美国达到了80%以上。

3.文盲半文盲率高。与建国初期相比，虽然中国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15～45岁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但是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然很高。1990年中国文盲人口18 003万，2000年下降到8 507万。文盲总数虽有下降，但基数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目前，发达国家文盲率为2％以下，欧洲国家约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仅为％。

二、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

目前，中国应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核心问题，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人口大国逐步转化为人才强国。

1.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出生缺陷干预的关键措施在于预防，必须按照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来实施干预。其中，一级预防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包括婚前检查、遗传咨询、选择最论文联盟http://佳的生育年龄、孕早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等；二级预防是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在孕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采取措施，以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指对出生缺陷的治疗。通过实施这些健康行为干预、营养素干预、疫苗干预、药物干预等技术手段，进行出生缺陷干预，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的。

2.推进人口早期教育，打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婴幼儿时期，既是人的智力开发的`奠基时期，又是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奠基时期。”[5] 早期教育是对婴幼儿进行的以开发大脑潜能为主要环节，以开展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致力于提高婴幼儿智能、加强其体能、健全其人格、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保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等几大范畴的学习活动，使婴幼儿在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诸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3.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增加教育投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为此，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2）优化教育结构，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继续抓好“两基”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力争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成人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3）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由于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内可以产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驱动力，对外可以产生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大限度地给人才以创新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