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总编辑辞职

《科幻世界》的“倒社风波”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2010年3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一条名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等论坛上。帖子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杂志社员工的口吻质疑社长兼总编辑李昶，称“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随时可能出现全体编辑集体辞职，中国科幻最后的一面旗帜将不复存在！”，并要求撤销李昶一切职务。2010年4月1日上午四川省科协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大用表示，四川省科协党组31日对《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集体要求撤销社长职务的事件做出阶段性处置，决定暂停李昶的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李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探究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空降的一把手，“不讨论”的总编辑公开信选择在社长兼总编辑李昶赴台湾公干期间发表。信中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一位业务素质高且能够带领科幻世界走出迷茫的新领导！”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酝酿时间长达两个月。去年年末，一次“封面事件”成为“倒社长”的导火索。一向以精美的原创科幻画作为封面的《科幻世界》，李昶却突然通知，用一张杂志在四川大学办讲座时的照片做封面。编辑们怀疑，这又是李由于“省钱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一张正常封面画的价格是2000元。 编辑们和一把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李昶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的提议怎么就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对。最终，这期杂志在进印刷厂前还是恢复惯例，封面换成了一幅展示“漫射粒子将光线散射到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科幻画。因为“害怕同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茶馆里举行的编辑会上，一个编辑愤怒地摔破了茶杯。他们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证实，这家杂志社内部仍有编辑对这种公开宣战的行为持观望态度，但大部分编辑表示，“公开信的内容属实”、“能够代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终选择去台湾时发表公开信？“他常常炫耀自己有后台，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机”，一个编辑告诉记者。公开信中罗列了李昶的7项所作所为，而“李昶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正是其中一条。编辑们心中对所谓“后台”的担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冬。当时，杂志社“老人”、总编辑秦莉被突然调走，李昶则未经公示即由《国防时报》调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幻世界》，他也成了第一个从未在这本特殊的小众杂志工作过就任职的“一把手”。 四川省科协的一位老干部对此很诧异：1998年李昶曾在科协下属的《四川科技报》任负责人，“因为在报社表现不佳才被调走，转了一圈，他竟然又有能量回到科协”。老读者们开始发觉这份杂志上有了“细微但刺眼”的改变。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地在封二放置“科学”栏目。因为编辑们相信，“只有多讲科学，硬科幻小说才能繁盛起来”。但就在2010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一栏）不写我写谁呢？”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科幻世界》每本的传阅率在4~6人”，保守估计，“20年里,全中国有亿人次读过这本杂志”。直到阅读种类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月发行量13万份的数字——然而比起2001年的发行最高峰，这已整整减少了28万份。来了“一个不懂行的社长”，并不是这家31岁的杂志社第一次经历困境。《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4个编辑苦撑。1990年，时任总编辑申请举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冲破了国内的舆论阻力后，这个瘦瘦的女人坐了7天7夜的火车，从中国赶赴荷兰，最终在海牙年会上击败波兰，获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从此，世界才知道，中国“居然”还有一本科幻杂志。在那样艰难的时期，编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笔会，见见作者。第二任总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里冻了一宿，却只接到了两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即便如此，4个编辑和七八个作者，“挤在招待所里也开了一场笔会”。1997年，《科幻世界》在北京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谭楷和后来接任总编的房间成了“科幻迷的会客厅”，经常是五六个科幻迷“聊到深夜，就挤一挤，睡在地板上，天亮前肚子饿了，把小冰箱洗劫一空”。2009年5月，科幻世界杂志社本该迎来30周年社庆，已经退休了的谭楷却“没听说社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连原本一年一度的笔会都搁浅了。这个66岁的老人焦虑万分，自己买了一个大蛋糕送到杂志社去。“当时我特别难受。拿得起，放不下啊。”他说。2009年5月《科幻世界》整个编辑部里安静得近乎沉闷。外界曾经怀疑，这是一场因薪酬待遇问题而“集体大爆发”的行动。但参与此事的一个编辑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表示“来到杂志社之后，节缩了部分编辑的编辑费和栏目撰稿费用，但同时增加了员工福利费用，包括节日奖金和年度绩效奖金，整体而言编辑收入比之前事实上略有上升”。“我们是因为理想才留在这本杂志，如果是因为薪水，我们早离开了。”一个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在杂志社做编辑后，“薪水立减一半，只有1800块”。在这里，几年不调工资也并不稀奇。 在熟悉他们的人看来，这些写科幻、编科幻的人，几乎都是些“不太物质的人”，“只要不是伤害这本杂志，一切都可以容忍”。2009年调查还在继续，没有人能预测最终结果。“如果李昶不离开怎么办？”有人问。“那我们就离开。”编辑们说，“毕竟，自由不是全无代价。”但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了。2001年，《科幻海洋》停刊；2003年，《梦想者》停刊；2004年，《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停刊；2005年，《幻想》停刊；2007年，《世界科幻博览》停刊；2008年，《幻想纵横》停刊……从2001年到2008年，国内至少有10本幻想类杂志停刊，死因大多“不详”，外界猜测多是由于“销量不佳和资金缺乏”。2013年《飞·奇幻世界》停刊。 如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仍在坚持，但却限于邮局订阅，“很多科幻迷甚至都没听说过”。《科幻世界》会成为这份“死亡名录”上的一行字吗？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一个在科幻梦想伴随下长大的读者，如今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我而言，《科幻世界》不仅是一份地方刊物，更是我和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这艰苦拼搏、冷漠现实的世界中，一处珍贵的梦想放飞之地。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但是……请把科幻留给科幻。”2010年9月26日上午，四川省科协纪委李大用书记来杂志社宣布了省科协党组于8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昶的处理决定：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2010年9月26日晚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四川省科协党组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

张延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81年考入《北京青年报》。他从编辑、部主任、编委、副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辑、社长一路走来，跨越了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1983年至1986年，连续两届当选北京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93年被团中央评为全国青年报“十佳记者”；2001年被《中国青年》杂志推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他精心“打磨”的《法警背起生病被告》，获得第11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经他策划和亲手建设的体现《北京青年报》观点的栏目“今日社评”，获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奖；由他构架的“新闻+副刊+产经”的都市报结构，被众多纸媒体广为采用。张延平长于报纸经营。1995年，他牵头策划推出了北青报的“广厦时代”、“汽车时代”、“电脑时代”三个周刊，把读者群扩大到这三个新兴产业，使《北京青年报》获得这三个领域在北京综合类纸媒体50%以上的份额的广告投放量。2003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实际收入突破9亿元，实现利润亿元，上缴国家各种税费2亿元。在2003年，北青报开始尝试资本运作，将广告、发行、印务并入北青传媒股份公司。2004年，北青报作为全国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成为中国内地报业直接上市的第一支股票，并控股改制后的北京儿童艺术剧团，张延平兼任董事长。北京儿艺改制后演出的魔幻童话剧《迷宫》，首轮上演18场，票房收入262万元，相关产品销售20多万元，创造了国内儿童剧市场的奇迹，被确定为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的典型。

2017年的12月，又一年到了尽头，新的一年还未来临，人间凛冬将至。而昨日一篇吸引了无数媒体人目光的报道，却让人唏嘘感叹―― 新媒体时代，传统纸媒正在经历的寒冬，竟比这天气还要凛冽 。 昨天下午，凤凰号媒通社发布的《北京青年报首次出现总编辑辞职  再好的纸媒都在经历人事阵痛》一文在媒体界引起了一片哗然，各方媒体人众说纷纭，纸媒的发展问题再一次走进公众视野，引发热议。 据12月4日下午新闻报道，澎湃新闻记者从北京青年报社内部人士处确认，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余海波现已辞去职务，即日起由常务副总编辑田科武主持工作。而此时距余海波接任张雅宾成为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尚不足5年。 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逐步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新媒体方兴未艾，而传统媒体日渐式微 ，传媒人士痛心疾首却束手无策。新媒体时代下，纸媒如何夹缝生存、纸媒是否会消失、纸媒的将来要何去何从是许多媒体人一直都在深思的问题。余海波的辞职将这些问题重新摆上了台面，其实早在去年京华时报宣布停刊时， 传统纸媒的发展问题已经相当明显，而纸媒困境避无可避 。 “百年京华”的口号一夕之间溃不成军，自2016年12月29日京华时报发布休刊公告起，“纸媒将死”的言论就开始甚嚣尘上，无独有偶，又一年的12月，又在相似的时间节点，余海波的辞职再一次让媒体人痛惜惊呼： 传媒领域迟迟走不出寒冬，纸媒发展或已步入“渐冻期” 。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的衰落有其必然性，但外力因素是仅仅是造成纸媒困境的推手之一，正如“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传媒界的雪崩不止因为外部的震荡，也因其内部推力―― 部分传统媒体存在明显的经营管理问题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各大行业纷纷“求新”“求变”，而纸媒的 转型意识薄弱，缺乏执行力，旧的形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新的面貌却尚未出现 ，如今纸媒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其自身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求变要如何变，转型要转向什么方向，许多传媒人士仍在摸索，不同的是有的已经着手革新，有的却还在犹豫观望。 就我个人而言，在当下，传媒行业的改革是必然的，这是时代的选择和趋势，媒体领域早已重新洗牌，有时候，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不失为一种生存手段。创新，个性化，闪光点，优质的内容，新的表现形式，独特的表达方式，这是 时代对媒体提出的新要求 ，如何去借势发展，还是要各凭本事。 传统媒体的冰河世纪已大面积来临，纸媒的“渐冻期”或许会很快结束，也或许会永远冰封。 作为过去一个时代的宠儿，纸媒的根基扎实，掌握着新媒体所缺乏的公信力，转型有其可操作性，但这需要时间。 怎样去做好深度报道，怎样去生产优质内容，怎样去挽留读者，这些都是媒体人该深思熟虑的问题 。改革或许困难重重，传媒人士仍需在摸索中前行。

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网球中心中央球场。

中国网球公开赛是一项在中国北京举行的职业网球巡回赛，2004年为赛事元年，最初为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女子网球联合会（WTA）的二级巡回赛；2009年，赛事全面升级为WTA皇冠明珠赛、ATP500赛，同期还举行ITF青少年赛。是国内唯一的男女合赛赛事，也是亚洲级别最高、奖金最多、参赛人数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男女综合性网球赛事。

赛徽中国网球公开赛赛徽评选委员会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二百多份设计作品中选出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徽。

赛事标志：

"我们非常高兴地推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徽。我们为此开展了一次广泛的征集活动，因为这个标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将表现网球运动的精神，还将表现出中国的特色。"时任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副主任张雅宾先生说。赛徽的设计据设计者讲囊括了多种含义，包括了中国水墨画，阴阳太极图，球网，网球的象征等等，非常复杂。还特意为这一LOGO设计好了六种可变颜色，可以配合不同底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