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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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色(原创)[摘 要] 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对凄凉的故事背景、氛围的营造,悲凉的人情关系的揭示和苍凉的人生感悟的描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审美和创作风格。本文探讨了张爱玲小说语言构成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方面的几个特点及其性格对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苍凉 奇喻 语言特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她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其小说的魅力,不只在于她以一支细致传神的笔精彩地描绘了殖民地香港和沦陷区上海独特的时代风情,也不只在于在她那个时代,她执着于自己的世界,抒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在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悲剧美。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令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可称出神入化,有诸多令人叫绝的奇喻、奇景、奇彩、奇情。以一个年青女子的柔婉作此入木三分、冷艳逼人的刻划,她的观察之细致,笔力之张扬,语言之放恣,且不论作品是否在超级发挥上达到了大师水准,奇秀精当四字形容她无疑是相宜的。大致说来,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在运用中构成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用词新鲜、独特,好用“苍凉的手势”构成奇情奇景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中,张爱玲的小说堪称一绝。她的小说仿佛是一树的繁花异果,又似刚刚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词语新鲜而独特,令人爱不释手。(1) 意象对应营造故事氛围《金锁记》的开头说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陈旧而迷糊,然后接着说三十年前的故事,使读者的想象回到梦一般的三十年前的时光里去,很有效果。好像一部影片的开头,以音响或画面来传达故事的气氛一样,真是不同凡响。(2) 对“凉”字的偏爱张爱玲的小说里,“凉”字用得特别多。如“苍凉的手势”、“悲凉的风”、“冰凉的感觉”等等。她的故事大都有着“苍凉”、“悲凉”的意味,读起来自有一种忧郁感,但并不沉重,是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怨,一种很美、很舒服的感觉。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写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倾城之恋》开头第二段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结尾也是这样,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娘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这场旷世恋情。张爱玲用词新鲜、独特,一层一层刻划出了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柳原和白流苏。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好一个辽阔浩荡的境界!这是个被毁灭了的、虚伪的世界,所以流苏也只能“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真是笑里藏刀,读来不由得从内心升起一股寒意,可满心的是欢喜。张爱玲的用词就是这样处处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且又细水长流。张爱玲写流苏搬进新房子那段,“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指头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这阴郁而强烈的感情,充满了悲凉的气氛,也处处缀上了张爱玲那飞扬的、任性的且勃勃生气的个性。张爱玲借她笔下的人物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段中国历史,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一节乱世的情爱,一个经典的故事,带有些许落寞的、渴望毁灭旧事物的梦幻,我们分明看到了张爱玲自己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的乱世情结。正如胡兰成评张爱玲:“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会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像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已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恋。自恋是伤感的,执著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音说道:‘看哪,主人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诚如她文中的人物和语言。”《倾城之恋》里,人生成了警句。柳原说得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烛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张爱玲就是喜欢用“苍凉”、“悲凉”、“荒凉”、“悲壮”这些词儿来形容人生。她深知家常的中国,懂得平凡生命的乐趣,咂摸到它的滋味,能亭受生活,也“在享用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的贵族气与平民化的交融,是她的个性使然,她亦用这种独特新鲜的语言来阐释着她的爱恨,她似乎不革命的,但笔下却是人性的、有灵魂的小人物的家常生活,她的小说有血有肉,是冷静的,充满了智慧和逼人的冷艳。唯其如此,人性才有了永恒的韵味,有了一种家长里短的真实感。张爱玲的语言之所以有特别的魅力,是因为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的能亭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的“苍凉”了。二、 比喻的感觉化及暗示化张爱玲的小说有诸多令人叫绝的奇喻,处处显出精雕细刻,如同画出,无论是活力氤氲还是意趣蕴藉,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和不尽的回味。(1) 感觉化的比喻在描写战争来了,柳原和流苏逃难那一节里,作者写道:“流弹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张爱玲的比喻真是巧妙,就象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参与导演一出绝妙的好戏,看戏和作戏的人,都沉静在大自然的音响效果中,画面辽阔、壮观、热闹,还有一种即将被毁灭的绝望与彻肤彻骨的巨痛,叫人感受着这份痛,根源却又无从说起,说不出。这就是张爱玲用奇喻的高明之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她的比喻生动、形象,构成方式为外物感觉化。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导演着,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奇情奇景,她用自然景物衬托了人物的心灵空间,让人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如“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做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啦哗啦的响。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吸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张爱玲的论事论物,处处皆有这样的回春妙语,她的比喻奇妙、精当,令人回味无穷,可见其观察力之细致。张爱玲以这种心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的,因而也能真实且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2) 暗示化的比喻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经济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得非常深入。这真是神来之笔,自然灵动。这种奇喻的效果比机智的议论更为出奇制胜,“金锁”锁住的不自由处境却偏以白鸽来作喻,且那么贴切、形象、突兀而自然、传神,仿佛信手拈来,这就令人不得不承认作家天才的存在了。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用喻及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钱钟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水风景喻情,他们在用喻方面与张爱玲一样巧用心思,但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不似张爱玲用喻气势宏大。张爱玲的用喻表现为明显的暗示化。曹七巧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折磨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这种暗示化的比喻由于作者深切的怜悯,也唤起了读者的怜悯。张爱玲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轻描淡写地呵出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仅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而且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这段描写:“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这些暗示化的比喻,组合成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精华。张爱玲的奇喻在她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触处生辉,一方面是观察的力,一方面是表现的力,因此大大丰富了她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如:“有人虽遇见怎样的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这些比喻真是俏皮、冷静,张爱玲的奇喻在机智的方面有些近似钱钟书,但内藏的“美丽而苍凉”的意味、情状和个性却更加突出。这种暗示化的奇喻加描写浑然一体,有时候真达到了如夏志清先生所形容的程度:“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张爱玲就象一位出色的指挥家,把美的效果引向极至,谢幕了,观众还走不出被导入优美的旋律中那种感觉,令人痴迷,而陶醉其中。这真是大手笔,里面布满了智慧和陷井,而落入的人却是不忍舍去。《金锁记》中曹七巧自己爱情幻灭、心态扭曲,遂不惜将仇恨转嫁于儿女及其情爱、婚事上,力必坏之而后快。儿子长白成了她烟榻畔的牺牲品、驯服工具,女儿长安在婚事历劫万难可望成功之际,却不料她的母亲摆下“鸿门宴”,邀其男友来,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提到长安吸鸦片烟自小成瘾云云,令长安的男友童世舫听得由“吃了一惊”到“不由得变了色”。这一段的描写如:“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突然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一句写尽家长制上长白们的懦弱以及七巧们的淫威。而一场用心不可思议的奸诈歹毒破坏后,写到女儿长安出场:“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不仅仅在语气上一气呵成,有无懈可击的结构美,而且在悲剧的诗化上边,用心良苦,给人以余音袅袅的震荡与不尽的低徊。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中,把小说用喻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唯张爱玲了。三、 语言色彩鲜明、景色奇特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色彩绚烂鲜明,景色奇特,如《倾城之恋》中讲流苏到旅馆去,写“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是写色彩极好的。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这段色彩的描写,更衬出了女主人公的阴郁、悲凉的心境。“外面是暖的,心里头是彻头彻尾的凉了。”“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这种参差对照的色彩,有如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老的中国。这种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的语言色彩,极富有创造性和结构美。抽象、冷艳、华丽。而图案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的颜色寄以宗教般的虔诚,更加凸显了她的个性化语言。张爱玲真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的高手。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她的色彩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痛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张爱玲的大俗大雅,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她的色彩都是有生命的音符,已到了一个境界了。她对大红大绿演化出的一种张扬的美,有似中国式的西洋画,特别有引人的力量。读她的小说,滋味醇厚,像花雕的醇而香。所以她懂得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就是可以把色彩描绘得极漂亮的人。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新派小说家写人物的衣着色彩往往粗针大线,只求达意,一半因为不感兴趣,一半也因为不精通。张爱玲在这上面却是决不肯将就马虎,她得的是《红楼梦》的真传,力求细致准确,而她的服装和色彩搭配知识给了她本钱。她告诉苏青:对于她,一件考究的衣服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衣服和色彩对于她是小规模的创造,是尽情的游戏,是生活的艺术,是艺术的生活,于众人,那是她个性、气质、心境的流露,是她希望制造的效果。所以她用奇装异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贴身的环境,用大红大绿为生命搭配了力的延续。张爱玲在《“张看”——张爱玲自谈集》里写道:“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如’,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却乐此不疲。直到现在,我仍然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确实,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欢悦,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漂亮,她的小说语言也是如此。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青中肯地对她作了评价:“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的小说,给人以色彩斑澜的印象、生动不已的感触。她的语言是有情有味的文字组合,并且有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带着三四十年代上海和香港的文化烙印以及人情世情,在絮絮道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举重若轻,有时,又似乎不经意地点出,皆成妙语。她满篇俏丽、机智、漂亮的语言,可以看出她身上民族的、民间的文化素质颇深。张爱玲自身及其文学语言的价值,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的、苍凉的内涵。她用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构成这一切,好比她最爱用的词汇,“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它给人一种回味,一种启发。张爱玲留给了我们融汇古今语言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我们无疑会从中获得一些深远的启迪。[参考文献][1]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445.[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173.[3] 向弓.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5.127.[4] 胡兰成.评张爱玲.向弓.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5.138.[5]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408.[6] 张叹凤.张爱玲的奇喻和“伟大的瞬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283.
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张爱玲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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