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美团骑手做论文报告

因为他想体验外卖人员的辛苦，想知道外卖人员是怎样挣钱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做研究一定得付出自己的心血和精力，以及对专业的贡献和研究，还有牺牲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得结合自己送外卖的经验进行具体分析。

因为他认为做外卖挣钱多，而且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婆和孩子。

一则“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的北大博士后已将论文发表”的消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这位北大的博士后在2018年花费了5个半月的时间送外卖，并根据自己送外卖期间的心得以及对平台和劳动者的观察，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论文。

该北大博士后的论文的研究主题还源于他的好奇心，在确定论文主题时，博士后有过这样的思考：成千上万的骑手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是怎样做到秩序井然的？于是北大的这位博士后以资本是如何管控劳动者，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资本为核心，发表了一篇关于外卖平台的论文。

为了让自己的论文能够写得下去，博士后选择送外卖，只有切实的来到外卖平台，才能够清楚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平台的内部机制和劳动者的反应会告诉这位博士后一切。

面对镜头时，博士后提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外卖骑手来到大学门口给学生们送外卖，平台根据路程的长远以及骑手的平均时间制定了相应的时间限制，超过这个时间，平台即可判定这位骑手超时，随即扣除骑手相应的佣金。

渐渐的有些骑手发现，大学设立了不同的门，他们从北门进入便可缩短自己的派送时间，而平台方也立即根据骑手的平均派送时长对平台之前规定的时间限制进行相应的调节，强制性的约束骑手只能从北门派送。平台对骑手派送时间的压榨，便是平台管控劳动者的一种方法。

而这些内幕只有身为骑手才能够明确，北大的这位博士后为了写好自己的论文，亲自尝试送外卖5个半月，也足以证明他的坚持和毅力。

这是对论文的一种负责，所以论文才是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北大博士后可能学习很厉害，但是在职场上人际交往却不怎么样。所以才会选择做外卖骑手这种不用勾心斗角的工作。

做研究不仅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和财力。有很多研究都是因为资金不够而不得不终止，是非常可惜的，做研究的人都很不容易。

我个人觉得之所以北大博士后会做半年的外卖骑手，很可能也是出于生活所迫，毕竟我觉得现在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一位外卖小哥惊爆全网。

某热门视频中，一位饿了么外卖小哥在视频中用流利的英语和老外谈笑风生。

网友纷纷发出感叹：现在送外卖，门槛已经这么高了吗？

对此，外卖小哥本人也进行了回应：

他之前做过老师，现在是客户经理。在疫情期间失业了，所以只好靠送外卖为生；现在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依然兼职送外卖。

对于这次上热搜，小哥表示：“外卖小哥这个群体藏龙卧虎，各种技能的高人都有，我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份子。”

你或许看到过这样一则消息。

之前有数据爆出：“在中国，有7万研究生正在送外卖。”

美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中显示：疫情下，确实有了更多比例的高学历加入了这样体力性质的工作中。

这样的现象很快引发了网友的反思：没有瞧不起外卖小哥的意思，但是这么多高学历的跑去送外卖，到底是我们辜负了文凭，还是文凭辜负了我们？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考上好大学，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很多名企的招聘中，也默认只招收985、211的学生。“名校生”这个光环一戴上，众人就自动对他们有了很高的期待。

高学历的人去做低学历也能做的工作，似乎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对学历的辜负，是社会的悲哀。

而现实中，又有大批高学历群体，在这样的期待下面临着就业的困境。

智联招聘发布的《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全国约有59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需要在市场化机构就业，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下降，求职的需求却上升了。

在2020年，有的硕士毕业生被定义为“就业困难户”。

各社交平台上，不少高学历失业的应届生在书写他们的辛酸史。

“高学历找不到工作是怎样一种体验”，这样的问题大量出现在知乎上，并获得千万的浏览。

在这个问题下面上千个真情实感的回答里，每个人有不同的境遇，但最终的迷茫和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获得文凭的意义是什么？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工作？”

“求职前信心满满，求职后挫败万分。”

高中的时候，老师家长都告诉我们：“考上好大学一切都好了。”

是什么让这句话成为一场？

1、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慢慢变成一种大众教育

老师家长，其实已经离“毕业找工作”这件事很久远了。他们向我们灌输的底层逻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当代就业现状。

在父母那一辈，也许一个大学生牌子就已经很值钱。一个“海归”的名号，就已经是“人才”的有力背书。

但现在的学历正在以逐年上升的速度“膨胀”。

对比1977年恢复高考后逐年的高考录取率，2019年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已经变为，共有820万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就读。

而短短时间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增加了40w+。

在18年前的10年间，留学回国人数扩大到了10倍以上。2020年海归回国人数陡增到了80万。

企业对学历设置门槛，更多是为了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

因为在高考中获得更高分数的人，大概率上代表着更高的智商、学习能力、自我驱动性和抗压能力。

以前考上好大学是很难的，所以入选的人大概率也是高素质+高学历的人；而现在进入高校、留学的门槛更低，和以前获得相同学历的人，并不一定具备相等的自身素质。

2、价值取向趋向单一化

其实在这些知乎问题下那么多讲述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研究生，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他们只是不愿意将就。

薪资太低？不去。

公司不够知名？不去。

那要去什么地方？

从某英国G5毕业的学妹就曾剖析过自己：

而一位国内硕士即将毕业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还有同样毕业于985的小郑，从小她就是邻居家的小孩，没想到“现在邻居家那个二本子搞了IT，工资是我的好几倍。”

“很怕回家，被那些大人当成读书无用的典型教材。”

有时候，这样的枷锁并非是名校生们自愿戴上的。

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在趋向于单一化。

似乎高学历的人，就应该从事高薪且社会地位高的工作。

在今年高考录取时，就有一名学霸女孩，因为报考北大考古系被网友劝说：“这么好的成绩，千万不要从事考古这样的清贫专业，报经管、计算机这样好就业的专业多好。”

之前央视举办的选秀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中，一位选手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发表过6篇SCI，连续三年拿国奖，跑来参加唱跳比赛。

结果杨幂和甄子丹都表示：很心痛。

在评委们看来：多少人想进清华都没有机会，潘超明明可以在学术上为社会有更多的贡献，但他却浪费了自己的学历。

甄子丹甚至直接说：“你对不起好多人了。”

之前一位复旦金融硕士在博文里，写下自己对名校光环的思考：

一位同学热爱摄影，但既然在名校都读了金融硕士，按道理就该去做光鲜亮丽的投行精英，做自己热爱的摄影事业，不误正道，也是对不起家里人。

名校有时反而会成为枷锁，让你没有勇气打开人生的另一扇门。

因为这意味着你将要舍弃更多的机会成本。

对于这样的现象，北大毕业的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就发过微博吐槽：“念了北大，就不能当一个废物了吗？”

3、不到求职那一刻，永远不知道就业到底有多“卷”。

习惯做“别人家孩子”的高学历们，也习惯了从外界获得正面的评价。

校招对于他们来说像又一次选拔，将这批学历相同的人划分出又一个三六九等。

没有进入大厂获得高薪的人，是被落选淘汰的。

大量应届生涌向热门行业，而又因为行业里的二八效应，不知不觉成为了“卷”的一员。

一定要去大厂、名企这样的想法，驱使名校生们削尖了脑袋涌向头部企业竞争。但行业里80%的资源永远集中在20%，甚至更少比例的企业手里。

这个赛道越来越拥挤。

在社交网站上吐槽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名校生，大部分大学光阴都没有白白度过。

这些名校生，确实非常优秀，但依然“卷”不过别人。

比如我的朋友W，手握5份500强相关实习，求职岗位明确，毕业于某211本科+海外硕士，最后去面试某世界名企核心岗位，发现强中更有强中手，不管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实习经历，还是自认为不错的学历，都被竞争对手完全碾压。

而即使你已经优秀到了无能为力的程度，企业也有很多不会对外公开的潜规则，导致最终录用的那个人不是你。

比如企业认为你能力太强，不会长期待在该岗位，不稳定；

比如企业就是想招男性；

比如企业就是想要招本地户口，或者只对某几个学校专业的人青睐；

这些潜规则，通常都不会写在招聘信息上；而未毕业的学生则总是保持着比较单一的线性逻辑思维：我够优秀，就能够获得大厂offer；我没有获得大厂offer，就是我不够优秀。因此开始怀疑人生。

一方面是越来越激烈的岗位竞争，一方面是学生永远无法拉平的就业认知。

那些让人艳羡的高薪岗位，逐渐成为了很多名校生也无法伸手摘到的水中月。

1.打开思路，从眼前着手

有越来越多的名校生在报考公务员。

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慢就业”，继续升学，或者gap。

这都是他们逃离就业内卷的方式。

结果报考公务员岗位飞涨，考研大军进一步膨胀，连以往那些被大家拿来保底的海外学校，今年申请都异常艰难。

可以说是从一种卷，逃到了另一种卷里。

于是硕士生去送外卖，北大高材生去做房产中介。

办公室的白领996也买不起房，滴滴司机可能每个月坐收好几套房租。

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传统的“好工作”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也提供了更具有多样性的工作机会。

在就业这条路上，要想找到出路，就应该更打开思维，放下身段，从眼前出发。

就业的正确答案，不应该是只有年薪几十万的大厂或者铁饭碗。

当你的人生价值只指向这样狭窄的方向，那么能力和目标无法匹配的挫败就会让你非常迷茫与痛苦。

2.认清就业现状，管理好自己的求职期待值

从事一份职业，到底是为了获得外界主流价值观的认可，还是也应该期待从中获得一些内在的价值和成就感？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场景，就是主人公开在一条堵车严重的道路上，从白天等到了黑夜，也寸步难行。

最后他选择了换一条路，却发现前方的道路豁然开朗。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朋友，阅读前劳烦您动动手指关注本人账号，公众号、微博与头条账号同名，谢谢！】 我在12月21日发表的《电商是中国消费躺平与内卷的罪魁祸首》一文中提及，电商平台通过拓展期的大量补贴、先期的高收益等不当竞争手段来拓展市场，达到一定规模、掌握话语权后逐步取消补贴、降低平台参与者收益，客观上降低了社会收入水平，是制造消费躺平的重要因素。事实上，野蛮生长的电商极其背后的资本，在利用大众对新生事物的宽容及政府对新生行业的支持，在成为上市公司、登上富豪榜的同时，不仅制造了消费的躺平与内卷，还掠夺了小商户、快递员、骑手等依赖电商平台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辛劳收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目前，我们较大规模的电商有网络购物、直播、微商、拼团、外卖、网络货运与城运等平台。如果我们进一步更深入地对淘宝、拼多多等网络购物平台快递员，美团、饿了么等网络外卖平台的骑手，货拉拉、快狗等网络城市货运平台的司机的收入进行研究（电商平台对小商户的压榨另文研究），会惊讶地发现几个个颠覆我们印象的电商行业秘密。 第一、电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普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1、外卖骑手群体近三年收入比社平工资低40%左右。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美团骑手外卖就业报告》显示， 2018年美团平台骑手总数为到323万人，35%的骑手月收入小于3000元，61%在4000-8000元之间，超过8000元的有4%。按分段收入中位数加权推算，美团骑手的月平均收入为4720元，比同年社平工资低。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骑手总数达到399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当年的骑手月收入低于3000元，为3000-5000元，为5000-8000元，高于8000元。按分段收入中位数加权推算，美团骑手的月平均收入为4262元，比同年社平工资低。差距大幅度扩大。 《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中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即使受疫情影响，仍有的骑手月收入在4000-8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按分段收入中位数加权推算，美团骑手的月平均收入为4316元。比同年社平工资低，差距进一步扩大。 2、三年来快递员群体收入与社平工资的差距从低10%左右扩大到低40%左右。 由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与苏宁易购联合发布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2018年快递员群体总数量已经达到300万，平均工资在6200元左右，比当年社平工资低。 依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 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3000-4000元占，4000-5000元占，2000-3000元占。按分段收入中位数加权推算，2019年快递员的月平均收入为4358元，比当年社平工资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21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上一年）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2020年快递员平均月收入为4859 元，比当年社平工资低。 3、城运平台司机群体收入与社平工资的差距从高左右扩大到低36%左右。 2021年11月29日《车主指南》发布货拉拉司机收入调查显示，超过70%的货拉拉司机每月营收在6000元以下，货拉拉司机平均月收入仅5040元。 据我们在头条和抖音平台对121位在货拉拉平台从业超过3年的司机调查，2018-2020年的平均收入为：2018年7107元，2019年6292元，2020年5136元。2020年这个5136元的收入与《车主指南》调查的收入5040元比较接近，说明调查结果可信赖度还是比较高的。从调查收入看，货运司机群体收入从三年前比社平工资高左右，到2020年营收入大幅下降，反而比社平工资低。 据受调查的司机反映，收入下降的原因，一是平台提成和VIP客户售价每年都在增加，二是油价一直在上涨。三是平台抢单数量因为城运市场规模跟不上平台司机规模的增长一直在下降。四是平台远距离大单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第二、电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与电商、社平工资增长趋势相反 在电商规模迅速扩大、社平工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电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反而逐年下降，成为有消费需求但严重缺乏消费能力的主要群体。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2018年6868元，2019年7542元，2020年8115元。2020年比2018年增加了，年均增长。 据统计，全国2018年电商成交额为万亿元，2019年增加到万亿元，2020年发展到万亿元，2020年比2018年增长，年均增长。 但这三年来，城运司机的收入下降了，年均下降15%；快递员收入下降了，年均下降；骑手收入下降了，年均下降。城运司机的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是因为叠加了油价上涨的因素。 第三、电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劳动所得，比我们看到的数字更令人揪心 依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我国快递从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长约为个小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向楠2018年7月对北京地区外卖骑手的调查：“调研结果显示，84%的外卖员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只有14%的外卖员每天工作8小时。北京市外卖员平均工作小时。 华东师范大学吕宣如，2018年3月-11月对上海地区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调查，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较多集中在8-12小时，平均在10小时以上。 2019年7月-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团队对武汉的快递员和外卖员所做的调查，快递和骑手的工作时间集中在8-12小时，全月无休。以10小时占比最高。 大家通过以上调查应该可以发现，服务于电商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平均的日工作时长都在10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是10X7小时辛苦工作，月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合法用工时间的75%。如果计算这部分加班工资，服务于电商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平均时薪，大约只有社平时薪的34%，低于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折合的时薪。 在高劳动时长的同时，这批人普遍没有社保，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中的快递、骑手和司机，又比一般的工作岗位更为危险。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社会最辛苦的劳动人群，却只能拿到这个社会最低的劳动报酬，还无法享受这个社会的福利救助体系。 第四、为什么电商赚得盆满钵满，助力电商发展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却越来越低？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为什么电商飞速增长，电商背后的资本挣得盆满钵满，电商生态圈中的灵活就业人员却不仅享受不到电商行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反而收入越来越少呢？ 一是因为，国内所有的电商模式，发展初期都采取了对平台参与者（卖方）和平台客户（买方）提供大量补贴和优惠价格的竞争策略，一方面用高收入来吸引参与者比如淘宝的小商户、美团的小商户和骑手、滴滴和货拉拉的司机入驻平台，另一方面用低价来吸引平台用户，从而推动平台规模的迅猛扩张。当平台达到一定的规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后，平台就会逐步退出补贴政策，通过收入分成、购买VIP等方式逐步降低平台小商户、司机、骑手的收益，仅保留低价策略来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平台参与者一方的收入逐步降低甚至亏损。但因平台处于市场优势地位、控制了垄断程度的市场份额，卖方一旦因收益降低退出平台就面临失业的窘境而无奈被动接受现实。二是因为，这几年宏观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发展艰难，很少新增就业岗位，小微企业又大量破产，破产的创业者、失业者、新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在平台夸张的广告引诱下涌入这些电商平台。有的发现收入落差大而转行，有的看到就业艰难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委曲求全。根据某联招聘的数据，外卖骑手离职率达到了50%，3个月内离职的人更是达到了70%，快递员的离职率也在30%左右，三个月的离职率达到42%。既然送外卖送快递这么赚钱，为啥离职率还这么高呢？所以啊，涉及电商行业的月入万元的广告看上去很美，实际上遥不可及，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招聘信息所蒙。 三是因为，在其他国家，各行业的劳动者都有行业公会介入与资方集体商谈工资，但国内这些电商这类新兴行业的就业人员，既没有官方工会撑腰，也没有其他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几千万个像沙粒一样的从业人员，自然无法左右资本的盘剥。 四是因为，电商平台利用劳动法和社保法律法规的漏洞，规避了与这几千万从业者的劳动合同关系，让这群劳动者无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据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测算，因准入门槛较低，电子商务相关行业吸纳了大量创业失败的小微企业投资者、倒闭、萎缩企业的失业人员和新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全国电商从业人员2017年约4250万人，2018年达4700万人，2019年超过5100万人。加上快递人员，2020年电商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依托电商的快递从业人员将近6000万人，在全国2亿个体（自由职业者）中占了近三分之一。 这一群数量庞大的劳动群体的收入，事实上都处于逐年减少、与全国平均收入逐年增长的趋势背离的状态，电商的的确确是中国消费躺平与内卷的罪魁祸首。 明年我们的主要政策是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高度关注服务于电商平台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与经济发展趋势背离的严重问题，要迅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约束电商平台，合理分配电商发展红利，切实保护电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同步增长，把这部分社会底层群体的收入切实提高了，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

这位北大博士叫陈龙，他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做骑手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 他的调查围绕着一个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为什么呢？

一、北大博士后的头衔

北大博士后的头衔让陈龙做的这场调查引起了很广泛关注，但其实大家关注的重点是：高学历选择做骑手算不算国家资源的浪费？我个人感觉是不算，因为高学历的人仍然是具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性，选择做什么职业是人家的自由，其次，越是高的学历就越会明白人生的幸福取决了自己的感觉，所以选择高薪的，不如选择自己开心的，最后，高学历的人追求与普通人不同，看的世界更加宽广，选择也会越广泛。

二、为了研究送外卖

这位北大博士为了做研究选择的办法特别实在也特别实用，那就是做数据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觉得这种为了数据实事求是，敢于深入生活的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有多少人会为了一组真实的数据亲自去做这份工作呢？为了研究送外卖也算体验了生活，也把数据拿到手了。

三、劳动者如何反抗资本

从陈龙的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出，骑手其实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完成更多的单数，系统则是在想办法提升骑手的效率，让骑手无法通过“挂单”来拖延时间，要求骑手必须按时到店。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测着，都被分析着，包括劳动者的行为模式也被分析着，互联网在想尽一切办法压榨劳动者的每一分利益，而劳动者也在通过各种漏洞来保证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