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美学论文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刘勰著《文心雕龙・知音》里写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意为练习一千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一千柄剑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识别剑器。引申开来就是要学会一种技艺,不是容易的事,做个鉴赏家,也要多观察实物。这里提到了中国文化代表里的两种:音乐和宝剑,笔者在此文中主要陈述一下中国宝剑文化的代表――龙泉宝剑。 一、龙泉宝剑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宝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为什么名剑出自龙泉,让我们来看看龙泉的自然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这一切与地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离开了气候和风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手工艺。浙江龙泉是浙南地区一个有着山的浑厚与水的轻灵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凭借着地处古老瓯江源头的优势而四季葱绿。瓯江缆“奇峰、幽谷、流泉、密林、飞瀑”于一域。上游溪水清醇甘滋、纤细淡雅而又幽静地卧在“一折青山一扇屏”的秀丽的山麓绿丛下,两岸是片片山峦拱绿耸翠、蓊郁莽莽。 宝剑是中国古代兵器之一,属于“短兵”,素有“百刃之君”的美称。战争是古代各个诸侯贵族对外掠夺、对内镇压进行争夺地盘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各个诸侯对武器的开发与改进就格外的重视。这时期兵器的进步,是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商代青铜冶炼业的发达已经制作出了很短的青铜古剑,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群战争势,为了强壮兵力和保护自己,各诸侯王竭力搜寻天下名匠铸造利剑。铸剑名匠欧冶子奉楚王之命铸剑,寻至浙江龙泉秦溪山麓,见此地山麓古木参天、湖水甘寒清冽,湖边有七口井,排列恰似天空北斗星座,水好利于淬火能增强剑的刚度,正是铸剑的好地方。龙泉山境内有丰蕴的铸剑材料铁英,还有一种名叫"亮石"的磨石,在这种石头上磨制出来的宝剑,寒光闪闪。正是由于这里具备了铸造宝剑的三大必备条件――铁英、寒泉、亮石,欧冶子遂于此定居铸剑。造出了以“坚韧锋利、刚柔并寓、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四大特色名誉天下的龙渊剑。至唐代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以泉代渊,此后龙渊改为龙泉,龙泉就成了名剑的代名词。 二、宝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承载和演变 作为早已失去实际功用的冷兵器,龙泉宝剑为何在今天仍受重视,并于2006年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它独特的锻造技艺外,还有就是它其中蕴涵着弥久历新的中华剑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匠人、文人和武士在制剑、佩剑和舞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道独特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发展,宝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演变。 在中国远古时期,夏代的先民们熟练地掌握青铜冶炼技术,能铸造出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器物,青铜铸剑也自然产生了。至东周青铜铸剑技术在不断探索逐渐进步之中,制作宝剑的型制规范开始产生。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宝剑制作的大小、长短、并不同等级人士的佩带规矩。青铜剑质硬而脆,剑身过长则易折断,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博物馆里陈列的青铜剑长均不过二尺,最段的只有一尺。在西周初期的车战组合中,剑的地位并不重要,主要用于自卫或肉搏。春秋之后,因为步兵的兴起,剑作为一种武器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吴越地区,因水道纵横,车行不便,而使剑的步兵却能发挥出很大威力,所以铸剑水平远高于中原诸国。战国时,随着车战的式微,宝剑作为一种步兵武器受到更大的重视,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提高剑的威力,铁剑自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原因是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大致始于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因此,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冶炼技术先进,铁剑开始大兴。首创将铁锻炼成钢的揉钢技术:用纯铁渗碳后对折,多层叠打。剑峰淬火而剑脊不淬火,不断冶炼、锻打、淬火,颇似揉面,使铁百炼成钢。战国后期,秦国已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剑身也增长至三尺左右,故谓“三尺剑”亦即宝剑的另一称呼。秦国因着新型战争武器铁剑的大量使用故兵力增强扫灭六国,剑取天下,统一了中国。由此可见,宝剑在政治上的突出贡献。 剑乃短兵之祖,近博之器,剑多佩有鞘,型美身轻,便于携带,多被用做防身之器。被古人视作身份、智慧和勇武的象征,名士贵族剑不离身。但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个人不可随心所欲地佩剑,东周时期佩剑制度还是比较严格,从剑的尺寸长度和剑具形式材质上能直接反映出等级。据唐代徐坚等纂《初学记・武部・剑》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汉代,剑术精备,文人武士皆喜欢斗剑,以示兼备之才。舞剑是伴随着古代士兵对外征战而兴起的,战斗之余,为了放松精神,负责宣传鼓动的士兵持剑在手,兴奋地跳将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即兴或滑稽表演,有时扮成敌我双方,以打败和擒获敌人而告终。成语典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证实了古代剑术在政治谋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西汉时期的骑兵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由于马速度快,宝剑在战争中的推刺功能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大刀的劈砍功能十分适用,于是在西汉时期,出现了环柄的长刀取代了宝剑在战场上的作用。自东汉以后,宝剑在战场上被淘汰已成定局,但佩带宝剑的风气未变。宝剑抛开充当开疆拓土的利器角色以后,逐渐演化成了百姓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宝剑逐渐由“兵器”演变成“礼器”,剑的用途开始趋向于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唐开始,佛道、神仙、妖魔、鬼怪等说盛行,宝剑演变为居家镇宅避邪之器,作为法器或象征物而存在,家悬一剑,以为祥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宝剑上止武从礼的文明烙印。宋代市井文化昌盛,社会富裕,街头频现舞剑、耍剑之绝技,发展出套路样式的剑术表演技艺,影响至今在当代武术剑式中颇见渊源,而今天的剑舞则更多地成为一种仪式和传统文化的展示。至明代,在各派武学基础之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为后世剑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清代,乃剑术集大成时期,将历代剑术予以总结,根据不同的练法形成不同的剑法,可谓博大精深。 剑经常出现于古诗词中,如三国时,曹植就有“美玉生磬石、宝剑出龙渊”的诗句。宋代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豪情。古人讲求文武兼备,所谓琴心剑胆。琴心指对音乐内涵的颖悟与理解,而剑胆则是对英雄精神的诠释,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强悍与勇武。唐代诗人李白有“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之句,说明唐朝的士兵和民间的文人雅士都是普遍崇尚龙泉宝剑。“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自是他剑侠形象的写照。可以说,宝剑已不单为战斗和防身的工具,而且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文人雅士多将剑与风雅之物相论,原本作为凶器的剑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成为高洁情操、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别具一格的文化象征,宝剑的光芒和它所映射出的灿烂文化内涵,将永远闪烁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 三、龙泉宝剑的工艺与艺术特色、 我国历史上名剑辈出,宝剑之所以选择龙泉作为它自己的故乡,延续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使龙泉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不但是因为浙江龙泉的地理风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它宝贵的工艺特色。 唐朝诗人郭震任通泉尉时,武则天召见他,要看他写的文章,他呈上歌颂龙泉的《宝剑篇》。全诗如下:“?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光,错镂金环映日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龙泉宝剑的艺术特色。 当代龙泉宝剑仍然沿袭传统手工工艺制作,传统工艺是龙泉宝剑艺术的根。龙泉宝剑的传统工艺凝聚了历史上铸剑名师的心血和智慧。当代龙泉宝剑自重新拾取传统工艺制作方法以来,并未因当今科技的发达而采用现代化的制作手段,而是把传统制作手法作为宝剑的灵魂和制作传承的血脉。龙泉宝剑在充分尊重传统制作的基础上,汲取现代优良的工艺,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在剑身制作上仍然采用千锤百炼的手工热锻、冷锻方法,加上更为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在对剑鞘的加工和雕刻上,也是采用手工制作,宝剑形成成品的过程有30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没有留下机器的痕迹。 当代龙泉宝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数代铸匠名师的刻苦钻研,至今依然在产品质量上保持了传统龙泉宝剑的四大显著特点,就是坚韧锋利、刚柔相济、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宝剑斩铜如泥,1978年,在我国工艺美术界两次全国性集会上,龙泉宝剑的制作艺人曾当众表演。用一把龙泉宝剑,毫不费力地将叠在一起的六个铜板劈成两片,而剑刃不卷。如将一把轻型宝剑沿着人体腰部弯曲,卷成一个圆圈,松开后宝剑恢复挺直如故。古代的龙泉宝剑用生铁铸造,现在则用中碳钢铸造,加之淬火工艺恰到好处,使宝剑剑身柔韧而又弹性,以至达到刚柔并济的工艺特色。把数种不同的铁熔化复合,再反复千锤百炼般折叠锻打,在不断地折叠锻打中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因为各种铁的含碳量不一,最后落在剑刃上的颜色也就深浅不一,显出了自2500年前的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著名的艺术特色――花纹钢。加上用龙泉境内特有的宝剑打磨制作用磨石。在这种亮石上磨制出来的宝剑,从各个角度看过去都显得流光异彩、寒光逼人。龙泉宝剑全靠手工锻制,一堆铁英、一眼泉水,用打坯、热锻、铲、锉、镂花、嵌光、淬、磨、刻、装潢等几十道工艺程序千锤百炼、百炼而成钢…… 一柄柄渗透着寒光与灵气的宝剑就这样在龙泉铸匠师鬼斧神工的磨砺下横空出鞘。若是七星宝剑,在剑身上还刻有七星图案。在剑身上刻花,这也是龙泉剑的一项绝技。工匠们用一把钢凿在宽不盈寸的剑身上直接刻凿,刻好后浇上铜水,经铲平加磨,七星图案就自然地留在了剑身上。再配以世界稀有的当地特产花梨木做剑鞘和剑柄,不必加漆而显古色古香,越用越亮, 使宝剑从剑质到外观相得益彰,蜚声国内外。 四、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当代龙泉宝剑 龙泉宝剑的外观工艺处理至今仍是一项引以为荣的技术。其中包括宝剑的表面处理,分为乌黑亮泽的防锈层与宝剑表面如流水之波浪的暗花纹;和金属的摺叠技术,这种技术巧妙地克服了同时保持刀剑硬度和柔韧度的矛盾,使龙泉宝剑呈现刚柔并济的特色,该技术沿用至今。 从古到今龙泉宝剑都有着极大的国际影响力。从世界范围看, 剑的种类较多,大体可分两大剑系:一是欧美剑系,我们称其西洋剑。二是亚洲剑系,其又可细分为几个门类,如中国剑、印度剑、阿拉伯剑、马来剑和日本剑。其中中国龙泉宝剑在亚洲剑系中已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但是龙泉宝剑在大众老百姓心目中的认识度还不高,另外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不同的师傅却使用相同的配件、研磨与表面处理功夫没有大的突破、仿造之风未见改善、配件粗糙,不注意细节,给人印象是精致不够。所以目前除了要做好龙泉宝剑这一品牌,大力进行文化宣传,促进民族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竭力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艺术品位。展现当代亚洲顶尖艺术精品水平,丰富我国民族手工制造业,开辟精品艺术市场,促进国际剑文化交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传承和延续的。随着新世纪我国人口流动性加大、社会经济发展和都市化趋势加快,都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走入公众眼中,让更多的人们都来认识和保护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项技艺是靠家族个人传承和宝剑工厂群体技术工人的传承。大部分是来自龙泉本地的手艺传承人,比如长期从事刀剑锻造的名匠陈阿金、沈新培、周正武;2009年2月创办龙泉剑村刀剑研究所的胡小军;率先利用网络营销并取得成功的龙泉宝剑厂厂长张胜叶等等。 近现代浙江龙泉宝剑,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发展的主旋律。面对当前世界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膨胀的情况下,应用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来创新商品。以文化的高附加值商品来提高我国的文化事业和经济,进一步推广传统艺术教育。宝剑工艺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龙泉宝剑在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的十八般冷兵器当中,却只有宝剑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流传至今,它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艺术的长河中历久不衰,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蕴涵着中国人侠义文化的理想气质,并代表着社会中正义崇高的价值判断,符合了中国历代文人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和文化精神的想象。悠久的历史、神奇的传说、四射的寒光和锐利的锋芒,流传至今的龙泉宝剑仍然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

南京理工大学 08级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080151**** ***一、 火箭筒的发展历史火箭筒是一种发射火箭弹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和摧毁工事等目标。早在1598年，中国明朝人赵世帧就曾发明过一种叫“火箭溜”的火箭发射装置，它可赋予火箭一定的射向和射角，堪称是现代军用火箭发射装置的原始雏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出现在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大量使用坦克。给美、英、苏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军队以巨大威胁，各国都大力研制便携式的步兵反坦克武器。1942年春天，在美国的阿伯拉丁实验场上，反坦克枪榴弹的发射试验即将开始，这时，两个青年军官带着他们自己研制的另一种反坦克武器，悄悄来到试验场的一侧。当一辆配合枪榴弹试验的坦克靶车返回时，这两个青年军官瞄准靶车射击，随着“咝……轰”的声响，第一发击中目标，接着第二发也准确命中。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在场观看榴弹试验的将校们大为愕然，一齐把视线转向这两个年轻人。其中，负责美国地面部队武器发展工作的陆军少将巴尼斯，接过青年人手中的武器打了一发，命中目标。参谋人员也接踵而上，直到把所有的火箭弹打光为止。这种反坦克武器的意外出现，使为发展坦克武器而焦虑的巴巴斯将军喜出望外，当场其立即投入小批量生产，并迅速装备部队。而那两位青年军官则更是欣喜若狂，他们没料到，在经历了长期冷遇后，他们的梦想竟会如此奇迹般地得以实现。这种新型武器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坦克火箭筒，这两个青年军官就是它的发明人，陆军上校斯克纳和他的助手中尉厄尔。二、 火箭筒的构成火箭筒由发射筒和火筒弹两部分组成，发射筒上装有瞄准具和击发机构。射击时，火箭弹飞行，火箭弹后部多半装有稳定尾翼，弹头多为穿甲弹或破甲弹。火箭筒的有效射程一般为100—400米。三、 现代国产火箭筒的性能特点（以PF98式120毫米反坦克火箭为例）现火箭筒的主要特点是：1．质量小、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造价低，易于大量生产和装备；2．弹道低伸、射击精度较高；3．射速高，火力猛，杀伤效果大；4．能在有限空间内使用，适于城镇巷战，也能在碉堡、掩体以及野战工事内使用；5．可减小发射痕迹，战场生存能力较强。（PF98式120毫米反坦克火箭）火控系统完备，能适应多种天候作战。在营用和连用反坦克火箭上分别配有简易火控系统和光学瞄准镜，并均可安装微光瞄准镜，供昼夜使用。多种弹药配置，使用范围广泛。营用和连用反坦克火箭均可根据不同战术用途发射破甲弹和多用途弹。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重量轻，机动性强。结构设计充分体现人机功效，在战斗状态时，三脚架部位刚好位于武器重心，使筒身发射前射击平稳，减小了人为据筒造成的晃动。在武器的重心部位设计了便于转移阵地的提手。在发射筒的内侧上方安装有象限仪座，方便射手检查筒身是否水平。筒身为玻璃钢缠绕的空心圆筒，不仅重量轻，而且隔热耐温，可重复使用。性能先进，使用安全。与国外同类武器相比，无论是有效射程还是破甲厚度，都是相当可观的。如法国的“达特120”、德国的“铁拳3”在不装火控系统的情况下，有效射程分别是350米和300米，而PF98可达400米；在破甲能力方面，也只有瑞典的“卡尔M3”等少数产品超过800毫米，但它们的战斗部直径都大于120毫米。另外，PF98式在筒身前后安装有前后护帽，可保护射手免于烧伤；在闭锁装置上安装了闭锁插销，可在大射角射击时防止火箭弹滑出。四、 火箭筒的发展趋1．重点发展大威力反坦克火箭筒自80年代中期以来，装甲防护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为了与之相抗衡，各国十分重视发展大威力反坦克火箭筒。所采取的主要技术途径有：优化破甲战斗部结构；开发串联空心装药战斗部；开发高爆穿甲弹等。2．大力发展多功能弹药开发多功能单兵弹药是80年代以来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多功能弹药是一种在一发弹上同时具有爆炸、爆破和穿甲功能的弹药，它能根据目标性质，自动选择最佳毁伤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属性。如美国SMAW83mm火箭筒配用的MK118式高爆火箭弹，利用自动辨别目标物质密度的引爆装置，遇到硬目标能瞬时起爆，遇到软目标能延迟到目标内部起爆。美国AAI公司研制的反坦克杀伤两用火箭弹，内含钨合金箭形穿甲弹，已成为美国SMAW－D式83mm火箭筒的新型主用弹药。3．采用遥感自控技术开发智能火箭筒法国研制的阿帕杰克斯自主式反坦克武器，是阿皮拉斯112mm火箭筒与探测／火控系统的综合体。它能识别目标类型，能自动搜寻、捕捉和摧毁目标，预计2000年左右装备部队。4．应用光、机、电综合技术，提高对运动目标的命中率火箭筒配上简易光电火控系统以提高首发命中率或引入制导技术开发高精度弹药，也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美国的SMAW83mm火箭筒，配用一种有计算机辅助装置的激光测距仪，在250m射程上首发命中率达100％，在400m射程上达80％。以色列前哨81mm火箭筒采用了目标锁定技术，发射之后，火箭弹沿着瞄准线飞行，弹道平直，在500m射程上，标准偏差只有0．13×0．13,m。

题目定了吗，需要写多少iz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