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叙事手法的研究论文

《尘埃落定》不是余华的作品， 而是阿来的作品 。《尘埃落定 》在叙事艺术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凸显了其与生活同构的叙事特征：,一、日常化、生活化的小说语言,二、与“生活共舞”的叙述姿态,三、“生活流”式的小说结构《尘埃落定》在叙述方式上多半是继承藏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这种以民间故事为主体的叙述模式的根本点就是让人物在矛盾冲突的旋涡中采取行动，显现自己的性格特点，以故事情节为径，把人物的行动及其由此形成的社会事件作为中轴线。它重视故事性，以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连贯性为特点，阿来以此为基点创作，即使穿插引进其它叙述方法也不脱离此规则。《尘埃落定》里面虽然采用了一些其它组合手法，但一直注重故事情节的连惯性，以情节诱人，以故事感人，达到了让读者流泪的效果。阿来虽然受西方新颖叙述潮，诸如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手法、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冲击，又深受“第二母语”即汉语叙述传统的熏陶，然而仍执着追求叙述的“本土化”、“母体化”的传统。

文/药草园/贝尔格莱德之神 摘要 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是一座大山。阿来作为一个具备汉藏文化背景的双重身份的寻根作家，以真实而虚构的历史题材成为其文本书写的一大特色。在解读阿来《尘埃落定》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阿来独特的文本书写和历史文化视角，去一窥藏族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并以此为基础探索阿来的艺术文本根植于藏文化的渊源。 关键词：尘埃落定；历史叙事；寻根；人物视角；人性 前言 阿来虽然在1994年真正动笔的前十年里就已经开始收集素材构思创作，为写藏区生活准备资料，但《尘埃落定》在“新历史小说”热潮之时出版，使得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部新历史小说。站在新历史角度上，《尘埃落定》凸显部分真实历史，同时从民间视角表现边缘人物的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去呈现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注重根据地域文化背景，从强烈的“真实自我”出发，通过“我”的叙述者形象叙述故事来还原历史，重点描绘边缘历史中日常化的事件，有一定的“野史”意味。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事实能够通过叙事揭示，阿来则怀疑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认为文字具有虚构性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追求着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试图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进行拆解和颠覆。[1]一、叙事交融——新历史与传统历史叙事的分割边缘 相对十七年历史小说题材的真实性而言,《尘埃落定》所讲述的土司家族的故事是阿来的虚构的。[2]这也是阿来小说被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对历史的“虚构”，并不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主要目的，是反传统的历史小说。但仅仅因为《尘埃落定》出版在“新历史小说热潮”点上和自身虚构性上，就判定它是新历史小说，是失之于草率的。[3]这不仅在于他的写作意愿起于1985年历史小说风起云涌之时，也在于对纯粹虚构故事的新历史小说而言，《尘埃落定》是最具真实性的[2]。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阿来的记忆、叙述和各种著述当中。其中蕴含着川西藏区神秘的藏族风情、神秘的土司制度和神秘的“傻子”。比如关于食品、服饰、建筑风格的描写，藏族土司的来历、骨头划分的等级制度、宗教分布情况、内部社会分工及其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重要而真实的历史因素，阿来说过这些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的，但其内的家族故事则是完全虚构的。 小说主要人物“傻子”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与作者文化因素重合的背景上，两者都是汉藏混血儿，也长期生活在土司社会中。“傻子”作为作者所覆盖的主要视角，在这样重合的背景下，使故事具备了先天真实的文化空间，蕴藉着作者在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因此阿来以饱含诗意的笔触描绘出马尔康藏区土司制度的繁荣及没落过程，本就镌刻着深沉而真实的历史文化意蕴。 与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尘埃落定》固然偏离了“正史”，但它仍有十七年历史小说的革命色彩，按照历史发展进程穿插着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予了小说大框架的真实性。如“白色汉人”、“红色汉人”、“婴粟”与“梅毒”四点正史的边沿投影。李谫博认为“若要说‘正史’是这个故事中一道既淡又远的背景,毋宁说是‘尘埃’中最细小的几粒‘尘埃’。”[2]但笔者无法苟同这种说法，这如同认为“月亮只有玉盘般大小”，本质是错误的看法。正史之所以是正史，就在于它是历史整体中的庞然大物，在行进的过程中牵动着边缘历史。虽然阿来在文本书写中刻意淡化了正史的存在，更多地审视着藏民族的历史，使正史在小人物的对话和书信中一笔带过。但正史却成为《尘埃落定》里藏民族历史变迁的无形推手，如麦其土司靠着黄特派员带来的国民党军火妥妥地收复了被汪波土司占领的寨子；麦琪家种下罂粟种子大发其财，进一步揭露、激化了土司间的矛盾，加快了土司制度的灭亡；土司们沾惹上民国时期泛滥的梅毒，迎接着绝子绝孙的终亡预兆；红白汉人的战争则成为土司制度必然走到历史尽头的证明。 正史的存在使等级森严的土司专制制度由辉煌走向失落，一方面“四点投影”最后从侧面展现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历史走向。正史的历史走向无疑推动了马尔康藏区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发生，阿来正是通过正史带来的现代化浪潮，预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和旧时代的逝去与消亡。它可以是隐藏的，但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 阿来的文本抒写综合两个时代的叙事特征，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写作束缚，创造了开放性的历史小说，具备“新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但该文本写作的筹备又是在“新历史”之前开始的，与十七年历史文学藕断丝连，没有彻底脱离。使得文本对历史的叙事呈现撕裂、融合的特征，使历史在真实与幻想之中巧妙结合，形成独属于阿来的一大文本书写特色。二、叙事根源——寻根思潮与藏文化结合的历史视角 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时代的背景密不可分。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着传统文化断裂的现象。对民族文化全面否定加上长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民族文化遭遇毁灭性打击，险些消亡。为了重新发掘出民族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随着寻根文学思潮逐渐兴起，一些作家思维不断发散，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寻根作品也应运而生，阿来的小说便是地域文学的创作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尘埃落定》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还原了一定真实的历史，但对历史的“还原”并不是阿来的主要目的，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意识才是阿来要做的，阿来说自己在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民间文学的影响，使文本表现出鲜明民间色彩。1985年准备写作时，正是寻根文学热潮开启时，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挖掘。“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的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4]。 阿来作为一位汉藏混血儿，长期生活在古老的化石般的藏族村落里，同期接受着汉文化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对自身民族文化归属的撕裂感。《尘埃落定》中有一句话贯穿着小说的始终，那就是“傻子”的问话:“我是谁”“我在哪里”的现代性追问。[5]当种子落入土壤就已经开始了生长，尽管它忘记自己对成熟过敏。正是这一点使得小说成为与众不同的历史叙事文本，这也是阿来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追问，他不仅是在小说里探索土司制度的衰亡与逐渐瓦解的过程，更是在探索作为民族一部分的藏人生存的状态。这是阿来写作的真实动机。徐新建指出，大部分寻根作家作为汉族用汉语书写汉族生活，虽标榜是“寻根”，仍然是“我手写我心”[3]；阿来作为汉藏混血的作家，对“藏族生活经历”的写作还得探索如何用汉语来展现，其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阿来也因此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马上就投入寻根文学创作的时代热潮中，而是经过十年探索之旅的文化积淀一步步挖掘民族史，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形成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学风格。在阿来的文本创作中，与汉族母亲的汉语对话以及二少爷作为土司儿子的藏族生活是交错穿插在历史文本之中的；身为“白色汉人”的黄特派员亲自来处理麦其家与汪波家的冲突。阿来正是通过这些汉人与藏人的接触，以及“我”的汉藏混血儿的身份，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使内地读者有了一丝关系自身历史的亲切感、熟悉感，得以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切入藏族的历史视角，目睹了藏民族由前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汉人历史身影和藏族历史文化，两种不同寻根叙事视角的结合，这正是阿来对自身民族历史的审视方式：他将自身文化背景的矛盾与融合所创造的独特性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将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书中人物文化身份重合，结合所处时代的叙事，呈现出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书写方式。三、塔罗解读——三种人物视角叙事下的历史构筑 神秘主义者会告诉你塔罗是神明赐予人间的预言之书，塔罗心理分析流派的学者则认为塔罗牌是一种解读的工具，也是对潜意识的探知，而潜意识拥有编写文本的能力。用塔罗来解读文本叙事，就是对作者潜意识探知的一种方式。塔罗专家巴特利特认为塔罗是一种古老通用的符号语言，代表着事件或事物的原型，来自于人类某种共同的经验。[9]作为解读的工具，它有其普遍性和适应性，可以运用到历史的叙事当中，为解读《尘埃落定》的叙事提供全新视角。在最近几年具备塔罗元素的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作家袁野的《诡秘之主》。袁野说他看过阿来的小说，正是阿来文本中对历史叙事的虚实神秘、撕裂交融之感启发了他对《诡秘之主》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在碎片化和无序化的意象当中加入现实的历史因素，产生巨大的撕裂，给人以荒诞和神秘。《尘埃落定》本身实际并无塔罗元素，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史诗性和神秘性的重合，这一点恰好是可以用塔罗去解读或诠释。 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看似愚蠢的“愚者”是一切故事的开始；提灯的隐者在经过热忱和繁华后，忍受着孤寂追随真理之灯的指引，一方面也为读者和愚者指引前路，正应了“返璞归真”的老话；而“世界”则是旅途的终点，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以塔罗元素为根基之一的《诡秘之主》很清晰地传达了大部分塔罗流派认同的一个意象——愚者就是世界本身。但是在‘诡秘’的文本中，“世界”格尔曼说“亚当给了我人性”，进而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背刺”了“愚者”克莱恩；隐者的作用则是在愚者前进的过程中，点明并见证故事的主要脉络，这两点在‘尘’的文本中都有体现。在‘诡’的文本中，通过隐者嘉德丽雅这一条并不明显的线路展开神秘女王贝尔纳黛和黑皇帝罗塞尔的接触过程，一步一步点明未来道路，打开神秘世界真实面目的大门，并在这一过程中，愚者逐渐接近世界的冷静，世界逐渐接近愚者的疯狂。 对于《尘埃落定》和《诡秘之主》这样史诗般的小说而言，必然存在多种叙事视角对历史进行构筑，‘诡秘’的文本由塔罗牌核心原型二十二张大阿卡娜中的愚者、隐者和世界三张牌构成故事最基础的联系。在‘尘埃’的历史文本中，阿来则使用了三种人物视角互补的方法。既以“我”这个傻子（愚者）为聚焦视角，参与并见证历史的发展进程；以翁波意西（隐者）为隐藏视角，在智者般的预言中穿透历史的迷雾，说出“我”想说的话，有了更多思辨色彩，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对事情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为读者点明事物的本质；最后是阿来（世界）作为作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历史，代入傻子的文化身份上，审视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愚者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愚者；阿来既是傻子，傻子亦是阿来。说到底，只不过是愚者非愚，傻子非傻罢了。不管是“诡秘”还是“尘埃”，其描写都是一段关于愚者的传说。换而言之既是：一位傻子的旅程。 如果说文本里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是在用言语点明历史，那么“傻子”就是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跟随历史，屡屡审时度势，通过装傻来化险为夷，正如翁波意西所言“二少爷是个聪明人”。虽然作者覆盖书中人物，塑造了一个“我”是傻子的形象认知。但笔者研究后认为这可不是傻子，非但不傻，还很机智，机智到能让大部分人都感觉他很傻。他或许正是预见到了“土司”的王国将要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化作尘埃，才会从一开始就装傻充楞。不但巧妙地避开了王位之争，还适时崭露头角，建立起繁荣的北方边贸集市，跟上时代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用言语话术让茸贡土司将女儿嫁给了他，为脱离家族争取足够的本钱。最后提前站队，招收黄师爷，虽然文本里没有明说，但“红白汉人”进藏的事实或许印证了他对于国共争夺藏区的推测；尽管他到底站错了队，但无论最终是红色汉人还是白色汉人取得了胜利，作为藏区“土司”王国覆灭后最后的土司，在国家初步安定发展的情况下，都必然要对他进行笼络和利用。所以说，至少他的一生是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谋略规划，假如不是误打误撞运气使然，那么其心计城府就很深了。文本里土司们一个个志比天高各自斗得不亦乐乎，但除了“傻子”，其他人就像蚂蚁争窝一样可笑。 某种意义上看，翁波意西的话是对的。用塔罗牌的话语来说，如果被割掉舌头的翁波意西是在黑暗中追求真理、观察历史、点明智慧的“隐者”；那么傻子少爷就是预见命运并敢于付出行动的“愚者”，他是一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傻子”，一位暗中指引命运道标、执掌“好运”的藏地之王。他以充满寓意的语言预示未来，打破时空的限制，以超越常人的眼光和思维通晓这片土司大地的过去和未来。但在作者全知全能视角的覆盖下，能够预见未来并付出行动的二少爷实际走在历史悬崖边上，因为他既不属于未来，也不属于过去。作为最后一位高贵的土司，他完全可以避免被仇人击杀，只要说出心里想的那一句“酒真香”，甚至有很多机会反杀土司家的仇人。或许正是预见了历史，他才会没有动手，而是在最后关头用“无知的傲慢”刺激“仇人”，用自己“最后一位土司”的身份宣告土司制度和旧社会的消亡；在时代浪潮中，打开了藏民族尘封已久的古老心灵和精神痕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阿来给傻子定下的命运，是世界为获得“人性”对愚者的背刺，是阿来为了成全自身文化身份，将傻子引导向死亡。“傻子”的死亡成为阿来解放自己文化认同、解放旧时代最后枷锁的钥匙。究竟是时代为傻子倾倒，还是傻子终被时代的命运浪潮吞没，或者是两者皆有。他不是作者文本所表现的时代幸运儿，而是一个在命运的预知中得知必然的灭亡来临前，在平静中疯狂挣扎的可怜虫。“傻子”和翁波意西作为书中的人物，在作者文化低语下，看透了历史的黑暗迷雾，可以看作是隐含的作家本人。尤其是“傻子”在发挥完作为展现历史、推动历史的工具的作用后，被作者用死亡榨干了最后的价值，作为阿来的一个文化身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一点也非常符合‘诡秘’文本结尾所说的塔罗式预言：世界醒，愚者归。傻子的死亡对于他本身和阿来而言，是必须从美梦中苏醒的结果。这也是傻子作为历史中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必然的归宿，成为尘埃般的灵光沉睡在大地中。随着他的死亡，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真实的历史、虚构的叙述。有句话几乎成了阿来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基本动机：“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6]这句话准确地表现在“傻子”和翁波意西身上，阿来以作者身份覆盖书中角色视角，将自身与书中人物结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历史的观察者直接参与其中，融入自身的思考，表达出自身对于藏族土司历史的独具特色的文本解读，使这部小说完成了个人对历史的阐释。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因此被推翻，历史成为其自由发挥的空间。四、人性叙事——人性在历史中的构建 在大部分历史文本中，人性作为宏观中的微观而存在。然而对人性的叙述也是历史构建的一部分，历史就是对人性的体味。在《尘埃落定》的文本中，中的“傻子”就是麦琪土司醉酒后和汉族女人生下来的孩子，汉族土司太太也因此得以摆脱妓女身份成为土司太太，但她训斥“傻子”的善良，用酷刑惩罚和曾经的她同等身份的“贱骨头”。当“傻子”与侍女桑吉卓玛结合后，土司太太为自己的十三岁的傻儿子感到开心，却顺手给十八岁的侍女一道响亮的耳光。土司太太把侍女看作是当年的自己，认为她和自己都有一样的小心思，既想要献出贞洁凭借麦琪家使自己上位，这样的逾越之举侵犯了她作为土司太太的权威。 麦琪家的大少爷以前非常疼爱他这个脑子不聪明的弟弟，在弟弟开枪打断沉迷鱼水之欢的父亲时，主动替弟弟担了责任——挨了父亲的一扇耳光。但当他发现傻子可能是在装傻，甚至后来傻子所作所为威胁到他土司继承者地位的时候，他对傻子的态度便发生了很大的负面变化，用各种机会给他傻子弟弟添堵。当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下任麦琪土司的时候，便又恢复了往常的那种对傻子的疼爱。老麦琪在亲自处理自己大儿子的后事时，按理说应该是悲痛万分，可他却在失去继承人后重新焕发荣光，感觉自己可以再活五百年。这也是这部作品给人的震撼之处——权力的光环能够让人迷失人性。 历史的荒唐在此刻尽情展露，土司太太在对权力话语权的疯狂争取的同时也体现着对傻瓜儿子的怜爱。老麦琪之所以消沉，就在于他对权力的看重和在“罂粟花战争”胜利后对大儿子逐渐从他夺走权力之事的无可奈何。就连“我”这个傻子也无法摆脱权力的影响，“我”不满卓玛与银匠曲扎的暗中恋情，觉得歌曲不是卓玛为“我”唱的，结果叫卓玛从快乐唱歌唱到哭泣流泪，而“我”也感受到了王者权力的美好。七层之高的官寨仿佛用权力牢牢地套住了所有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权力的牢笼之中。 麦琪家的大少爷可以为了权力产生去动杀害自己弟弟的念头；老麦琪可以为了自己看中的手下的美丽妻子找人杀了自己的手下；茸贡女土司可以为了利益不认女儿。土司们也因为权力，为了雄霸一方而疯狂种植罂粟花。面对权力的诱惑，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了权力的野兽。权力之下的人性在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越是工于权力心计，就越会被始料不及的情况搞乱全盘计划，除非能够像“傻子”这般超越人类。 文本中的人物虽然常常工于权力和心计，但人性有两面，同时也有正面的、积极的人性存在。如这些土司虽然专制、霸道，却毫不怯懦，不怕被人复仇报复。多吉罗布兄弟，作为复仇者，更宁可光明正大地向仇人复仇，而不是秘密杀戮。桑吉卓玛一度想勾搭上土司家，表现得无比顺从，可她同时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热烈而赤诚！最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翁波意西，也是不畏权贵、不惧割舌，偏要道出历史的真相。他们都体现藏民族精神中豪迈粗犷、爱憎分明的英雄气质。 总之，这些文本人物展现的人性，体现了一个民族转型时期的历史中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阿来笔下的血肉和灵魂，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结语 事实的历史是精准的，历史的叙事是模糊的。小说《尘埃落定》历史叙事视野相当广阔，但又是狭窄的。从狭义角度讲，阿来的叙事集中在个人史和民族史这两条黎曼空集相交平行线上，既展现了以“傻子”为叙事主人公的传奇个人史，同时以“我”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又以许多支线带领读者探寻神秘的四川马尔康藏区，探寻它的风俗、美景、语言、历史，展现了一个历史时期浪漫的藏民族文化风情，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衰。从广义的历史叙事视角来讲，它还包括多种角度和位置对事物的观察，如艺术的角度、诗性的叙事、景观叙事、隐藏叙事、超现实叙事等，人性的表现同样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它的叙事特征和方法是多样的，这是作者对历史印象表现的叙事，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叙事特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息息相关，它既融合、杂糅了各种时代的叙事特征，也处于某些时代叙事特征的分割边缘。

《尘埃落定》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时它更是一部着重于人性思考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寓言。作品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其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飘浮落定。以下从几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行文的优点与特色： 一、个人视角的历史在新历史主义观点看来,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商榷的,历史是根据人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的。历史的书写和解释都无法摆脱主体自身的历史性。“过去不是客观的,而是表现性的,过去具有文学文本那样的表现性。历史主义者将过去作为叙述来理解,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叙述过去。对历史主义者而言,过去构成了意义的诸多可能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要‘发现’事实,而且还要批判性地解释和检查一下一个社会构筑其记录、档案和各种历史的途径。”在传统的历史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是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先知者姿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而在《尘埃落定》中,作者颠覆了这一传统,通过一个傻子的叙述视角,以一种冷漠的旁观者的态度,描述了发生在西藏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历史波澜,书写了藏民族分支“嘉绒”部族末代土司时期的历史记忆。在《尘埃落定》的个人历史叙述中,土司制度是一个情节枢纽或叙事重心,诠释着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内涵。小说的主人公“傻子”是一个旁观者,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见证了历史。他看待问题的办法与众不同,与他“聪明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名言是:该怎样干就怎样干。他并不知道什么历史规律或是社会动向,只是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随着历史的前进,土司生活的那片土地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外来的事物在渐渐地走进这一神秘的高原。当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之风开始影响到“四土”这片封闭的土地时,土司们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制度也发生动摇了,他们的权力面临着挑战。作为末代土司麦其家的二少爷,“傻子”并不像他那缺乏智慧的哥哥一样,想靠旧式的武力征服来成为最高的统治者。他在边界上开办了市场,让土司和百姓们来做生意,打破了很多土司“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又在黄师爷的建议下,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使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了市场的人是我”。正是因为这个傻子才使麦其土司变得空前强大和富有,而傻子也被大家奉若至宝,被称为是有“傻子聪明”的人。汉人黄师爷认为,傻子已经不是生活在土司时代了。红色汉人也认为他是个有新脑子的人,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然而当红色汉人打败白色汉人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呼之欲出,土司制度也无法逃脱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傻子似乎很明白这一点,他逃不开这一宿命。因此他选择被报仇的人杀死。他的死亡,标志着土司制度最终走向了毁灭。《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傻子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作者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了一个末代土司的历史,在读者看惯了大历史的轰轰烈烈后,奉上了小历史的精致细腻,让我们在倒流的时光中细细品味历史的深邃。二、历史的虚构叙事海登·怀特曾经这样评价书写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制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对于《尘埃落定》,阿来曾这样陈诉他的创作手法:“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在这部小说中,充斥着藏文化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和神奇意味,在现实的陈诉中有着一种魔幻的感觉。在第二章《心房上的花》中,傻子以一种淡然的超脱描述了父亲如何与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幽会。傻子虽然未必如此深入观察,却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将这一过程描述得绘声绘色,在一种虚幻中透出异样的真实:“从官寨的窗口望出去,罂粟在地里繁盛得不可思议。这些在我们土司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是那么热烈,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疯狂。”而“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用罂粟来象征男女之间的情欲,让人联想到这一关系的热烈与邪恶,以及在这种关系背后隐藏的血腥。在《尘埃落定》中,在藏地这个充满神奇传说的国度里,披上附魂紫衣可以增加杀手的勇气;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为了罂粟花各自聚集神巫,互显神力,傻子差点丧命;央宗生下了满身乌黑的死孩子;傻子坐在屋里地毯的花朵上看到妻子塔娜与哥哥旦真贡布的“偷情”;被割掉舌头的书记官重新说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了藏文化人神魔交织的奇异,在现实的叙述中增加了奇幻的成分。《尘埃落定》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按照“我”的视角规定,它是在不断地转换,而且不是按照逻辑规律从限制视角向全能视角转换,既可以叙述“我”不在场的事情和景象,又可以叙述“我”死亡之后的事情和景象。比如,进入到父亲心里来描写其心理活动:“他感到一阵几乎是绝望的痛楚,仿佛看到珍贵种子四散开去,在别人的土地上开出了无边无际的花朵。”“土司看到自己心里的痛楚,显现在傻瓜儿子的脸上,就像父子两个是一个身体。”傻子在被仇人杀死后,看见“我身子正在慢慢地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干燥的,正在升高;而被血打湿的那个部分正在往下陷落。”傻子看到了自己灵魂出窍,多少有些蹊跷,却平添了一种灵异的色彩。三、隐喻化的理想追求伊格尔顿曾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提到:“语言倾向于在其想表现自己最有说服力之时泄露它自己的虚构性与任意性。‘文学’是此种暧昧在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领域。”而在作品中采用这种隐喻性的修辞手法,似乎是作家们的偏好,尤其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而对于小说家们采取这种方式的深层原因,伊格尔顿这样进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不像其他各种话语那么人,因为它们隐含地承认自己的修辞身份,及承认它们所说的并不同于它们所做的,承认它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乃是通过种种比喻结构(figurative structure)而来的,而这些比喻结构则使得这些知识变得暧昧与不定。人们可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反讽的。”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使用了一系列的隐喻来象征着人们的追求,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进行一种对人生的反讽和思考,但是在更深意义上而言,他是为了一种理想的追求。在阿来的笔下,历史被一次次地拆分重构,他不仅仅是为了解构历史,而是表现自己的理想诉求。正如米歇尔·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历史学不应是形式,而是某种能自我调节的人的意识旨从人自身的各种生存状态的最深层认识自我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历史学应该是既是一种持久的、从不间断的心智的努力同时又是充满活力的、最终能消除一切界限的运动过程。”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描写,在对那片土地上的野蛮和落后进行批驳和讽刺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对理想人性和人类最佳生存状态的向往和憧憬,在他的叙述中,对历史有着哲理性的拷问,使历史呈现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土司在参观傻子的边境市场的时候,对妓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妓院里的妓女在让那些土司们享受到快感的同时,也将梅毒传播到了土司们的身上。土司们在回到自己的领地后,他们的身体开始在梅毒的侵蚀下腐烂。作者对此有着一段不动声色,冷静得近乎残酷的描写: “他们认为是这个镇子使他们的身体有病,并且腐烂。谁见过人活着就开始腐烂?过去,人都是死去后,灵魂离开之后才开始腐烂的,但现在,他们还活着,身体就开始从用来传宗接代,也用来使自己快乐的那个地方开始腐烂了。我问过书记官,这个镇子是不是真该被诅咒。他的回答是,并不是所有到过这个镇子的人身体都腐烂了。他说,跟这个镇子不般配的人才会腐烂。前僧人,现在的书记官翁波意西说,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在这里,作者似乎有意将土司们的身体隐喻为旧的制度,他们的灵魂一并随着这不合时宜的土司制度开始腐烂。当他们无法传宗接代,也就意味着延续了多年的土司制度将走向尽头。土司的血缘承续性被外来的东西所打破。旧的东西一旦腐烂、衰亡,新的东西必将取而代之。更新和替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历史就在不断的更新替代中完成自己的前进。这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不断向上力量的一种体现,而在每一种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随之建立的后面,都隐藏着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对自身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向往。历史的进步,从本质上而言,是人类对理想不懈追求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是符合人性的需求的。人们始终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不断地付诸行动。这或许就是《尘埃落定》的主旨:人如尘埃,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落定之处。四、结语阿来曾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汲取营养。”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描绘了那个时代的藏族文化和土司的兴亡。阿来将傻子作为一个切入点,选取西藏作为小说的背景,在一种怀旧的历史叙事中完成了傻子这一人物的“自我造型”。这一造型“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the cultural system of meaning)支配,靠着管制从抽象潜能到具体历史象征物的交流互变,创造出了特定时代的个人。”通过傻子这样一个叙述者的选取,小说《尘埃落定》展示了历史的偶然、荒谬与神秘;是对历史必然性的颠覆,是对人生、哲学的诠释。人性的脆弱与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小说在这种“元历史”的内涵下体现出一种人文的思考与关怀,并从哲学上关注人类生存的历史。阿来的《尘埃落定》是对藏族土司史的一种另类解读和言说,在这个过程中,阿来在作品中穿插了许多自己的思考,从而使这部《尘埃落定》实现了个人对历史的阐释。阿来对藏族土司制度的逝去有着冷静的态度,但是,从个人情感而言,他多少对这一制度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因而,阿来笔下的土司史就带有着美化的成分,特别是在傻子的身上,作者寄予了理想化的品格,这就让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带有了非理性的成分,从而成为一种个人视角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