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道的影响毕业论文

主要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遭遇了一些挫折，然后一番机缘巧合之下就认为道教非常的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才会信仰。

宋徽宗崇奉道教，推崇“静为依归”，大建宫观，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本人还让大臣尊他为“道君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道教最高教主。由于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宋徽宗还信任道士，甚至还封他们为官。朝廷一时间乌烟瘴气。因此，道教在宋徽宗统治期间，势力大大膨胀。

宋徽宗崇奉道教，推崇“静为依归”，大建宫观，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本人还让大臣尊他为“道君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道教最高教主。由于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宋徽宗还信任道士，甚至还封他们为官。朝廷一时间乌烟瘴气。因此，道教在宋徽宗统治期间，势力大大膨胀。宋徽宗是怎样崇奉道教的宋徽宗继真宗之后,又一次把宋代崇道活动推向了高潮。他在全国大兴土木，广修宫观，为大批神仙加封尊号，编写、整理道经，并自任教主，把道教变成了国教。其具体事实略次于下：1政和七年（1117）二月，称天神青华帝君下降宣和殿，又夜梦老君谕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道士林灵素宣谕，言徽宗为神霄玉清王下凡，左右近臣及宠妃皆是神仙下凡。四月，徽宗授意道录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从而把道教变成了国教。2崇宁元年（1102）建长生宫于京都。大观元年（1107）建显烈观于陈桥驿。政和三年（1113）建玉清和阳宫（旋改名玉清神霄宫），后又建葆真观、上清宝箓宫等。政和七年（1117）下令将全国的天宁观都改名神霄玉清万寿宫，供奉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圣像。宣和元年（1119）八月，京师神霄宫告成，徽宗又亲自撰《神霄玉清万寿宫记》，赐天下勒石。3上玉皇大帝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上地祗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老子。其他诸神，并有封号。又以老子诞辰二月十五日为真元节，以青华帝君生日八月初九日为元成节。4政和元年（1114）初置道阶。重和元年（1118），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宣和三年（1121），令三京置女道录、副道录各一员。重和元年始立道学制度。学道之人，可入州县道学教养，每年试经拔举，分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若干品级。令太学和辟雍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员。不久又于诸州添置道学博士。5重和元年（1118），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汉至五代为《道史》，本朝为《道典》。徽宗自崇宁年间（1102-1106）即始谕天下搜求道书，至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成《万寿道藏》，共5481卷，并送福州闽且刻板。全藏刊板即始于此。6为了巩固道教的国教地位，宋徽宗在扶植道教的同时，又尽力排斥佛教。大观元年（1107）二月，诏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大观四年（1110）正月，下诏严禁士庶拜僧，重和元年（1118）四月，下令将佛教中诋毁道、儒二教的书籍尽行焚毁。次年正月，又令佛教纳入道教，佛陀改称大觉金仙，罗汉、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易服饰，称姓氏。僧录司改德士司，寺称宫，院称观。五月，又令德士入道学，习道法。宋徽宗企图通过这些行政手段一举废除佛教，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宣和二年（1120）六月，又复寺院额，复德士为僧。采纳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和民间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共同构成宋代绘画的面貌。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动荡，一段时期内社会安定，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文明。北宋第八位皇帝徽宗赵佶，以政治上的昏庸无能和对艺术的过度迷恋而载入历史。北宋于1127年被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金国灭亡，宋徽宗与儿子钦宗赵恒被俘，囚于敌国，数年后屈辱地死去。北宋灭亡后，皇族南渡，建都临安，史称南宋（1127—1279年）。中国南方物产丰富，南迁的北方人与南方土著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商业繁盛，除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进人手工业商业行列，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招揽顾客。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赵城藏》等，刻绘精细。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彩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繁荣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画才。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对绘画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尤以徽宗赵佶为甚，他痴迷于绘画以致荒疏了政务。赵佶本人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作为内忧外患的北宋末年的皇帝，他求之若渴的，不是定国安邦的志士，而是四方丹青高手，以扩充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北宋徽宗赵佶、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制度完备的时期。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宫廷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又极力迎合皇家趣味，在力求保持唐朝以来宫廷艺术工整、华贵气质的同时，某些作品又透露出宋代的萎靡柔媚以及素雅的趣味。宋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给金朝统治区绘画以相当影响。另一方面，大批画家流亡到江南，供职于南宋高宗画院，也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两宋画院的名家名作，包括郭熙及其《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及其《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李唐及其《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及其《踏歌图》、《水图》，等等。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成为巨大的艺术潮流。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文人画家在题材选择和形式情趣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杨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和“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頫的水仙等。北宋文人士大夫对文人画的贡献更表现在理论建树上，欧阳修提出将“萧条淡泊”作为一种美学境界来追求，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否定绘画以模仿自然为主要功能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生活，文人士大夫早已形成网络，文人画及苏轼等人的思想迅速传播，影响所及，甚至到蛮族统治的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清明上河图》五代及两宋的人物画比之唐代，题材内容日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描绘的主题。画家多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又有提高。在技法上向两个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的一路用笔更加细劲多变，赋色也变得鲜丽，色调比唐代有所丰富；水墨一路除李公麟、张择端的“白描”登峰造极，还出现了以梁楷作品为代表的水墨大写意画法。唐、宋以降，中国古代绘画日益呈现出淡化色彩，推崇单纯简洁的笔墨图式的倾向。北宋画家李公麟（1049—1106年），曾师法顾恺之和吴道子。他的画法以“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白描”最受称道。白描原本只作起草之用，与西画所谓“素描”无异，自吴道子以后，画评家意识到，画家的造型功力与高妙的书法结合，将使单色的画面与书法一样，直接成为鉴赏的对象，白描的效果能“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因中国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的抢救和全力保护而得以幸存的北宋绘画、白描极品《朝元仙仗图》，将这种绘画形式的神奇魔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李公麟的“白画”在画史上明确地成为一格，传世有《五马图》、《九歌图》、《维摩诘图》、《临韦偃牧放图》等，均被视为传统线描画法教科书式的作品，用笔用线应变于描绘对象，既丝丝入扣，又充满书法般抑扬顿挫的节奏，风骨特立。南宋白描画家龚开（约1222—1304年），亦从学习吴道子入手，但笔法粗放。他喜欢画“墨鬼”，尤其以画钟馗负盛名。《中山出游图》描画钟馗及其眷属乘肩舆出行，众鬼子抬轿，鬼气森森却又趣味盎然。他的画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元代的评论家认为不可“以清玩目之”。南宋的梁楷（生卒年清明上河图局部不详），曾入画院，也是善画白描人物的画家，文献记载他中年后变细笔白描为水墨逸笔，即类似狂草体书法那样自由豪放的抒写，所谓“大写意”，浓淡变幻的水墨中带有哲学般的玄奥，这一类传世作品有《六祖图》、《泼墨仙人图》和《太白行吟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但着色浅淡，全图以墨线勾勒为主，体现宋画工整细密的特色。该画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描绘汴梁清明上河图局部（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的繁荣景象，是12世纪不可多得的杰作。作为宫廷绘画，张择端此图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风俗画”。表现民俗活动的热闹和情趣，表现民间风情带有谐谑性的场面，我们大可以从同一时期造诣较低的画家，如苏汉臣、李嵩等人的《货郎图》、《嬉婴图》一类画作里找到，而《清明上河图》是以鸟瞰的眼光，将清明时分汴京各阶层活动作冷静、客观的全景式呈现，从而使这幅场景宏大的风俗画达到历史叙述的高度。画中有仕、衣、商、医、卜、僧、道、胥吏、篙师、缆夫、牛马、骆驼，大街小巷，百肆杂陈，有河港池沼，舟舆往来，有官府第宅，也有茅棚村合。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观察精微，有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场景转换的精炼和谐，都可见于作者在人物、山水、楼阁诸方面的全面修养。它集宋代各画种的高超技艺于一图，纷繁多变，于繁杂间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形态的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我们从图中可逐一欣赏。作者虽然在作画，却带着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以民俗主题画面特有的夸张和喜剧气氛，再现社会风俗和生活风貌，以及当时交通命脉汴河的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在一片喧哗的场面之上，流露出画家沉思的眼光。此画无作者署名，后因金代张著题跋，明其作者及生平：张择端，东武（山东）人，生卒年不详，他曾游学于宋京汴梁，并进入翰林，因此获得宫廷画家身份，据张著提拔，擅长“界画”，即以建筑物为主体的风景或人物画，表现城郭、街市、舟舆。《清明上河图》从问世以来，其价值便为人们普遍认识，南宋时《清明上河图》已有许多摹本和复制本，有以“每卷一金”，在临安的画店售卖。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性，它不仅超越了一般风俗画，而且也不限于通常宫廷画及文人画的范畴，在其高度绘画美感之余，兼有增进知识、启迪智性之功，实为世界古代绘画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