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纠纷的论文题目

从法律的视角谈解决医患关系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论文如下：立法环节。首先，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医患纠纷具有独特的、专业的特点，完全可以制定一部专门法来规范。其次，应加强医疗事业立法。通过立法来规范医疗事业体制已经成为迫切之需。此外，还应不断完善专家鉴定人员出庭制度和建立相关规范鉴定活动的法律。“鉴定”在医患纠纷诉讼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作用，理应有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才可以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执法环节。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如何发挥其作用就是重中之重了，“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要求。推行专门司法是重要的措施。与经济类，知识产权类案件相比，医患纠纷类诉讼同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是涉及人身损害的，公平的健康权和生命权遭到了损害，应该培养一批有一定的医学素养，又有能力从事审判工作的专门的司法人员，或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吸收相关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此外，还应缩短诉讼时间。法制教育。医患纠纷存在问题一方面是法律及其它制度不建全，但深层次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民在法律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医务人员不了解法，没有严谨的法律意识，在医患纠纷出现的早期不按规定程序处理，采取隐瞒事实，篡改原始资料等方式，试图撇清关系，逃避责任。而患者市场漠视法律，在与医方产生一定矛盾的时候采取暴力、殴打、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方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守法主体普遍缺失法律意识的时候，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没有了施展的余地。诚然，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法制教育的过程。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信仰法律的时候，理想的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法制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制观念。医患纠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独特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该理性分析原因，寻求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

编者按：2012年3月23日，一名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用刀扎向医生。导致一死三伤。针对这一惨剧，包括医疗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进行讨论和反思。我国医患双方的冲突为何走向极端化?为何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如何化解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种种矛盾?本期《热点聚焦》我们来探讨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寻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医患关系矛盾频发 凤凰网2011年11月4日的《广东潮州医疗纠纷，男科医院1死2伤》一文称，11月3日，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发表题为《医患信任脆弱，暴力事件增多，医生成为高危职业》的文章。文章提到，2011年，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数十人持械闯进医院。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人民网2011年11月11日题为《中国每年1万名医生被股打，脆弱医患经不起重压》的文章说，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却频频成为了“犯罪现场”。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年的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 医患矛盾 症结何在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的话值得人们深思。 看病难、看病贵 《人民日报》2012年4月5日发表《医患需要换位思考》一文。文章称，从根本上说，医患暴力冲突增加，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由于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障水平低等原因，老百姓普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为了挂个专家号，半夜就起来排队，有的患者排队等了大半天，医生看病却是几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发生很小的一点纠纷，都有可能点燃患者心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暴力冲突，而医生自然就成了体制的“替罪羊”。 信息不对称 《生命时报》2011年11月16日发表《暴力伤医生何时休》的文章。文章称，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吉善说，医学是非常复杂的学科，加之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本身就很有限，导致在沟通层面，医患间就容易出现明显的分歧。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更何况，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但患者往往觉得“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这些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医患间矛盾的诱因。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表示，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是3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沟通不畅 《浙江日报》2011年12月1日的文章《医患关系面临尴尬，健全第三方调解制度或是出路》说，医学作为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会有诊断失误的时候，绝大多数病人能理解与宽容。但问题在于，当前真正让病人感到不满乃至恼火的，并非医术，而是少数医生的职业道德：态度恶劣、诊断草率、滥开高价药、以医谋私、吃拿卡要……至于令人愤怒的“活婴被弃”“撕毁病历”等事件，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医生日日面对的，不是物化的躯体零件，不是诸多病症汇聚的人体样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生的治疗，理应是生命的交流、体察，而非冰冷坚硬的器物扫描。然而，现代医学过于依赖技术、器械，这种看似专业的“职业性冷静”，容易使医患之间的隔膜加深。 新华网2012年3月29日的《制度性互相伤害使医患悲剧频发》一文称，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同时，医生还要懂法、用法。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然而相当多的医生没有把这三种义务当回事。在一些医患纠纷中，常常听到医生抱怨：我今天已经看了五十几个病人了，怎么可能好好跟你解释?也有医生认为：面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深奥的医学知识我能和他解释清楚吗?如果医生带着这些情绪，其实就是把上面说的三种义务当成了是自己额外的、恩赐给病人的义务，但事实上，这些和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他们必须做的。 媒体推波助澜 《人民日报》2012年3月30日发表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一文说，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重要推动力。但是，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因为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