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垄断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变迁背景 论文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高度的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本文试图探寻我国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体制变迁的背景。 引言 一般来说，垄断总是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多种低效率，因而一直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消费者所诟病。垄断的产生和维持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少数厂商拥有特殊的知识、技术和投入品；一些产业的生产函数在有效产出范围内具有成本的次可加性；厂商间的策略性行为(如串谋等)；政府对新厂商的进入设置壁垒。近年来，随着可竞争市场理论为经济学人所普遍接受，行政垄断倍受关注。 行政垄断通常是指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行政垄断有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又称“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行政垄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合法和法律授权；行政垄断的本质是妨碍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余晖，200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国家垄断——而出现。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该体制自1970年代末以来变革的原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展望行政垄断的未来走势。 一、传统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根源 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他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至于“节制资本”，毛泽东在其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是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前国家就已经决定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价格和劳动条件等进行严格的管制，对全国的外贸由国家进行统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就相应实行了国家垄断)。之所以要“节制资本”(其实也就是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当时说是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但从建国后的政策取向来看，目的并不仅仅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其实都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落后的状态，同时也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苏联等国的示范效应，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重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赶美超英”。由于重工业属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等特点，而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资金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外汇短缺且出口创汇能力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发生矛盾，需要政府实施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来人为压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还需要提高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以保证重工业发展能够获得充足而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进口技术设备。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为了“赶超”，我们一开始就否定并试图消灭市场。 为了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配置资源，国家需要建立主要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就是外贸统制，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统购统销、外贸统制，再加上外汇管制，使得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价格体系截然分开，国内资源流动不会因外部比价变动而偏离政府的取向。 为了取得对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方向，国家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私人经济改造为国有成分(因为这样容易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国家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经营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系。对于私营经济，随着统购统销和外贸统制的推行，私营批发和进出口业务已无存身之地；195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垄断了银行业，查封和取缔了证券交易活动，禁止私人经营外汇，并逐步对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前后，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上述各项政策的实施再加上群众运动的推动，只用了三年左右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司合营。至此，私营经济已经很难生存。 对于诸如民航、铁路、邮政、电信等行业，一方面在当时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当然也是为传统发展战略服务，因而实行了国家独家垄断，而且是政企合一(其中民航实行军事化管理，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为了管理、监督国营经济的运行，保证“赶超”战略的贯彻执行，国家实行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两种主要管理方式。在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上直接表现为各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几乎每一个大的产业都对应有一个主管部门，另外还有物资、粮食和物价等配套部门。各主管部门及其所辖企业也就自然构成了行政垄断(因为消灭了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当时主要存在于第一产业)。 在当时，最高决策者也意识到了我国各地情况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较快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集中反映)。1957年中央决定实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当时全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地区之间仅靠计划调拨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联系。财政分权以后企业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从中央所属变为地方所属)，中央的计划调拨有所削弱，这时生产中的前后向联系出现麻烦；同时，由于长期来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区可以自求平衡，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西、西北和西南七个协作区成立以后，中央明确要求他们分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要求一些省份也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种“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系是传统行政垄断体系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国目前行政垄断难以破除的重要历史原因(地区分割问题在当时已经落下伏笔)。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迁及其原因 由于传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由于认识水平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二十多年来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市场准八方面，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三资”成分已经广泛进入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一些传统的高度垄断行业已经或正在打破垄断：民航已成功地实行了政企分离，地方航空公司和中央所属航空公司一起竞争，机场正逐步交由地方经营；在电信行业，随着中国联通、铁通等电信运营商的成立和原中国电信的成功分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初步打破；在铁路方面，目前已经有三茂，广梅汕等多家地方铁路出现：在金融领域，不仅国有银行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很多民营、外资、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贸领域中，外贸垄断的局面已经初步打破，一大批国有、中外合资、股份制和私营等外贸公司同台竞技。 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革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促进：财政压力，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寻租和腐败，财政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外部压力，国有经济的效益不彰和民营经济的出色表现等。 首先，政府财政收入中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使得政府必须借助于多方力量进行建设。我国的电力、铁路、公路建设和经营等行业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建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电力行业长期实行国家垄断而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到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缺口达到万千瓦，年发电量缺口达到400亿千瓦时左右。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党和政府决定对电力行业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先是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办电，随后又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多家办电、集资办电”的政策。同时还取消了统一上网价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实行“还本付息价”，保证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张宇燕等学者提出，治国者必须要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体现为公民和官员的拥护)，这就需要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当财政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就必须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首先就是要“甩包袱”。将传统的行政垄断部门对多种经济成分开放，允许它们投资和经营也正是财政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其次，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问题。对于垄断部门的低效率和寻租问题，国外学者早有论述和分析。胡鞍钢等学者估算了我国一些垄断行业所造成的租金、福利损失和收取的非法费用。研究表明，仅电力、交通运输邮电、民航、医疗几个部门的租金规模就占到我国GOP的％％。垄断行业职工的技术构成虽然总体不高，但是工资普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电气的生产与供应业、民航、铁路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35％-150％(民航)，而劳动生产率却低得可怜(1985-1996年，铁路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电力行业为3/5)。 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劣质服务、高收费、缺乏创新激励等问题长期为人们所痛恨。比如建国以后直到1994年，我国(基本)电信业——主要指电话——都是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属于典型的行业行政性垄断。长期的垄断使该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1989年我国每干电话主线的电信职工为87人，约为日本的16倍，菲律宾的倍，而我国的电信资费奇高、服务低劣是广大消费者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竞争格局的初步显现，服务质量得到提升，资费和以前相比也大为降低。 第三，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成为打破垄断的推动者。分权化财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纷纷或明或暗地降低了投资经营的门槛，使得外资，民营资本。得以较为便利地进入。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必然要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政府放宽市场准入。 第四，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垄断。要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就必须与国际接轨，按照相对统一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上各主要国家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纷纷放松管制，政府独家垄断的领域越来越少，外贸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许多行政垄断也就难以维持了。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石油、教育等传统行政垄断部门。从这几年来的实践来看，引入竞争有力地促进了相关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五，国有经济的不景气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开放”。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难以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长期形成的体制问题，国有经济近年来经营业绩一直不佳。2006年，全国省市级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亿元，同年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大约为20万亿元，作一个简单的除法可以算出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利润率不足5％。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滥用垄断地位而获利。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利税率等方面的对比表明，国有经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如非国有经济。从企业R&D绩效来看，国有企业明显落后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中从业人员数量无论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来看都在下降。197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78％，目前已经不足40％；自1996年以来，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绝对数一路下滑。可以说，这些年非国有经济在增加就业方面功不可没。 鲜明的对比和非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力量要求政府必须努力打破行政垄断，放宽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领域。 三、当前行政垄断中的突出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地区分割问题、民营经济发展受阻问题、由于行政垄断导致的寻租和腐败问题等。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前两个问题。 先来看我国的地区分割问题。地区分割就是国内各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一方面限制外地商品进八本地市场，另一方面限制本地紧缺商品、原材料和技术流向外地。前文已经说过，1950年代末期的分权改革中要求各地自求平衡，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问题此时已经产生。随后，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各地为了尽量增加财政收入，纷纷上马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工业项目。这样，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了保证自己的企业能够正常开工，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各省之间就必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目前我国国内省际“关税”税率达到46％，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超过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税税率。难怪有人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市场还是N个市场“这样的疑问。归根结底，地区分割首先是财政分权大背景下由于政企不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所形成的局面。 地区分割使得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也使得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仍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地区分割实际上是一种“囚徒的困境”，它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仍有很多的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大多与行政垄断有关。我国已经加入WTO，很多行业已经或即将对外商开放，但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做到“对内开放”。除了市场准入之外，由于金融领域目前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实行行政垄断，实行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歧视性政策，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问题。四、结束语 我国的行政垄断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我国的资源禀赋又和这一发展战略相矛盾。为了能够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推行，政府采用了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家垄断，消灭了私营经济，同时对主要产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取消企业的自主权。这一体制在早期政局不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曾发挥过其积极作用。但是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的行政垄断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的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允许非国有经济从事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经营，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垄断的破除不仅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种垄断的破除主要是由于财政压力、分权式改革的推动、外来压力、长期垄断所造成的低效率、非国有经济的影响增强等。 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势力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国内地区分割、民营经济发展中受到限制等。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全部为PDF格式论文存有先贴一篇不好的话去那里看看没有度的<<<<<<<<<<<<<<<<<<<<<<<<<<<<<<<<<<<<<<<<<<<,,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初探梁国磊□[内容摘要]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各种利益的聚焦点,利益关系及其复杂,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同时还要兼顾国家利益、规制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的行政垄断。[关 键 词]国家利益;行政垄断;社会整体利益[作者简介]梁国磊,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2005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还涉及到(部门)利益,甚至私人利国家利益和政府益,而且这些利益还存在冲突的可能。因此,分析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一、反垄断法中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各个法域的竞争法均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内容为其共,那么在保护竞争的名义下,其同特征的话①所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却各有不同”。,反垄断法也正是由于所保护利益的不同成为各在各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国执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工具。作为“市场经济大宪章”的反垄断法,维护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其执法对象通常是一些行业中的占支配地位或,其中不乏世界性的跨影响力极大的企业国公司。这些企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战略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执法者在执法时国家利益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令世人关注的微软垄断案中,虽然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有关微软从事了垄断行为的判决,但是美国司法部以分拆方式处罚微软公司的方案并没有通过。之所以出现,这和当前激烈而复杂的国际竞这种结果争环境是分不开的,规模较大的公司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将微软强行分拆,很可能使美国失去世界软件业的霸主地位,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市场经济在各国具有共同性,竞争是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而反垄断法正是通过维护竞争或者说有效竞争来实现其的法律功能,因此反垄断法的条文在,必须反映市场竞世界各国是大同小异的,对于争的基本规律。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则会采取不同的观点。在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案中,美国和欧盟的争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波音公司遭遇到欧洲空中客,如果组织波音和麦道公司车的强力挑战的合并,将会使美国的整个航空业的整体,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战中失优势难于发挥利,而对于欧盟来说,则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反垄断法的执法结果。毕竟,反垄断法面对的是一国的整个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实力正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加入后,随着WTO,我国民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涌入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履行成员国的义务的同时,反垄断法的立WTO法和执法都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更好的执行我国的产业政策。二、行政垄断中的利益问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过程中,行政垄断的规制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彻底完成转轨以前,这两种体制,而这又必然导致某些将会一直交互作用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结合,出现行政垄,可以有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多种分类,但究其实质是行政机关或者享有与行使行政权的其他单位行使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权力是利益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权力②的背后是利益”。反垄断法要规制行政垄断,就不得不面对行政垄断背后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的形成不是由市场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也成为许多学者反对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主,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行要理由。不可否认政权力滥用,需要行政法乃至宪法的规制,需要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反垄断法本身无法对其进行分配与平衡,因为作为这些利益载体的行政,而是宪权力的优势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法和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行政性垄断同一般的经济性垄断从后果上看都是经济垄断,它们都是利用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为特定的市场主体谋取不正,以当经济利益。以社会为本位的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当然可以对造成市场垄断后果的,包括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各种行为虽然反垄断法很难调整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但是既然反垄断法能够规制行政垄断,那么必然会对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造成影响。实际上,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客观存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然会进行价值选择———究竟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实现自己部门或辖区的,官利益。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商不分的传统可谓“历史悠久”,这种传统作为行政垄断产生的文化根源,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这种惯性减弱,而使我国缺乏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竞争文化。一般来讲,竞争文化先于法律制度存在,竞争法律制度是竞争文化发展的结果,但是,反过来竞争法律制度又会促进竞争文化的传播。我国在学习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进行竞争立法的同,却没有存储和移植足够的竞争文化。而时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于政府及其部门来说,不仅是一种制约与警示,同时,也有利于其接受竞争文化和竞争观念的确立,使其在进行价值选择是倾向于“公共利益”。三、反垄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从规范意义上说,竞争法的政策目标,是指竞争法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和维护市场③竞争,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益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家利益成为各国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法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竞争法的政策目标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以竞争法最为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的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由政策目标为主到经济目标为主,直到走向唯效率目标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的基本动力,是美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欧盟竞争法的鲜明特色是它始终以打破国界间的经济壁垒、推进市场,同时十一体化为压到一切的首要政策目标④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 。尽管如此,不管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如何变化,反垄断法终究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是社会范围内整体的效率与实质公平。如上所述,国家利益成为各国竞争法,但这与反垄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矛盾,而,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且是一致的现,竞争法政治上的考虑,常能更准确的概⑤括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毕竟,社会整体利益中的社会是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国家利益的考虑通常是基于整个国家的国民或者社会的。而对于导致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情况则恰好相反。行政垄和地方利益而言断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损害。更为严重的是行政垄断利益的追求者们往往以极为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借口,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讲,‘公共利益’通过提升共同体的利益,进而对个人利益肯定有所增益,但是就当下的情形看,‘公共利益’是一种否定性的主张,是抑制某些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理由。‘公共利益’的受益,而通过‘公共利益’抑制个人者是不确定的权利则是确定的。因此,援引‘公共利益’实 施某种政府行为时,必然会对一部分人有利,⑥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及其部门往往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主要侵害者。在我国,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这种在“公共利益”伪装下的侵,也就是行政垄断,使得通过立法保护社害会整体利益成为必要,催生了反垄断法。四、结语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原本对立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个结合点,也因此成为各种利益的聚焦点,产生了各种复杂,远不的利益关系。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止上文所阐述的这些。例如,作为我国一个,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的新生的法律部门设立,就涉及复杂的权力利益的分配,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三个政府部门相继介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律调整实质上是利益,而作为反垄断法而言,其所涉及的的调整利益更为复杂,因此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这对于反垄断法LT的立法、执法和守法都是十分重要的。注释:王源扩:“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载《法学①③④⑤研究》年第 期。1996 5刘旺洪:《国家与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第②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94 2004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载《文⑥史哲》 年第 期。2006 2<<<<<<<<<<<<<<<<<<<<<<<<<<<<<<<<<<<<<<<<<<<<<<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与完善，民主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与运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发、逻辑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结合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体育学相关理论，通过对竞技体育发展过程的纵向梳理，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以小见大地对我国竞技体育中存在的垄断问题进行纵向的剖析与论证，目的在于提出我国现阶段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阐明利弊，优化竞技体育管理，尝试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推进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进一步发展改革提出建议。 通过初步研究，本论文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垄断形式：即国家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其中国家垄断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管理方式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定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体育环境下国家体制及运行机制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体现；行政垄断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时期竞技体育中长期存在的突出特征，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垄断现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市场垄断是我国竞技体育未来组织运行的必然趋势，市场垄断模式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迅速蔓延，国际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环境下，走上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道路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应然模式。 竞技体育中垄断现象的出现虽具有危害性但也存在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形式，竞技体育在走向国际社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转变行政职能、规制行政垄断；积极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职业体育市场，明晰产权，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我国职业体育市场有重点、有选择地逐渐由协会领导下的联赛制度向市场垄断型机制转变。

最近，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出台的一份课题报告指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建议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抓紧取消行政保护，根治收入过高问题。这份题为《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的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这份报告的课题组长是相关部委和主管机构的负责人。报告称，“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倍扩大到2004年的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万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报告这样写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行政性垄断近年来不见减少，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这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垄断声势因此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抱有深切的期待。而2006年《反垄断法》未按预料时间出台，令人认识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复杂与艰难。近几年来，《反垄断法》也成为“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两会”，《反垄断法》依然是焦点问题之一。行政性垄断损害社会福利新年伊始，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垄断企业，纷纷出台一些喜人新举措，诸如“铁老大”的“春节永不涨价”、中国移动的8项承诺和石油企业的成品油降价等。电网、通信、民航和旅游等四个行业的14家央企也联合发出倡议，在今年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年活动”。尽管垄断企业开始纷纷变脸，但公众多年积累的质疑并未消除。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对《经济》表示，长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成本核算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从而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他说，垄断性行业尤其是公共事业性行业，是政府代表公众管理、运作国有资产。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会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垄断部门不仅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向社会转嫁其运营成本，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加剧，与垄断势力的强大和发展及其对市场机制的限制和破坏不无关系。此外，垄断者一方面利用垄断权力设租寻租，甚至有人化公为私，将其收益单位化和个人化；另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侵占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增加垄断利润，扩大垄断福利，进而巩固垄断部门的特权。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歧视普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行政垄断未受到应有的约束的缘故。北京市律师协会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维丁律师向《经济》表示，反垄断的重点就是在于反对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腐败，进而破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政的公信力。与吴的看法相印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的竞争政策”课题小组提交的课题报告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均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行政性垄断比企业垄断更加严重，对竞争的危害更大，更应当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反垄断专家、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表示，《反垄断法》承担着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是竞争还不够充分，竞争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为破除体制性障碍，应该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出台为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去年底召开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透露，《反垄断法》有望在今年七、八月份正式出台。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反垄断法的猜想。过去12年里，中国一直在起草《反垄断法》，却始终未竟其功。直至去年6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被写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里，才正式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但究竟何时能够出台，迄今仍充满变数。去年6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曾表示，“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9月27日，副委员长成思危再次声明，该部法律短期内难以出台。对于是否规制行政垄断，是反垄断立法中最关键，然而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以至在立法过程中，行政垄断的专章一度被整体删除删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影响《反垄断法》出台的首先是认识上的阻力。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但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只是表面原因，关键还在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反垄断法》的期待各不相同。这种多元期待，和由此形成的各种作用力，是《反垄断法》起草的博弈日益复杂化的主要因素。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反垄断法》出台受阻的症结在于草案条款与现有产业部门的职权和相关行业法规之间难以协调。他表示，在传统公用事业中的许多如电力、石油、民航、铁路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加以管理。这些部门本身既是行业监管非公经济向垄断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者，又是垄断的维持者，以政府原有的法律、政策为护身符，限制了竞争，侵害了消费者者的利益。郭京毅说，倘若按照《反垄断法》的条款对这部分垄断行业进行制裁或解散，就会触及这些部门的行政职权及相关的行业法规，如何协调目前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因各方对此争执不下，《反垄断法》才一拖再拖，难以按照预定时间出台。事实上，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民航、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开反对，也往往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郭京毅还透露，在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做强做大”的时代，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希望自身行业发展越大越好，故不是反垄断的时候。对于此种观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直斥为荒谬。保育钧在细数石油体制的八大弊端之后指出，实践证明，用行政力量保护石油产业垄断的状态既没有增强我国在世界上开发石油资源的竞争能力，也没有更有效地配置我国国内石油资源。为此，他建议现有石油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在能够实现竞争的地方引入竞争，在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引入竞争的地方要由政府管制，绝不能容忍行政性垄断。郭京毅也表示，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竞争，制定《反垄断法》非但不会对“做强做大”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如果你的做强做大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大家自然欢迎。但若建立在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那就有问题了。”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垄断，需要时间和来自政府机构的很大努力。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包括反垄断在内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就此而言，《反垄断法》不仅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动我国政企分开和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