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通俗文学的论文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第一篇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课程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网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第2篇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文体，其文体特性是什么?历时性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差异去领略这种文体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辩证地理解和掌握这一基本问题。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一)胡风:报告文学是杂文的姊妹。胡风于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速写及其他》的短论。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新文体的独特理解和阐释”m。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报告文学称之为“速写”，“‘速写’为什么能够发达得这样快呢?说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处在非常穷困和忙乱的境况里面，这种文体最和他们相应。”“十几年来剧激的社会变动所掀起的瞬息万变的波纹，使作家除了在较大的规模上创造综合的典型外，还不能不时用特殊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态度，运用他的锐敏的锋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浊相抗。”胡风把报告文学与现代杂文相比较，认为它们是“姊妹”。“姊妹”当然有相像的地方，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是“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 ,“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是两者共同的社会职能。他认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fuuilleton)"，而速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 sketch)"。两者“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社会批判”这个意思在胡风的报告文学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处地方用到诸如“解剖”、“战斗性”、“锐敏的锋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词。而批判的实现，得建立在“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侧面”的报告上。它有三特征:(1)它不写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现实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实在的事件。(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3)不描写无关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胡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讨，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里，他告诉报告文学的作者，要“从繁杂的现象中间抓出那特殊的一点”，“应该从特殊的侧面反映全体，应该在一般的现象中间注重特别激动我们的事件”，他举例说，“与其详细地叙述堆积在车站的行李和拥挤着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写一写在那里被挤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这就是文学的取材眼光与表现手段—典型性、特殊性，关乎人类情感(用“心灵去画出场景”)。这样自有“作品的表现力”。概括起来说，胡风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1)坚持社会批判;(2)有以真实性、社会性、本质性为基础的新闻品质;(3)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品质。(二)茅盾:“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茅盾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该文发表于1937年《中流》杂志。“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直须是真实的事件。在茅盾的眼里，报告文学是这样一种文体:它具有新闻性—立即报道生活中真实的关乎“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事件，不容虚构;它具有文学性—“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它秉持“尖锐的批评”性—把对“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进行“解剖”、“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务”。“新闻性的获得，将报告文学同一般的文学文体作了区别;文学性(形象性)的设置，将报告文学与新闻文体作了分离;而批判性(论评性)的造就，就使报告文学从一般的新闻文体、文学文体中独立了出来。这样的文体，就是独具特性的报告文学。回望历史，1930年代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的认识，最突出、最一致的一点，是它的社会批判精神。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危险”即来自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体，更需要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现现实，参与甚至干预生活。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我国作者在介绍基希的作品、推广报告文学这一新型文体时，首先确认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已成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成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其次是新闻性，坚持真实，拒绝虚构;快速反映，讲究时效。但关于文学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风强调的是文学思维、文学表现力;茅盾则要求以“小说”的规范来规范报告文学。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就三次强调“小说必备”的“一切艺术条件”。茅盾是小说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同是小说家的高尔基持相同观点)。从理论的视角看，也许对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境界，使之尽快与纯新闻文体剥离不无意义，但其局限在于，用“小说”规范取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无疑使“文学性”内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会阻碍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表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缺乏成熟的认知。二、1970年代的话语根据王晖的观点，1950-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规范场之中，政治文化制导它的发展。前十七年，出现过由战地报告(抗美援朝)到工地报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农村报告(生活变迁)的转换，其中写人(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并延续延安文学传统，以“歌颂”为主。“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曾露头角，但如昙花一现，随着反右斗争的到来，一大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迫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着，“大跃进”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伪报告文学”泡沫;进人“文革”十年，报告文学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没有一篇作品外，最后还沦为了“阴谋文学”的工具(如《西沙之战》、《大地的翅膀》等)。这一时期是“革命话语”“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时期。它不仅制导创作，同时也制导着总结创作的理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例外。《辞海》(1979)的解释可为代表:“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这个条目给我们如下信息:(1)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奴埠意识。(2)真实性受到削弱。既“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逃不脱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方式扭曲客观本在事实。有学者称，十七年的报告文学都“遵循一种典型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而“所谓典型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张。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只能是为之服务的“政治”，而要“服务”好，夸张则是必要的“修辞手段”。(3)文体尚没独立。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的名称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写”(受苏联影响)。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归其类的现象，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等，既进新闻通讯选本(属新闻文体)，又进散文特写选本(属文学文体)。三、20世纪末的认知历史进人20世纪后期，政治语境经过改写，报告文学自《哥德巴赫猜想》起，出现了振奋人心的“阳线”，创造了世纪辉煌。创作现象反映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文体获得独立。1979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成果之一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确认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黄钢表述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字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肯定。独立的表现有三:一是定位为“一种边缘性体裁”。“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边缘性体裁”。 “兼有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边缘文体，兼有新闻和文学价值。”网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统计学·一等等与文学的结合，“边缘性文体”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二是报告文学独立设奖。1980年全国举行1977-1980年区间的三项文学(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共计80篇获奖作品，报告文学占了30篇。这是第一次对报告文学评奖，标志着它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并驾齐驱”。“它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勃兴起来了。它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三是创作队伍相对专职化。从报告文学诞生以来，作者基本上都具兼职性质，由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来客串。到了这一个时期，虽然兼职队伍依然继续存生，但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出现了，如鲁光、乔迈、陈祖芬、孟晓云、祖慰、贾鲁生等等，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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