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对于法律的影响研究论文

他们提供的文章都挺好，如您需要更加详细全面的法学毕业论文博望可以点击我

信息技术就是一种推动教育跨越发展的重要教学手段。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信息技术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现代信息技术

目前，国际上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和潮流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利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一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是信息社会的公民必备的基本能力。在信息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这项能力的培养尤显重要。二是获得新知识的能力，这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不在于教会了学生多少现成的知识，而要致力于引导学生保持对学习的热情，以及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三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后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将不再是单纯的理论的问题，而是真实的生活情景中的综合化问题，因而密切知识同生活经验的联系，培养综合能力势在必行。四是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是现代社会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实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就要将政治学科的教学和信息技术有效整合。

一、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势在必行

中学思想政治课具有知识性、政策性、时效性、鲜明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理论性过强会导致学生听不懂。新入学的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多，要把书本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且他们能接受的观点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新颖的教学设计来让学生明白课本的观点、原理、道德行为规范，从而使本学科内容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折射出它的魅力，例如在讲解《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时，我首先在网上找了一个“范跑跑”的事例，并把它通过多媒体打在屏幕上，让学生分析得出结论：“范跑跑”违背了道德，但法律却拿他没办法，从而使学生能从心里真正地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比起教师的生讲，效果要好得多。

二、信息技术对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课，仅仅凭教师一张嘴一支粉笔不能把知识真正地植入学生的脑子里，要想让学生爱上思想政治课，就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兴趣。要使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生活中的实例来激发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反思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和健康的人格。而现代信息技术恰恰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讲《走进法律》“我们身边的规则”时，就可以用信息技术找到一些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造成人身伤亡的图片和视频来导入本课，既可以让学生知道不守规则的惨痛代价，又能让学生懂得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做到遵守社会规则，既淡化难点又进行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学生在听的同时也受到了教育，达到了我们的教育目的。另外，再讲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时，单纯靠教师讲枯燥乏味，完全可以让学生课前上网搜集，多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上课时让学生来举例说明，学生更容易理解。现阶段孩子对法律不是很了解，所以教师利用多媒体及网络的资源共享优势，寻找违法犯罪的事例和处罚，最大限度地利用网上资源、信息，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使用有限的教材的现象。同时教师可在网上获取信息，为课堂提供最新的素材，使学生的学习空间得到拓展和延伸。

三、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课上的具体表现

(一)备课环节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能上好一节课，教师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还要想方设法吸引学生，让他们接受新知识，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当今的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很多，作为教师，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需要我们利用网络资源，来搜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首先自己弄懂，然后再教懂学生。所以，我们的教学是离不开网络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从网络中获得的。网络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我们的备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上课环节

思想政治课理论性较强，枯燥乏味，以前所施行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学生根本不爱听。要提高课堂的效率和改善课堂教学气氛，就必须增加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而这个从网络中就可以获得。国家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远程教育有很多适合我们课文内容的课件，用课件上课的成绩是显著的，效果很好。同时可以让学生在网络上自由畅游，获取更多的知识，扩大知识视野。例如法律部分，可以给学生播放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材料和视频资料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具体的案例，让学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而提醒自己别犯相同的错误，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且学生记忆深刻，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方法。还可以给学生一些网址，让他们自己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以后走向社会不至于是个法盲。由此可见，通过网络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很多知识，培养他们分析材料的能力。总之，方法是多样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适应社会。

四、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影响

(一)利用信息技术能为学生提供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人只有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效率才是最高的。由于思想政治课的理论性强，如果仅用语言来表达，那是枯燥乏味的，也会使课堂变得很紧张。利用信息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法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也是最重要的话题，我在宽松的环境中讲这个话题有利于学生学习。在课堂实践中，我用PowerPoint的编辑功能，将学生已经找到的信息列出来，并允许学生随时修改，补充，使学生能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情况：已经有人得出结论了，就不需要重复劳动了，觉得这个结论不完整的，可以补充，觉得结论表述不准确的，可以修改措词等等，基本上每个同学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整个班级的情况决定自己的学习。任务完成后，大部分同学都会获得成就感，并且是主动的参与到学习成果的建设中来。接着由学生浏览教师事先做好的课件，在教师的引导下发表观点，进行讨论。由于采用的全新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增，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几乎浏览了课件中的所有链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学生在计算机上可以看到大量的图片，甚至活动的影视资料，互联网使学生可以查找到更为丰富的内容，将自身和经验和学习的内容互相印证，构建自己新的知识结构，从而获得自身的提高。最后是对学生进行导行和延伸。我在课件中创立了一个留言板，让大家在查找了大量网络信息并进行了筛选、整理后将自己的心得、感受、收获等写下来并提交到留言板，与大家共享。当时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采用了“集中――分散――集中”的模式，即组织教学、教师引入、学生浏览、网上交流、最后由教师小结这样的模式。较好的体现当时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观念，学生既可相对独立，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也可随时得到教师的帮助和指导，由此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课堂效益。在课后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对这样的课堂印象深刻，并非常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二)在思想政治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新时期的教育是交给学生学习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找到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手段，在发现中学习，在探索中学习，再把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学生在上网找资料的同时就是在搜集、筛选，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知识，体现了自主学习，在与别人交流过程中，去异求同，也是合作学习的一种。

时代呼唤创新，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创新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展示的丰富性、多媒体超文本链接的选择性、多媒体高速传输的便捷性和多媒体人机的交互性等优势，实现思想政治课的创新。让现代信息技术为思想政治课插上腾飞的翅膀。

参考文献：

1.《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欧阳超2002年08月第1版

2.《思想政治(品德)教学论》刘天才2006年11月第1版

3.《信息技术教学论》邬家炜2008年01月第1版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关于信息技术论文

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研究 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它是未来社会变革的启动力。人类已经从发展和利用科技转变为受科技影响，被科技所左右。法律必须对这种强势力量予以强势应对。因此，研究法律与科技关系并予以正确处理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一、法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世界和以劳动改造世界的产物，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其本身不具有阶级性。法律则不同，法律必然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和利用，充满了政治色彩和阶级烙印。但是，法律与科学技术又是息息相关的。在阶级社会里，科技为谁服务，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对科技的哲学分析等方面，都是受阶级影响的①。法律的社会性是科技与法律相互渗透的内在原因。然而，详细说来，让此种关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实条件为：第一，科技的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第二，大量的社会关系问题需要法律与科技的共同调节。因此，在当今社会中，人类的科技研究工作，必须以法律的外衣尤其是这其中重要的科技法予以维护，使客观规律得到遵守，人类的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的相应调节辩证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联系和互相渗透并共同作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既维护了阶级统治，也顾及了社会管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二、法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法律以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为武器，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出一片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是科技和人类间矛盾的调节器，其能够有效调控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法律抑制科技和人类间的矛盾。比如，生物学、医学的发展与人类伦理的矛盾问题、科技的广泛应用与生态环境的调和问题等等都需要法律的调节。而科技法是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科学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科学地总结的新的部门法。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入侵自然、索取自然资源在程度上和范围上皆有了质的飞跃。北京的“雾霾”现象就是铁证，克隆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在发展与伦理间难以抉择。这些使人类无比困扰忧虑的社会问题，完全不是我们用个人素养所能控制和消除的。但是，我们能以法律制度来协调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让科技真正成为人类的朋友，建设人们共同期待的和谐幸福的社会。法律让科学技术给自然和社会引发的危害得以控制，是全世界的共识②。第二，法律是科学技术活动的引领者和管理者。科学技术发展到现今时代，已然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活动。各种高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再待在过去单个领域的空间寻求进步，一个学科的小团体已不存在了，渐渐趋向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互相合作，多个圈子的交叉渗入，而促成这些合作则不仅靠科学家自己而真正需要国家的正确引导、指挥、组织和管理，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各种资源优势完成科学技术活动。国家制定的科技法律能够确保这些得以实现。第三，法律能够赋予科技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的工具，科技活动的目标是创造出成果以应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但是，人类一定会陷在在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巨大生产力与其原创者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之间。法律恰能以理性的权利义务安排，使这一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具体来说，法律把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以权利的形式安排成专利权、著作权等创造者特有的权力，给予它们以法律上的属性，成为同其它产权功能类似的知识产权。三、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一）科技对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物质影响，观念影响和方法论影响1.物质影响。首先，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诸如环保法、国际私法等众多新兴法律部门不断出现。其次，科学技术让各种法律活动更为有效地进行。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③这种带有深刻科技烙印的法律条文则正是医学上、生物学等科学技术得以运用于立法工作并取得成功的很好例子。最后，科技让立法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立法工作的一般成员在碰到科技立法时总是会感觉到能力不够，于是把科技立法涉及到专业知识得方面托负给专门的机构及特殊人员，并与他们通力合作，渐渐地，“委托立法”应运而生。立法者若无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而精确的调查统计资料和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是不可能的④。2.观念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更新换代。就法律意识来说，医学、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自然人死亡的不再是以停止呼吸为标准，而自然人的脑死亡才成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和说服力的死亡。就法律观念来说，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能够建立更为直接、广泛和快捷的社会关系，让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密切的交流，学界为适应时代潮流，诞生了法律时效与时限的理论。由于科技使各国空间距离相对缩短，地球成为“地球村”，一国在制定本国法律的之时得同时参考相关国际法律条文和其他国家法的相关规定，以便在最大程度、最大范围上让本法律得到有效使用和严格遵守。3.方法论影响。科学技术对法学的方法论的影响在现今有革命性的意义，尤为值得重视。我们认为，法律与科学技术两者在方法论上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的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方法”，把“科学方法”从科技开发搬到法律制定和实施上，就会在对法制系统活动规律的准确认识方面及实行社会控制等相关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对于“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自觉合理运用科学方法，并应最大程度上的思考在法律问题本身的各种因素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法律的联系。因此，在法律领域中对科技的应用是要服从某些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要理论本身的合理有用，它仅提供辅助，而且其本身还有待于完善。因此，我们在法律领域中运用“科学方法”应持审慎态度，这才是科学技术对法律作用的正确处理。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这篇论文的任务书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