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报道人

从人类学角度谈人的定义 人是什么——从人类学角度谈人的定义摘要：关于人的定义的问题，一直以来各个专业的人们都对其产生极大的兴趣，不管是哲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生物学家，都从他们专业的角度出发，同时结合时代发展的背景和其他专业的发展，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本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之上，试图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对“人是什么”做出解释。关键词：人的定义 体质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从古到今，人类未曾中止对自己本身的追问、探寻和构想。但是，人们又从来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能完美解释人的答案。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都给“人”这个概念下过种种定义：“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直立的动物”——柏拉图。“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能思维）”——荀子。由此可见，人们在很早以前就试图把自己和其他动物分别开来，当时，我们可以显然的看出，他们的定义存在明显的缺陷，带有很大的时代特点。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一切非城邦的“人”，不论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柏拉图的一个学生曾和他的老师开了一个玩笑：他把一只鸡拔光了毛，说：“这就是老师的‘人’！”这个嘲讽，暴露了柏拉图给“人”下的定义的毛病。相对而言，还是荀子下的定义比较高明，因为他指出人的特征之一——能思维。但这仍旧有缺点，因为一些其他的高等动物，也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把人定义为：“能思维、有语言、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是比较高明的定义，他不仅指出人有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使用工具”这种人类特有的能力。 然而，我认为把人定义为“能思维、有语言、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够全面或者说完善的，从近几年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反展来看，我们有必要重新给“人”下一个更加完善的定义。 首先，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学家会把球型的脑袋看作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在相对不长的一段进化时间里，人的大脑极大地增大了。三百万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脑容量为400-500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量差不多。二百万年之后，它的据推定的后代直立人的脑容量为1，000立方厘米左右。下一个百万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1，400-1，700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脑容量则为900-2，000立方厘米。在这个大脑扩展的过程中智力的增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测量它。通过少数几种智力和创造力的基本内容比较，人类可以自行比较。但是客观地把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的标准还没有发明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然而，进来研究发现，在动物中，黑猩猩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来获取石缝里的白蚁。这说明“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能作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另外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直立行走和正面***乃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前者拓宽了人类世界的视野，后者增进了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原本以为自然界中只有人是没有固定发情期的，但有一次黄爱东西告诉我，人也好，动物也好，发情期都和太阳的照射有关，现在连城里的老鼠都没固定的时间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呢？想来想去，就只有饮食了。虽然老鼠、蟑螂等，跟人一样都是杂食动物，但懂得将食物在经过烹饪后再食用的，就只有人了。由此可见，单从体质上看，并不能区分人与动物。我们知道，语言系统是人类特有的，那么从语言方面，我们能否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掌握语言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只有人类才有的，其他动物，不管是会模仿人说话的鹦鹉，还是接近人类的猩猩，都是没有的。掌握语言需要有发达的大脑和灵活的发音器官，也就是说，要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发音能力。没有概括，判断，推理这些抽象思维能力，根本不可能掌握语言这样的交际工具。在这方面，黑猩猩显然比其他动物的智力高出许多，例如它喜欢吃白蚁，蚁洞小，爪子伸不进去，就知道找一根又长又细的树枝伸进东去，等白蚁爬到树枝上后再取出来吃。这说明黑猩猩有相当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人类祖先的智力原先不会与黑猩猩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发展中人类能够把各种智力结合为一体，发挥作用，而语言的运用又反过来有力的推动这些相互作用着的智力的发展。不管是黑猩猩还是鹦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动物也用语言能力的证据拿出来反对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但是经过许多的学者研究发现，黑猩猩能够模仿聋哑人的手语，可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鹦鹉徒有伶牙俐齿，却没有分析抽象的能力，无法学会人类的语言。总之，语言是其他动物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由此就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语言能力，把人的定义为“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呢？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全面的。我们不能把一种动物与另一种动物的某一方面由于体质上的特征拿出来作为一种动物的定义。例如某些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有很强的耐寒能力，我们能否把这种动物定义为“高度耐寒的动物”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想要给人一个相对贴切的定义，就必须从文化人类学方面获取资料。有人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心智，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分析抽象的能力，但这并不具体。我认为，从婚姻方面出发来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动物中，他们的婚姻是没有人类这样具有“文化”特征的。大多数动物还停留在“族内婚”或者“乱伦”阶段。珍·古道尔博士在长期对黑猩猩的研究后发现，黑猩猩的婚姻是“乱伦”的。儿子成熟后可以与母亲交配繁殖后代。因此可以认为“族外婚”及其行为的文化性，是人的又一特征，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是实施“族内婚”的，因而其行为还是本能的或者自然的。据考察，在原始社会中，譬如美洲的阿尔贡金族印第安人中，“图腾”一词的原始含义是“他是我的一个亲属”或者“我是一个他的亲属”，其言下之意为“我们原来不是亲属”，这就强调了两个族群之间的联姻关系。因此，作为一个氏族命名标志的“图腾”，也成为了晚期智人和族外对等婚制的标志，现代智人，氏族制度和图腾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族外婚”本身是原始人一系列进化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制作工具和劳动在这种进化中的作用，自然不能构成对劳动作用的否定，但把“族外婚”视作人类起源的文化标志，应当是可以的。也许有人会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因为在某些部落或者民族，同样存在这“族内婚”或者“乱伦”的现象，我想这方面的原因应该有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长力的提高，部落内部与外界交往的加强，族内婚和乱伦现象最终会在人类社会消失，这应该算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最后我要谈的是人的社会性，“狼孩”的故事证明了：只有禀具社会性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像卡玛拉那样的“狼孩”，由于从小没有进入人类社会，因此尽管在自然属性上与人并无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始终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注定是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动物却不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发现，动物由于没有自由自觉的本质，因此与它的自然存在直接同一，不具备要求自身发展的种种有意识的复杂关系。而人却不同，人能够意识到：实现自身价值的劳动决非离群索居的个人单干所能奏效；因此必然组成社会，依靠群策群力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自由自觉”作为人所独有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就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并体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通过以上从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粗略的分析，我们发现，要给人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不能机械的把人的上述几方面机械的综合就作为人的定义，这样显然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定义方法。但是，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个定义，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我只能给人下一个明知不妥的定义：“人是具有发达的语言能力，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实施族外婚的动物。”正如上面所说，这个定义显然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定义，我提出他，就是希望能够有人来一起探讨他以得到更为科学的定义。

人就是大自然当中大脑比较发达的一种动物而已

吃饭 思考 快乐/痛苦 死去

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尤其是他们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古人类学家把直立行走看作是促进人类进化的重要因素和人类诞生的重要标志。比如，直立行走的必然结果是手脚的分工，使得人类能灵活使用工具。又如，直立行走以后，使视野开阔，有助于大脑的发育，促进人类智力发展。

19世纪时，人类学与语言学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类学与追溯某种语言或语系的历史渊源的比较语言学紧密联系。自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的语言革命后，语言学模式被广泛用作文化行为及社会行为模式，在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尤为明显。语言学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的。博厄斯对语言学感兴趣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早期在北极的工作，他试图了解因纽特语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复杂的语言。后来这一洞见被编入了他的反进化论观点，即历史特殊论。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学生霍耶尔（Harry Hoijer）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Edward Sapir） 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博厄斯认为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点原因是，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1950~70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语言人类学——选自《维基百科》在1960年代，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主要负责发起第二种理论典范，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这个名称固定下来，虽然他也创造了“言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沟通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为这个学术领域所设想的架构。这包含运用新的科技发展，包括新形态的录音设备。海姆斯也引介了一种新的分析单位。有鉴于在第一种理论典范聚焦于表面上独特的“语言”（引号表示当代的语言人类学家将“一个语言”的概念视为一种理想建构，从而掩盖了这个语言内部的复杂性，以及“跨越”所谓的语言界线的复杂性）；第二种理论典范的分析单位是“言谈事件”(speech event)。（言谈事件是一个事件，由发生在这个事件之中的言谈所界定的，例如，一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言谈事件，而是一个言谈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言谈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有许多学者专注于在这些言谈事件中，参与者对他们的语言表现型态所提出的解释。

人类的生物分类地位是：真核生物域－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下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狭鼻下目－人型总科－人科－智人属－智人种另外，人类是惟一一种可以在任何时间交配的动物，也是惟一一种自身的皮毛无法满足生存需要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