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论文范文写作

自己写啊，呵呵》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大概分为黄巾 浪漫主义改造现实主义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几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赵云等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才进行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恶搞、丑化等等。其实这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历史演义小说都是虚实相间，穿越恶搞；古今兼顾，讽古说今；一段故事，说两朝事情，一个人物，兼具两朝特点。《三国演义》把这种艺术方法发挥得很好，一方面，既尽量地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明朝社会肯定有与三国人物相似类型的人，所以又尽量去符合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美化、恶搞、丑化等等，给予读者一些启发或引导，照顾到读者希望增长见识，统治者希望巩固统治的需要。从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套路可以知道，《三国演义》不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三国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反映了许多明朝社会内容。 三国时代是迥然不同于明朝的一个时代，三国时代没有青楼和赌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奉行儒家文化，宣扬仁、义、道、德、礼、信、忠、贞、孝、廉、真、善、美，是很单纯、很典型的汉文化；而明朝有大量青楼和赌场，虽然儒家文化是官方推崇的文化，但佛教却是朝廷把控政局的定海神针，在佛教超越国界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宋朝、元朝时代的官场和战场都成了游戏场，浪漫主义风行，岳飞遭遇莫须有罪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民间实际奉行的更是以市井文化为主，骄、奢、淫、佚、假、丑、恶、作奸犯科、强取豪夺思想在民间可以广泛宣扬。三国时代与明朝时代相比，统治思想、官场风气、社会生态、世态人心差别巨大，古今对比强烈，能充分发挥历史演义小说穿越、恶搞的艺术特点，让文字更诙谐有趣，人物形象更有艺术张力，知识含量更丰富。三国时代最适于作历史演义小说，所以《三国演义》是第一部被集结成书的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描写的英雄不像英雄，小人不像小人，战争不像战争，“写其书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费尽力气，仍无丝毫是处：如写刘备，成了一个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了一个阴险诈伪的人；写鲁肃，简直成了一个没有脑筋的人”。三国风云人物都成了徒有其名、华而不实 ?之徒。反而李儒、王允这些龙套角色，虽然文字不多，却给人一种大隐隐于朝，背景深厚神秘，幕后坐庄老手印象。其实在三国时代，刘备、曹操、袁绍才真正是背景深厚神秘，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人物。“大隐隐于朝，幕后坐庄老手”这样的角色只有在隋唐之后，宗教组织得到大力发展之后才会出现。战斗写得比较儿戏，经常出现单挑场面，不符合三国历史，三国时代战斗都是混战，单挑场面在隋唐时代才开始出现。战争场面和战争谋略基本都是虚构的，《三国志》很少描写战争场面和战争谋略，虚构情节一般都不符合三国时代特点，而更符合宋朝、元朝的时代特点，其中写了很多比较隐蔽的整蛊情节，曹操、刘备、关羽被整蛊得特别惨。罗贯中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其描绘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战争场面。“战争不像战争”指的是《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不像是三国时代的战争。从《三国演义》可以看到，在宋朝和元朝的官场或战场上，性格和志向类似曹操、刘备、关羽、岳飞的忠良人物往往会遭受整蛊和算计。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已故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元璋早年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是后来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便改封长孙朱允炆为为皇太孙。让其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皇位。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安排，有一个人极为不满，他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朱棣早年随父亲东征西讨，为大明王朝的四方安定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负责统帅重兵，驻守北平，以防蒙古骑兵进犯。 朱棣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才华最为出众，而且胸怀大志。起初他对父皇选立长兄朱标为太子不好说什么，单是朱标死后，朱元璋又立懦弱无能皇长孙朱允炆为太子，却引起了朱棣的强烈不满，他数次在朱元璋的面前诋毁朱允炆如何如何无能懦弱，绝非可托天下之人。朱元璋虽然心中也明白，论文武才华，四子朱棣都要远远高于长孙朱允炆。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确定下来的皇长子继承制度。他要坚决地支持朱允炆做自己的继承人。有一次，朱元璋为了展示皇太孙的才华，命他在诸皇子大臣的面前对诗，朱元璋出的上句为“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想了半天终于对出一句：“雨打羊毛一片膻”。虽然对的句子看起来也还算公整，但语意平庸，毫无意蕴。朱元璋的大为不快，这时燕王朱棣随口吟出一句：“日照龙鳞万点金”。 一股王道霸气直惊的在座的人目瞪口呆，朱元璋冶连口称赞。 但这也增加了他对皇太孙日后帝位的担心之情。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漳去世，依照它生前的安排由他便留下遗诏，由二十一岁的皇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也就是历史上的明惠帝。传说朱元璋临死之前，不放心朱允炆，便交给自己的贴身太监一个密匣，称如果皇太孙一生平安无事，不要打开这个匣子，如果发什么紧急情况，就打开这个匣子，它会告诉你怎么做。这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正是这些离奇的小故事，更加增添了建文帝下落的神秘色彩。 ? 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在朱元璋在世之时，还倒是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炆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为了解决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他先是派兵进抵开封，软禁了周王朱肃，然后将其废为平民；接着又发兵湖南、湖北除掉了岷王朱便、湘王朱柏，此后，又先后将齐王朱博、代王朱桂等人囚禁。建文帝厉行削藩，地方藩王纷纷被削夺爵位，抑或被废为平民，抑或被禁为囚徒。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怨声载道。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地方藩王们的切身利益，几乎所有的诸侯王都对此不满，尤其是手握重兵，觊觎帝位的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早就有起兵反叛，夺取帝位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很好的借口，这次建文帝削藩弄得天下诸侯怨声载道。这对阎王来说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靖难之役”。虽然名义上是要帮建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其实际上起兵反叛。燕王起兵之后，建文帝马上慌了手脚，急忙征调各地方的军队入京勤王。但是，由于建文削藩以来，地方诸侯已被他得罪殆尽，所以，地方诸侯纷纷投向燕王帐下，背叛建文。建文帝手下的文人不少，但没有多少可以带兵打仗的将帅之才。心腹齐泰、方孝孺等人也都是文人腐儒，虽满腹经纶，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就这样，燕王的军队没费多大的力气，很快就打到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下令火烧皇宫。燕王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没有找到建文帝，便命人仔细搜查寻找建文，宫里的太监说说建文帝在万般无奈之下，跳入火中自焚了，并从火堆里找出一具尸体指认说是建文帝。朱棣假惺惺的痛哭一番，说自己只是要清理奸臣，并不是要皇上死。然后，以皇帝礼将其厚葬，但是，在正史的文献中，却没有任何有关建文帝陵寝的记载，而且后来的崇祯皇帝也曾亲口说过建文无陵。 因此，废墟中的那具焦尸到底是否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到底死没死，没死的话他又逃到了哪里？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朱棣本人也持有怀疑，后世史家和民间传说更是众说纷纭，离奇万分。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为防被俘受辱，建文帝决定自尽殉国。这时，突然有一个太监跑了过来，他告诉建文帝，太祖皇帝临终前曾经交给他一个密匣，并叮嘱他如果皇上遇到危难，可以打开匣子。建文帝听后，急忙命这个老太监取来密匣，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套袈裟，三张度牒，一把剃刀，三张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贤、应能、应文三个名字。应文指的是建文帝朱炆，应贤、应能分别是指建文帝的心腹近臣杨应能、叶希贤。匣中还有一封信，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妆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慌称建文帝以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的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有人甚至还找到了建文帝出家后的隐居之所，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 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山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建文帝归隐贵州高峰寺为一种说法，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出逃之后没有去贵州，而是就近在在兰溪市东山上的一座古寺归隐，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留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 “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辗转来到泉州，流落到海外，后来明成祖继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传说，建文从密道中逃出京城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妆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罗汉寺的住持达玄和尚，看过建文帝的度牒后，赶紧将建文引入寺中躲藏。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做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海外。据《泉州开元寺志》记载，当时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念海和尚正是罗汉寺住持达玄和尚的弟子。建文帝来到泉州开元寺之后，便隐匿寺中，派人寻找出逃海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们坐上了一个阿拉伯商人的货船，随行来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和下落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对于此，每一种说法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因为没有哪一种说法说自己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也许建文帝的生死与下落真的如其它历史之谜一样，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悬案。明史卷四本纪第四 恭闵帝的记载六月癸丑，盛庸帅舟师败燕兵于浦子口，复战不利。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燕。乙卯，燕兵渡江，盛庸战于高资港，败绩。戊午，镇江守将童俊叛降燕。庚申，燕兵至龙潭。辛酉，命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如燕军，申前约。壬戌，复遣谷王橞、安王楹往。皆不听。甲子，遣使齐蜡书四出，促勤王兵。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论朱元璋的滥杀心理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矫枉过正，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打击富户会壮大自耕农阶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过于激烈的打击行为，会打断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社会积存的剩余财富，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滞碍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51]，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洞悉人情善恶，可任意施为，后代嗣君宫生内长，不谙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滥用刑罚。但是，先例既开，必将谬种流传。朱棣之诛杀建文臣子，手段极其残酷，不能不说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响。明武宗、世宗为谏诤事，一次杖杀朝臣十几名，从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滥杀的影子。 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时期大大小小的杀戮行为，都应该首先放在这一心理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也应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对其滥杀行为的促发作用。如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损害。而且，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秩序之维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不从其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加以剖析，委实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