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智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智慧的重要载体,构成了它的核心,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其高尚的精神和神奇的魅力铸成了中华文化的灵魂经典。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而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民族精神。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翻开历史的画卷,给人以许多无限的遐想。但是,这一词的概念的提出,只有仅仅一百年来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一词是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中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华”是舜的名字。“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中华”一词是在唐代法律中正式出现。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和近代西方传入的“民族”一词相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二、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美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蕴涵于整个民族中的一种深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它始终是凝聚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奋发图强,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生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前,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集中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领土与主权的无比热爱和维护其完整的巨大责任感;对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乡土人情、优良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与热爱,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尚的民族自豪感;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发展、富强而英勇奋斗以至流血牺牲。 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正是凭借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其时间毕竟相对短暂。由于统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绵延不断,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以维护,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不断发展。 在古代,我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的分裂,缔造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坚持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外敌入侵;坚持不畏艰险、世代相承地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改造祖国的山山水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去年我们经历了西独分子的挑衅,在我们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分裂的战斗胜利中,表现出我们团结一心,也让那些恶势力的到了自食自食其果的下场。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社会势力和腐朽制度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中,推动了祖国,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前进。 在近代,我国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如火如荼、艰苦卓绝的斗争。从鸦片战争,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运动,创造了光照千秋的爱国主义业绩。 历史发展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为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三、中华民族的现在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史。爱国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它本身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表现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始终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中华民族精神多种多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美德。历史上曾有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佳话;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美谈。这些都表现了我们古人艰苦奋斗的美德。 艰苦奋斗是党和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大家都熟悉方志敏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和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和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做16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穷困!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我的意志!”革命先辈这种吃大苦、耐大劳、勇于献身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源于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不可能具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而没有先辈们坚忍不拔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命运的顽强搏斗和抗争,培育出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早在先秦,就有了治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比喻。这种精神,又被古人概括为“居安思危”。《易传》上有一句名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要求统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陶醉于胜利的欢乐,应具有忧患意识。孔子也有忧思。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道德教化不能普及天下,正是他的忧思所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的《离骚》,更是忧患情怀的杰作。宋代政治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这样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长期的历史熏陶,让我们养成了以勤俭为荣的风尚。历史上世代流传的家训格言,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中华民族陶冶性情、磨砺人格的重要环节,而且逐步扩展,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艰苦奋斗被看作立身、立家、立国的根本。 离开了艰苦奋斗,我们将寸步难行。艰苦奋斗是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只有艰苦奋斗,中华腾飞才能实现。 朴素节俭历来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朴素是艰苦奋斗的保证,要艰苦奋斗,就必须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优秀人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朱德同志不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总是穿着草鞋和粗布衣裳,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朴素得就象一位忠厚、纯朴的老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一个十分朴素的人。他一年到头不知要接待多少外宾,但是,就连衬衣也不肯多添两件。他的一件衬衣,已经换了领子和袖口,补得深浅不一,洗的时候稍一用力就会搓破,他也不肯换新的。春秋冬三季他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双鞋已经穿了20多年了,修补过多次。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过着这样朴素的生活。 四、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要怎样做 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的美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需要我们继承下去、流传下去的。中华传统美德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让中华传统美德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区别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文化提倡“竞争精神”,而中国文化提倡“奉献精神”、“贵德精神”。中国古圣先贤把“为公”称之为“大道之行”。他们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都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和造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使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从小立志、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等我们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有意义的事时,才能贡献祖国、为国争光。 总之,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三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主要的内容。结合时代的特点,我们要在学校的教育中学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使中华美德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德,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长孙无忌的《律疏》、屈原的《离骚》、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教育类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教育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让我们的知识更加的渊博。下面是我分享的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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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21.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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