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论文题目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希望能帮助到你 千万别忘记点击采纳答案和顶一下哦-----

你可以先写 甲午战争的起因 还有签了 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对比 对比可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经济 军事 国民 下面是甲午战争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与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附】条约全文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3）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4）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