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杂志

民国四大报纸：

在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南京出现过的报纸前后总共有30多种，有《每日晚报》、《南京新报》、《南京日报》、《党军日报》、《朝报》《新南京报》等。这些报纸有些还另外办有晚刊、副刊等，而且还不包括一些杂志刊物。民国时期的报纸，除了形式上略微不同（当时都是竖排版），不仅内容上跟今天的报纸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在广告方面也与当下是异曲同工。如今我们看的报纸上的广告五花八门，但大户主要是房产、汽车、家居等，而民国时期放眼望去，最多的就是香烟、剧场、戏院、商场等广告，这些都是报纸的广告大户，在《中央日报》上，常常出现半个版、一个版的香烟广告，而且那时的广告都是手工画的图画，因为当时照相技术还不发达，很多画面都是用手绘的妙龄女郎来代言。从广告的版面来看，所占比例不比今天少，仅从《中央日报》来看，虽然三张共12版，但每一张里起码有两面是整版的广告，剩下一半才是新闻内容。民国时期的报纸广告，除了这些香烟广告大户外，还有一些时令性的广告和一些启事，比如五六月份夏天到来的时候，报纸上就会出现各种汽水、清凉油等广告，如著名的“金陵汽水”常常是在这时的封面版上出现。

关于民国时期的报纸： 诞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地域类报纸：《金坛日报》（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题写报头》、《澄清日报》（江阴地区，由社会名流叶楚?崽庑幢ㄍ罚ⅰ端毡比毡ā贰ⅰ侗逼狡缆邸贰ⅰ侗逼嚼习傩杖毡ā贰ⅰ渡虾H吮ā返鹊龋?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另外，军事类报纸有：《军事日报》、《华北解放军报》、《军政报》等。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上世纪三十年代少数报纸的报头已采用套红刊印，如《中报》、《民众日报》、《新民报》等。极少数还有彩色插页。有些报纸的文字除了汉字，还有英文、俄文、回文的，如《东方日报》，正版为汉字，背面则为英文；《实话报》（由苏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设在我国辽东北岛的指挥部主办）报眉为俄文。另有几份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时发行的《满洲日日新闻》等报纸，文字为汉字、日文间有。在上述的一些早期报纸中，排版艺术令人折服。发行于民国六年的《铎声》报，头版样式新颖大胆，给读者以过目不忘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以上介绍的各类报纸，有政府办的，有机关团体办的，亦有私人营办的。重点推介创建于我国清朝的《申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别称“申”的原因，是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美查在上海创办地方报，由此取名“申报”。有史料记载，《申报》创办初期好多年，报纸日销售量仅为600份，然而影响却十分广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报海旧闻》中有记载：“《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虽然几易其主，但总体上坚持的策略是“义利兼顾”。1881年，《申报》的发行（销售）范围已从城市拓展到乡镇，并从本埠扩展到外埠。在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设分销处。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大的新闻类报纸，成为中国官府、民间重要的日常读物。据悉，《申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其文字风格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且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到了1897年，《申报》日销售量达到万余份。我国著名民主人士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史量才在新闻业务和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引进先进设备，注重广告业务开拓，到1915年后，《申报》刊登广告的版面大于新闻版面。1916年《申报》日售1万4千份，1917年日售2万份，1922年成为实力雄厚的大报。在《申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如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都先后应聘担任《申报》的特别通信记者。《申报》作为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企业经营）新闻报纸，是大报中的精品。时至今日，《申报》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当代媒体借鉴。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方汉奇）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不同的风貌，本文将从国人彼时的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来详细介绍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俗大变迁，希望能对渴望了解那一时期的童鞋们有所帮助。一、民国时期社会风俗变革的背景1.外部因素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鸦片战争后，列强们蜂涌进入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商品和资本，同时也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中国古老而保守的传统文化遭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2.内部因素（1）政治因素还在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就认识到社会习俗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改良社会习俗政治进步中的作用，所以他们得出一种共识，那就是改良风俗必须成为社会全面变革而一部分，必须把政治改革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有的把改革发饰、服饰习俗作为推翻清王朝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强调了风俗改良的政治意义。这种将移风易俗政治化的思路和做法，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尽快革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社会风气，将改良风俗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革命党人亦视移风易俗为一项政治事务。民国时期，蒋介石就曾发起过“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2）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渴望按照自己的阶级意识改造中国，要以资产阶级精神改造人们的生活，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秩序。（3）文化因素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就提出“戒缠足，兴女学”的进步口号，并成立“无足会”“戒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改良风俗的团体。以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等新思潮都为民国风、俗的变迁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民国时期社会习俗变革的成果1.服饰的变化民国时期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民国时期服饰变革主要指清末的宫廷服饰制度被淘汰，出现了新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变化过程。这一时期服饰大变革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大的服饰变革不同，是在封建帝制被推翻、“西风东渐”的背景下进行的，出现了中西合璧的特殊现象。（1）女子服装出现了日益华丽和普及旗袍的趋向1840年，鸦片战争后，社会风气日渐开化，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人民的穿衣观念开始变化，越来越具有观赏性和实用性。上海开通商埠最早，得风气之先。北京和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与上海式样。”随着清朝末年革命运动和女子解放运动的兴起，一些知识分子把服饰变革与女子解放联系起来，认为传统服饰是束缚妇女的枷锁，并且主张予以改革。民国初期的女子着装，一般是上衣下裙。同时，由于大批留日学生返国，东洋女装备受青睐，青年妇女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裙，下穿黑色长裙，裙上不施绣纹，衣衫也比较朴素，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很少用。这种装束，时人送它一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女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民国建立，“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景象，时装上也显示出空前的天真、轻松、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妇女出门系裙，在家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下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衣下裙的“文明装束”在新式学堂中开始流行。到了“五四”时期，白衣黑裙已成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旗袍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20世纪20年代旗袍在上海等城市流行，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盖脚。但是不久，旗袍的长度缩短，腰身收紧，曲线明显。30年代旗袍盛行全国，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这一时期的旗袍出现各种流行样式。先是流行高领，后又流行低领，当低到无法再低时，干脆就穿起来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和旗袍的长度也变化不定，有时长，有时短。民间妇女、女工、女学生都穿它，达官显贵的小姐、太太们在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时穿的也是它。宋氏三姐妹一生钟爱于旗袍。宋庆龄尤为喜爱墨色丝绒旗袍，直至晚年仍时常穿它。（2）男子服饰出现从长马褂向中山装和西装逐渐过渡的变化趋势1）长马褂虽然经过了以西装为代表的新式服装的冲击，传统的长袍马褂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褂是清代特有的一种礼服，穿时加罩于袍服之外。马褂之制于康熙末年在全国普及，成为一种常服。长衫的形式在民国初年定型后就再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作大襟右衽式，长及脚踝上2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1尺左右长衩。民国仍然将长袍马褂作为国家礼服的一种，但是在穿着上抛弃了等级差别。故而革命者取其义，守旧者取其名，使长袍马褂在近代中国服饰舞台上仍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长袍马褂的忠实拥护者为以及守旧人士们，依然试图引导下一辈维护传统，最起码己身严守陈规穿着长袍马褂，却不知近代的服饰改革早就在青年和中老年之间划出了一条代沟。众多的青年，由于文化和知识水准的不断提高，眼界的不断开阔，纷纷跨过老一辈设下的界限，置传统与忠告于不顾，普遍追求新式服装，男穿西服女着裙装已是常见之事。2）学生装学生装是清末民初大批留学生带回国的。国内也大办新式学堂，操练新军，于是一种洋化的新式学生装出现了。学生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西服，只是形制比较简便。一般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用纽扣挂紧。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缀一只暗袋，左侧胸前还缀有一只明袋。20世纪80年代，随着《霍元甲》和《陈真》的走红，学生装也因为主人公的穿着而深受人们喜爱。3）西装这种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装则有并驾齐驱，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初期，在传统观念和思想侵染之下，当时能够接受西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不少人还是很看不惯的。1936年，林语堂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论西装》一文。其中说：“满口洋文，中文说不通的人必着西装，或是外国的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两三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着西装”，“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两崽为一类，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傅等又为一类”。反清的革命志士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穿学生装和西装，因此西装当时往往被视为革命党人的标志。民初许多政要如章宗祥、陆徽祥、周自齐、曹汝霖都穿起来西装，在北京中央公园游公园。4）中山装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是在学生装和企领文装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一种服装。最早的中山装作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上有九粒纽扣，后背有中缝，腰际有阔带式横襟，衣服的上下左右各缀有一贴袋，上端加有戴盖，下面的袋子裁制成可以随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中山装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及袖口等部分都有变化，制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都有所改进。由于敬仰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威望，政府官员、文化人士等纷纷仿一时成为民国时期的风尚，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三大男装款式之一。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都着中山装，可见中山装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中山装与欧美及东亚各国西服的最明显区别在于他的立领是关闭式的，而具有了中国民族含蓄内敛的特色。直到今天，中山装仍然作为代表中华民族气魄的一种服装，流行在人民的生活中。2.民国饮食民国时期饮食有以下几个特点：保留了一部分优秀的传统中国饮食文化。先来说说孔府宴，孔府宴礼节周全，是中国古代宴席的典范。孔府宴分两等，第一等又称满汉全席，是给给皇帝和钦差大臣的。一套宴席的餐具有404件，每件餐具分两套，全席一共要上196道菜。十个人需要整整吃四天才能将这些菜品尝完。第二等孔府宴相较第一等没有那么奢侈，是针对宾客和当时游客的宴席。另一种传统宴席是谭家菜，也是一种久负盛名，保存完整的贵族菜肴。辛亥革命后，外来饮食文化也传入了中国，西餐开始在中国日益流行，请吃西餐已经成为买办、商人与洋人、客商交往的手段。在北京，“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1924的北京，西餐馆有4家，到了1920年发展为了12家。在东北地区，犹豫时代发展和地域时间局限，饮食品种较为单一，饮食结构比较单一。但由于大批俄国人的进入，西方饮食文化随之出现。在天津、重庆、广州、长春、沈阳以至一些中小城镇，也有了一些西餐馆。糕点店逐渐取代了饽饽铺、茶食店的称号，糕点品种日趋丰富。各大食品公司也开始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例如上海冠生园在《大公报》上连续登载广告，雀巢公司也为其麦精粉做广告。

这些旧刊报纸均出自于 古籍阁  基本上包括了每种报纸的初版到最后一版的所有旧报纸全集，这些报纸大概20G左右的容量，非常全面

晚清到民国时间大概有以下这些报纸，

《中西闻见录》《中国丛报》

《制言》《越风》《语丝》《禹贡》

《庸言》《燕京学报》《学衡》《新月》

《新青年》《新民丛报》《新潮》

《现代评论》《文友》《文学季刊》《图画日报》

《史学年报（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辑）》《申报影印本 400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