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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First Front Army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Red Army)曾称“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0年8月由红军第一、三军团组成，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委。曾在江西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次年10月胜利到达陕甘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zhōnɡ ɡuó ɡōnɡ nónɡ hónɡ jūn dì èr fānɡ miàn jūn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0年7月始先后由红军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曾在湘鄂川黔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1935年11月开始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甘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组成，取得4次进攻战役的胜利1927年11月～1929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组成工农武装，分别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1月，上述武装分别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第32、第33师。4月，红11军改编为红军第1军。6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12月，红15军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转战到鄂豫皖苏区的黄（安）麻（城）地区。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4个团又4个营，击溃4个团又1个营。1月中旬，红1军同红15军会师合编为红4军，共万余人。5月中旬，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5月底，鄂豫皖苏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3个多团，击溃1个旅。7月，红4军主力由豫南地区南下，在英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展开攻势作战，至9月，共歼国民党军7个多团。10月，在皖西组建红军第25军。11月7日，红4、红25军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后吴焕先），全军近3万人。红4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辖第10、第11、第12师；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73师。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苏区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创造了条件。1931年11月～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根据鄂豫皖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尚未布置就绪，部队处于分散防守状态的有利形势，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4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开始，就遭破产。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创造了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等战法，为中国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苏家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组建红25军第74、第75师。潢光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连同新组建的独立第1、第2、第3、第4师和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少共国际团，总数达万余人。苏区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拥有26个县级政权。创建川陕苏区，在反围攻和进攻作战中发展部队1932年7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部调集30余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军民英勇奋战两个多月，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过“左”的政策，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经鄂北、豫西，于11月到达陕南地区。留下红25军一部和第75、第27师（原独立第4师改称）在苏区坚持斗争。11月19日，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继任主席。随后，曾中生任方面军参谋长（后倪志亮），张琴秋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2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至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2月中旬，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分3路进攻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4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国民党军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使苏区得到巩固扩大，红军得到很大发展。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和恢复彭杨军政干部学校。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整训和扩编。徐向前、陈昌浩仍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副主任（后曾传六、周纯全）。以第10、第12、第11、第73师为基础，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依次扩编为第4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师）、第9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辖第25、第27师）、第30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辖第88、第89、第90师）、第31军（王树声兼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辖第91、第92、第93师）。随后，曾中生等总结历次反“围剿”作战经验，编写出《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教材，对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起了重要作用。8～10月，为进一步扩大苏区，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新的围攻部署尚未就绪之际，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2万人并新组建了红29军第26师。宣达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同在达县、宣汉、梁山（今梁平）地区坚持斗争的川东游击军会师。随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辖第97、第98、第99师。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11月，四川军阀刘湘调集20万人的兵力，向川陕苏区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先后挫败刘湘部的4次总攻，奋战至1934年9月，共毙伤俘川军8万余人。11月上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后在通江县毛裕镇和巴中县清江渡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制定了加强政治工作的若干决定和军事教育计划，各部队开展了整训，提高了战斗力。为健全领导，充实连队，方面军进行了组织调整，李特任副参谋长，第11、第26、第92、第97师撤销师部，部队并入其他师，直属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各游击指挥部所属武装合编为独立第1、第2师，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倪志亮兼任校长）。在创建发展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军参战。1933年1月，在通江县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在反“六路围攻”中，扩编成妇女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属方面军总部领导。妇女团同其他部队一道，转战南北，是红军中较早的妇女战斗部队之一。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为实现“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进行了嘉陵江战役，共歼川军12个多团，约1万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但这时，张国焘却为苏区的某些困难及国民党军将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所吓倒，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命令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这样，红四方面军连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学校、医院和工厂职工等共约10万人，开始了长征。于5月中旬，占领了以茂县、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7月，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对加强红四方面军工作起了积极作用。红四方面军抽调第4军第12师第32团、第30军第90师第270团、第33军第98师第294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为开创新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8月下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混编左、右两路军走出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进到四川省巴西和阿坝地区。月底，红30军和红4军一部在包座地区歼国民党军1个师，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但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中共中央遂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0日继续北上，张国焘则于9月15日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南下川康边。10月，南下的红军举行绥崇丹懋战役，毙伤俘国民党军3000余人。继又发起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万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1月，红5军与红33军合编为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治委员，下辖由第5军编成的第13师和由第33军编成的第15师。2月，国民党调集重兵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四方面军被迫西撤。4月，转至甘孜、炉霍地区。红四方面军由于南下、西进，往返于雪山草地和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这时，红四方面军重新进行整编。李特任参谋长，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政治部副主任。第4、第9军各辖4个师，师直辖营；第30军暂缺第90师；第32军（罗炳辉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辖第94、第96师；组建了骑兵师（许世友任师长）。另辖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王维舟任总指挥）、金川军区（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邵式平任政治委员）以及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在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等的坚决斗争及影响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6月，红四方面军决定，和红2、红6军团共同北上。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与由湘鄂川黔苏区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2、红6军团会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7月初，红四、红二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今金川）出发，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1日抵达包座地区，在举行岷洮西战役，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后，于10月9日和22日分别到达甘肃省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主力组成西路军，同甘肃军阀部队浴血奋战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武威）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敌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损失严重，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部编为3个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历尽艰辛，于4月底进入新疆，后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另2个支队大部牺牲，少数人员陆续返回陕北。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共万余人，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后，于1937年2月参加支援西路军的援西军。3月上旬，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由陕西省淳化地区西进。3月中旬进至甘肃省镇原、平凉地区时，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促成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和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红四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战斗足迹遍及鄂、豫、皖、川、陕、甘、宁、青、新等省，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浴血奋战中，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取得了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造就了一大批领导骨干，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摘自《党史博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然而，据历史资料记载，红三方面军缺编另有其他一些原因。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然而，据历史资料记载，红三方面军缺编另有其他一些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 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摘自《党史博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然而，据历史资料记载，红三方面军缺编另有其他一些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 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红军历史上曾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但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呢？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并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成四个方面军。 根据这个计划，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组成后，按原定计划，本应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然后分别编为第一和第三方面军。但是，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活动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组建于1933年6月的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随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

不知道，问别人

中国党报党刊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中国日报》、《学习时报》、《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党的文献》等。具体介绍以下几份党报党刊：

1、《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报纸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时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

2、《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

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光明日报始终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毛泽东同志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团结起来 光明在望 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3、《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是解放军报社出版的中央军委机关报，创刊于1956年1月1日。1999年10月1日起，《解放军报》网络版进入国际互联网，2004年10月1日正式定名为“中国军网”。

4、《党建研究》

《党建研究》创刊于1989年3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管的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是一份全国性研究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学术性、工作指导性的月刊。

5、《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思想理论月刊。该刊物以各级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反映党政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中的体会经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光明日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解放军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党建研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