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 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 “伤痕文学”是一批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作品的涌现,这批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伤痕文学”中还有一类作品,它们以讴歌革命战士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为主题;从维熙的被人称为“大墙文学”,取材于监狱生活的系列作品,是这部分小说的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赞美人民美好情操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痕文学”亮出“伤痕”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历史悲剧根源的探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极“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等,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因此它们被称为“反思文学”。 1979年,正当“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际,蒋子龙以他特有的敏锐感觉和出色才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枣“改革文学”。很快,“改革文学”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蒋子龙除《乔厂长上任记》之外,又陆续发表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此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贤亮的《龙种》、《男人的风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陈冲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张契的《改革者》,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浮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各条战线的人们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