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专业学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般是写在论文的最后面，例如：

参考文献：

〔1〕陈孝彬.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

〔2〕潘菽.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

〔3〕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

〔4〕郑日昌.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

〔5〕傅道春.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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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励志明德。教师要借鉴传统诵读教学的方法，并将经典诵读与校园文化建设、德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来，为学生搭建一个又一个平台，使学生在生活实践的特定情境中心有所悟、心有所动，进而回应、共鸣、践行，实现诵读的最佳境界。

【关键词】

国学经典；诵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中华文化最好的给养是国学经典，它不但可以提高文化素养，而且可以励志明德、启迪童蒙，指引其终生发展的方向。而国学经典中蕴含着的大量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只有通过亲身诵读才能深刻体会，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亲近和获得圣人的不言之教。把国学经典引入校园，并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实践路径和价值诉求的研究中独辟蹊径，才能使国学经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绕于耳――听读

听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校园内，国学声声不绝于耳，学生在听读过程中，对国学经典的感知逐渐由模糊到清晰，通过反复巩固，达到诵读的目的。①学校设立国学经典诵读广播站，内容包括国学经典朗读、赏析及轶闻趣事等；②校园音乐融入国学经典歌曲和中国古典名曲，让学生在古典乐曲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③将配乐诗朗诵设置为上下课铃声，陶冶学生心灵，点燃学习热情。

二、溢于眼――默读

泰戈尔说过，鹅卵石的完美不是靠锤的打击，而是因为水的载歌载舞。教育需要一种载体，需要一种氛围，需要环境的熏陶，尤其需要美化、诗化、艺术化。校园环境教育理念正是寓教育于无声无息之中，潜移默化，论道而不说教，让学生于举手投足间与古代先贤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对话。①门口：利用学校电子屏幕开设 “一分钟课程”，精选国学经典，每天滚动播出，让学生在进出校门的短短一两分钟里，受到润物无声的文化熏陶；②院墙：在校园周围院墙上装饰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大理石浮雕；③墙壁：镌刻“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14字校训；④楼道：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分别设置 “中华经典浸润人生”的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精粹长廊、“诗味书香弥漫校园”的书法艺术文化长廊；⑤教室：班级文化板块、在黑板报中开辟国学文化知识专栏；⑥校报：在学校创办的《春华秋实》月刊彩印校报上，开辟国学教育专栏，全面系统地向学生及家长宣传国学经典知识。

校园书香盎然，国蕴飘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显现一个鲜明的特征――国学经典。学生课间驻足浏览、欣赏，既对五千年的文明有初步的了解，其中涉及的修身、求学、创造等知识又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三、吟于口――诵读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在一至六年级分别开设不同的国学课程：一年级《弟子规》《三字经》，二年级《千字文》《笠翁对韵》，三年级《论语》《孟子》，四年级《大学》《中庸》，五年级《老子》，六年级《史记》《资治通鉴》。不同学段采取不同的诵读方法。

1. 低年级：故事代讲，熟读成诵

3～15岁是记忆力的高峰期，对儿童来说，记忆方法至简，无非是诵和背，在这之前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看到的`和听到的来模仿。在每个班安装包括“神奇汉字”“国学故事”“水幕电影”等内容的国学资源库，国学经典以动画故事的形式来展现。比如，讲李渔的《笠翁对韵》“卞和三献玉，杨震四知金”时，给孩子们讲一下卞和和杨震的故事；在讲“雄文能徙鳄，艳曲为求凰”时，讲一讲韩愈和司马相如的故事……教师以故事代讲，并且联系实际，学生不讲自通，也对国学产生了兴趣，很容易熟读成诵。

2. 中年级：自读自悟，导读成诵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传统语文教学中提出少讲、精讲或不讲，偏重于学生个人的感悟和体会。重读，能够让学生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自读、自悟，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点拨，或只对某些词句略加解释，或学生交流，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如讲《论语》中“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一内容时，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后再读这句话，伯夷、叔齐感悟到二人正是因为对过去仇怨的忘却，才能心胸坦荡，而那些心胸狭窄之人，总是记着别人的不是，这样他自己也不得自由。所以，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心怀美好，不计前嫌，不怨天，不尤人，这样，不仅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他人的怨恨少了，相对的，他人也受你宽容、博大心胸的影响，少生怨恨之情。

听懂与读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自己下功夫读懂的、感悟出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才是真知。

3. 高年级：温故知新，情读成诵

古人品鉴诗文，主张熟读成诵，力求达到文若己出的境界，也就是通过诵读，把主观感受同作品实际统一起来，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联想、情感去触摸内容的整体存在，去品味其中的情味和旨趣，使情操的陶冶寓于审美享受之中。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国学知识积累和储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已经能够大体读懂《庄子》中《濠梁观鱼》之类的国学经典，此时，要求学生诵读和精思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意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情读成诵，正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

四、归于心――品读

诵读国学经典，并不是看谁背得多、背得快，而是要使学生的反复诵读和理解感悟活动化、生活化，建立学习的人文环境，形成一种精神气场，从而内化为学生的气质修养。结合下面的活动，力求使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识上升一个层次：①话国学――国学经典演讲赛。说出你最喜欢的国学经典及喜欢的原因，对学生所掌握内容进行深化；②演国学――国学经典迷你剧表演赛。将国学经典小故事编成通俗易懂的校园剧进行展演，使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诵读积累进行完美演绎；③写国学――国学经典辩论赛。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五、动于手――赏读

儿童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的过程，是知情意行和谐统一的结果，要把外在的、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变为个体内隐的心理特征，还要把个体内隐的心理特征变为个体外显的行为和习惯，实现内外转化的关键是?惯。因此，学校将“启蒙养正，明理成人”作为办学理念，在学生的习惯培养中为学生搭建一个又一个平台，使学生诵读的国学经典在生活实践的特定情境中心有所悟、心有所动，进而回应、共鸣、践行，实现诵读的最高境界――赏读。

1. 寸草报春晖――我感恩

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是百善之先，也是爱心的原点。请在爱的天平上把父母为你做的事和你为父母做的事列举出来，作为砝码放在天平的两端，看看你的天平是否倾斜得太厉害，如果是，请你加重砝码。

爱的天平

父母为我做的事 我为父母做的事

写着写着，学生惊愕不已，有的学生甚至落了泪，在多数学生的天平上，“父母为我做的事”竟然写满了整张纸却依然没有写完，而“我为父母做的事”却空空如也。学生当场宣誓：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学习上、生活上让他们放心，并制作感恩卡，制定感恩计划。随后，开展评选“班级十大孝子”“校园十大孝子”活动，让评选上的孝子在全校师生及家长面前讲一讲自己的“孝事”。家长动情地说：“孩子变了，变文绉了。”孩子们诵中悟，悟中用，真正使“孝”深入校园，深入孩子们的心里。

2. 《弟子规》力行表――我践行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华夏源远流长的经典诗文，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对于经典的诵读，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培养良好情操和行为习惯的需要。紧密联系生活学习《弟子规》，制定实践《弟子规》力行表，让学生把《弟子规》精神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并让学生详细登记，互相交流、监督，共同进步。

3. 座右铭――我能行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提出“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的教育思想。她形象地解释说：“一件事，我听到了，随后就忘；看到了，也就记得了；做了，很自然地理解了。”只有亲身实践和体验到的才会刻骨铭心。学习是以体验为核心的知情意行整合学习，品德建构是在现实的人际互动中通过道德的体悟来实现的。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是孩子们在学习《欹器》一文后得到的知识，而“谦受益，满招损”这个道理又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孩子们根据欹器的原理自己动手制作，并将自己的座右铭及原因贴在欹器上，放在写字台的旁边用以鞭策自己。

我们来欣赏一下孩子们的座右铭：

我的座右铭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一名班干部，我总是要求同学们遵守纪律、团结友爱，等等，但是我自己有时候却做不到，所以，我要以此来监督和鞭策自己，做一名合格的班干部。

我的座右铭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每次考试，我都会名列前茅，因此很是骄傲，也就瞧不起那些学习不如我的同学，通过这句话我知道了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要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在活动中，学生会逐渐体会先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齐家、博爱尚贤、仁义礼智、诚信和平等美好的品格追求，经过国学经典的审美熏陶，学生的品位、内涵自然提升，身心自然健康。“腹有诗书气自华”，人格教化当是经典诵读最大的价值。

经典浸润人生，书香伴我成长。国学经典诵读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校园生活带来一片生机。“书香校园，人文课堂，涵养教师，儒雅学生”――我们将在经典诵读的研究之路上努力前行。

参考文献：

[1] 梁志斌.借鉴传统诵读法开展经典阅读[J].文学教育，2011，（16）.

中国古代“国学”概念简考 摘 要：“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周礼》，承载着乐师礼乐教化之职。在后世发展中，其含义也在逐渐演变。首先，基于对《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可推测时之国学为地方诸侯贵族把持之学，承担向中央输送地方精英的过渡作用。其后，国学逐渐成为国家官学体制的一部分，并在授课对象、授课内容、规制方面形成了较为健全的体系,从而确立了国学最高官学的地位。关键词：国学；礼乐教育；官学；古代教育中图分类：K2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于近代肇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其含义也经历了发展演变。随着国学在近代背景中走进学术视野，各家争论不休，关于其含义探讨也往往集中于新意涵的挖掘和赋予。当翻阅古代典籍，重新寻找国学踪影时会发现，千百年来国学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国家官学中重要组成，国学显然成为贵族之学或国家最高学的代表。目前学界研究往往集中于国学在近代舞台上的争辩和国学的现实功用，而对古代国学概念缺乏详尽梳理，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梳议中国古代国学概念，所囊史料和个人学识有限，不当之处，敬候方家指正。一、礼乐教育：国学之溯的一种推测今人追溯“国学”往往自《周礼》始，即《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所载：“乐师掌国学之政。”[1]50 基于此之论述和后世著作引申，针对国学早期所指，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论断，一种将国学作为周代官学总称，并将其代指小学和大学，如清末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视国学为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第二种观点断定国学意指乐师主授礼乐课程或为传艺之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学就是国家教育，具体指国家高级机构或学校，主要以贵族子弟为教授对象，其中以持此说为多。这些观点或以周代教育出发，或站在古代教育的总体高度，却少聚焦《周礼》所载本身。因此本文首先将以《周礼》记载为挖掘对象，以国学源之所出探寻，作如下分析。首先，国学所指最初可能是国家礼乐体系的一部分。在周代众官职中，乐师一职隶属春官系统，春官为“礼官之属”，主掌礼乐，在高度重视礼制的周代，春官之重可想而知。国学既然出现在春官系统中乐师一职，与礼乐必脱不了关系，礼乐之责甚至重于教化。第二虽然周朝有诸多官职担当“教国子舞”，但是在《周礼》对各官所职的记载中，似乎只有乐师之责明确提到了“国学”二字，因此国学早期意涵很有可能只是礼乐中的小型乐舞。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具有教化色彩和教育职能。周代职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官教合一”，诸多职能政教并担，乐师所掌国学可能是国家官学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具有教化的职能和色彩。第四，国学不太可能是国家的高级官学。地官“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是为“教官之属”，而春官的教化职能相比较弱，所属春官的乐师之教育作用似乎不为主职。以此而论，笔者推测国学之溯源为：作为乐师职责之一的国学是隶属周代国家礼乐体系的小型乐舞，具有教育职能，但并不是国家高级官学。二、地方诸侯把持之学：以《汉书·食货志》记载为例探讨春秋战国以后，国学一词的出现渐有增多，其含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古时期礼乐教化的含义不再明显，而是逐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最初可能只是诸侯辖内之学，成为国家中央官学已是后话。此处以《汉书·食货志》对教育的记述为例探讨国学初步演变。《汉书》载：“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2]291此段叙述出现在记录汉代社会经济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状况的《食货志》中，开头出现的“是月”指冬日农闲时节。此段文字描述了平民子弟的求学历程，所谓“序室”为蒙童所就之学，“小学”和“大学”此处指平民子弟逐层升学等级，因后文称“秀异者”才有权被推荐，所以“小学”和“大学”这里指平民子弟就学的地方学校，区别于中央贵族的“大学”和“小学”，因此后半部分出现的乡学和庠序、国学和少学可能是相较高一等级的地方官学或地方诸侯贵族之学。依照《食货志》前文所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2]291可解读“序”为里一级学校，“庠”即乡一级的学校，那么庠序在此大约是级别较低有官方或贵族掌管的地方学校。依照清人黄生所释“乡学，庠序之总名也。国学，少学之异名也” [3]196，那么庠序即乡学，国学即少学。地方小学、大学优秀生源可升至乡学（庠序）中学习，乡学优异者可往国学（少学）受教，国学中优秀者可由诸侯推荐到天子直属最高学府大学，因此国学是由地方诸侯贵族直接把持的地方官学。通过上述分析，经历了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民间私学涌现，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推荐机制也逐步健全起来。在科举制度尚未成型，民间非贵族人才主要以推荐为主的年代，国学成为由诸侯贵族把持的地方高级官学，是连接民间和中央教育的过渡桥梁，也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学业精英的关键步骤。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确立、地方贵族的人才推荐职能弱化后，国学更多出现在中央国家机构的设置中，成为中央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家最高官学：多角度的古代国学解随着历朝历代国家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国学的含义逐渐扩展成为“国家之学”或“一国之学”，同时也被渐渐赋予了国家高级教育机构的默认，在后续演化过程中，国学成为最高官学的代表。当国学出现在中央官学体系之后，对于国学的解读便与贵族教育和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国学也成为高级贵族学校和国家至高学问策源地。这样的国学已经脱离了早期礼乐色彩，并形成了系统健全的规范体制，以下将从国学与国子学、太学关系，国学的授课对象，国学的授课内容，国学的规制四个方面粗略考察作为国家最高官学的国学概念。（一）国学与国子学、太学晋武帝始立国子学，国学逐渐成为后代各朝国子学或国子监的简称。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至隋文帝大一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各朝文献记载中较多的提到了“立国学”之举，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西晋所设国子学以“国学”为简称，在随后南北朝分裂状态下，各小朝廷多用之。例如梁武帝“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 [4]1730、齐明帝建元二年“国学久废”、“逡之先上表立学” [4]666。到元朝，国学与国子监所指相同，忽必烈初年“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5]296，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还分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当然也包含着民族等级森严的色彩。自国学（即国子学）设立后便成为凌驾于太学等学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学，南齐曹思文曾上书称：“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6]83此外，《新唐书》中记载：“高祖始受命……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7]5635 此处亦明显可见所立国学其等级、入学条件的严苛程度明显高于太学、四门学等学。（二）国学的接收对象从“国学”接收对象上来看，最初“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一句中出现“国学”二字，明显是针对贵族官宦子弟的教育。在后世演变发展过程中，各代最高官学机构，大多以“国子”命名，比如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甚至简化为以“国学”相称，郑玄注“国子”即“卿大夫之子弟也”。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子弟均可入学，只有官员品级达到相应标准，其子弟才能入学。如唐“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7]1159。宋代之后，其招收对象已经渐为放宽，至于明朝则扩展到普通平民，“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额” [8]253。“国学生源”、“ 入国学者”，逐渐成为代指能够接受国家最高级别教育的学子，即“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9]365。严格的身份限制和较高的评选标准表明了入国学门槛之高和国学的尊贵。不仅如此，唐朝盛世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10]303，体现了国学对外来留学生的开放性。（三）国学授课内容或研究内容首先是尊孔，自汉武独以董仲舒所推儒学为官方哲学后，儒之至尊地位延续千年，国家最高官学尊从孔子也顺其自然。提出尊儒的鼻祖董仲舒本人也曾为太学博士多年，竭力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后汉书》曾记载东汉官员朱浮上奏：“以国学既兴”，“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11]316，亦可见国学之尊孔风尚。此外，在文献中关于在国学中祭孔或立孔庙的记载也多为见得，如唐“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 [12]252、元朝“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5]2301、明洪武年间“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 [13] 20，此外，朱元璋受封孔子后裔孔讷时，“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13] 7297，都是历代国学重孔尊孔的鲜明表现。第二，延续了上古时期的礼仪之教，入国学有复杂规范的礼制，并接受贵族官僚贤人观礼。虽然唐初曾一度以周公为先圣，但周公亦被尊为重礼之人，而孔子对周公推崇有加，其本人也具有深厚的礼乐思想，唐太宗时国学复以孔子为尊，既尊孔必重礼，作为国家最高学的国学必然以身作则，国学重礼的传统异常深厚。正如元儒博士虞集所言：“国学，礼义之所出也” [6] 4175。贵族官宦子弟入国学时，行齿胄礼或释奠之礼，亦有皇族、官员观礼。唐代令狐峘、滕珦均有《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诗作流传后世，“太学时观礼，东方晓色分。威仪何棣棣，环佩又纷纷”、 [14] 2849“肃肃先师庙，依依胄子群。满庭陈旧礼，开户拜清芬”、“ 圣上尊儒学，春秋奠茂勋” [15] 2850，用以颂扬国学之礼。第三，国学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其他各派学术。梁武帝时“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唯国学乃经，经各置助教云” [16]433，唐睿宗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孝经》、《礼记》”[17]3167。大多皇朝贵族官宦子弟达到规定年龄即入国学学习，皇帝也多次亲临请教儒家典章。。除此之外，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集中于儒学经典一类，而是博观经史，兼及百家诸学，例如在唐朝初年伴随儒释道三教交流碰撞，国学也受此风潮影响，唐高祖李渊就曾“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 [18]160。（四）国学的规制包括生源和任职官员在内，国学在国力强盛时可达数千人，学舍千百余间，规制宏大，令人惊叹。国学不仅汇集了当时一大批学术精英，而且培养了众多学术后继者，中国历来重文教化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不仅国立壮大、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仍，国学的发展也甚为壮观。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内的国学“增筑学舍至千二百间”、“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10] 302。到元朝时，虽为蒙古族统治，其仍在重儒上不敢怠慢半分，汉族官员韩元善曾向上进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 [5]786，说明学生四百人已是少数。当然也有人数更少的时候，如南朝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 [6]82，但那毕竟算是独居一隅的“小朝廷”。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特别是还肩负着培养皇子贵胄、网罗天下顶尖优秀学子重任的国学，不仅为皇帝智囊团储存后备力量，更是国家人文重镇，其建制之庞大是保存国家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延续儒学至尊、保障皇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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