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经济思想研究博士论文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果真会像一些媒体传言的那样，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否正在收集张五常的资料？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 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本报实习记者董伟报道 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果真会像一些媒体传言的那样，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否正在收集张五常的资料？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 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求采纳

2008年4月16日，发现张在腾讯上的文章《粮食如何算安全？》粮食如何算安全？在两会的研讨中，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受到重视，而要减少农民人口的声浪似乎是提升了。在此同时，粮食安全问题的声浪提升得更大。后者是二百多年前欧洲重农主义的思维，“粮食安全”的表面解释是一个国家的农产品需要自供自给，不靠进口。这几年中国的农用地减少，自产的粮食下降，中国成为一个粮食进口国，是以为忧。我曾经指出，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比例上优质的耕地实在少，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一定要让大量的农民人口转到工业上去。这样一来，大量进口粮食无可避免。至2005年，是好些地区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10倍以上，而一部小电视机出口可以换取大约一吨非优质的白米进口。农转工可图之利可谓大矣。一年多来，可能由于政府对农业与农民的多方协助，农转工的速度显然不足，因为工业大叫民工荒。虽然2005年的经济整体发展还算好，但路线是走错了。继续下去，这路线的不良效果会明显化。爱护农民是鼓励他们转往工业，协助他们留于农业，早晚害了他们。我们今天不容易估计中国的农民究竟是人口的百分之几。官方的数字是69%，但半农半工的人口多得很，而不在市区的工厂越来越多。以全职农业算（例如两个半农算一个），农民的人口百分率应该低于69%。不这样，直觉的判断是中国不会见到有骄人的工业发展。纵观外国经验，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全职农民要下降至人口的25%左右。这含意着中国的粮食要大量进口了。安全吗？我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安全。就算国与国之间有政治纠纷，有禁运的可能，有钱可赚的商人总有办法，何况世界上有那么多农业出口国要互相竞争。要走向经济强盛之途，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但我可以提供三点，增加粮食供应的安全性。（一）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让私营（或称民营）的商人处理，绝不限制牌照数量。这是毫无农业的香港从来没有缺粮的主要原因。数之不尽的零散粮食商人，互相竞争，各出奇谋，各有门路，有什么战争或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他们总有办法。（二）在海上以浮笼养鱼与在海滩殖蚝、蛤等，有利可图的例子早有前科。政府要把所有宜于人工繁殖海产的海岸与海滩，以招标的形式租出去，让民营投资者博一下。（三）界定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容许有权利界定的农地有自由转让权。当然，不少地区政府要靠土地租出或卖出为生计，而农、工、商、住的土地用途的划分是一门湛深的学问，篇幅所限，这里不说了。客观地看，中国需要的知识进口、石油进口、铁矿进口等，比农产品进口更重要，但为什么两会不讨论这些进口的不安全呢？我的答案是：不能不进口的，无可奈何，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客观地看，农产品也是不能不进口的，而外国的供货商人远比石油或铁矿为多。 张五常先生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获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是演讲大师，从欧美到中国，从大学的讲坛到法院的殿堂，从智囊会所到公众论坛，听者包括学生、教授、家庭妇女、小职员、企业家、总理、总书记，有人说是微言大义，有人说是危言耸听。几天前，他来广州中山大学做演讲，听众之多，反响之强，中大教师无出其右。 张五常是公认的产权理论大师，他的朋友如科斯、弗里德曼、阿尔钦等学界泰斗说他是“百年来只此一人”。张五常拒绝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评奖委员会太“功利”，他引用了一句广东家乡话“面子是人家给的，架子是自己搭的。”但他公开称：“我的文章中至少有六七篇100年后还有人读，哪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样说。”张五常看不起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不明世事”。他自己，除了正儿八经的学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自然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他的文章格外简单，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张五常讲话直截了当，不给人丝毫面子，因为他爱真理，而且因此骄傲。他说，1983年的一个晚上，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于是，我仰天大笑。”张五常有一头蓬乱卷曲的白头发，虽然六十几岁，看上去仍然十分卡通。他的经历也是卡通化的，有一种现实世界缺少的简单和戏剧化。比如他小时候常常逃学，两次被开除出校，中学都没毕业，可是他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和香港三位名摄影家一起出摄影集，而书法成就，则获得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初初见到张五常，那感觉是不大好的。在白天鹅酒店的大堂吧，张顶着他那一头乱发，没有什么笑容，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名人，权威的排场逼人而来，我有点想放弃这个采访了。但是我很快知道自己错了。乱纷纷坐定之后就发现，除了他太太和两三好友，七、八个年轻人都是本地的普通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不管他们问什么，张总是乐于回答，渐渐高兴起来，口若悬河。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疲倦不耐烦的神色。他第二天还跑到中学去演讲——中学生怎么听得懂他那新制度经济学呢？他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挑老师，说“老师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这么重要”。学生们鼓掌鼓得快疯了。人活到一个境界是没办法的了。象张五常，他即使坐在一张不大舒服的椅子上，也是很自在的。在中学演讲，每当学生咬紧牙关鼓掌，他就往椅背上一靠，手臂垂下来——还是很自在的样子。他是不会让自己不舒服的。他肆无忌惮地评论书法，摄影，音乐，也是鲜明的“张式”的，好是好得不得了，天下第一，坏就是垃圾，一钱不值。眼睛里从来没有权威。当然，这你就不能象对他的经济学那么认真了。他拍黑白照片，有中国画的韵味。他拍人物，却是影楼式的干净艳丽，把美丽的太太拍俗了。读那么多书，又还懂得运用肢体语言，他的握手是温暖而舒服的。走在沙面的小路上，他和太太自顾自手拉着手，把一班人甩在后面。他的身材瘦而高，年轻一点的时候大概称得上玉树临风。2009年他仍然说话风趣，喜欢和美女吃饭。张太说他，“事后都不记得了，跟我说，上次吃饭在旁边那个女的是不是你？”真有他的，这样就过关了。他的太太美丽而能干，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可不是家庭妇女。在内地，他太太做他的普通话翻译——几乎是同声翻译。教授在生活上是个好伴侣吗？他太太说：“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了。他真的非常可爱。”又取笑他，“吃穿是不讲究的，人家一看他衣服就知道他太太回来了，他自己是不会配颜色的。吃饭也马马虎虎，有时候吃完了说，‘不好吃’，可是他也吃了很多。”两夫妻一般的好口才，说出话来刮辣松脆，活灵活现，跟一般口讷的读书人大不同。 小档案： 履历： 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1967年获博士学位。1967年—1969年，在芝加哥大学与诺贝尔经济获得主弗里德曼和科斯等工作。 1969年，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2年—2000年，任香港大学教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学术贡献： 对财产权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信念，使他几乎是排除一切地集中研究交易费用的各个方面。他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使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领奖演辞中指出，张五常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也为得奖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目前正在撰写集数十年学术研究精华的著作《经济解释》。 这么多年来，张五常离诺贝尔奖总是咫尺天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这位叫斯蒂芬的中国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却被邀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你张五常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事实上，他在西雅图教书时，与巴泽尔和诺斯有个研讨小组，但他从不参加。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转身离开。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世界，如同在当年的西河湾街头游荡，乐趣无穷。在华盛顿任教时，张五常家的房子在海边，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由此想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跑到苹果园养蜜蜂，写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橘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1983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谦虚”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造诣和天赋，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学者尤其担心，他宣扬的随心所欲、不合常规学术训练的成长路经，会带坏了后生晚辈们。对于“狂妄自大”的指责， 张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给以反驳：“漠视一个人的成就而批评他是骄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骄傲了。”“别人都说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写论文有多累。我想天才应该不会这么累的。我应该不是天才。”“经济学家就是被人利用的”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他已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回到故地，张五常意气风发。对于一个对现实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参与和影响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变革进程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夫子。“狂士”确也算得上多才多艺，摄影、书法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仗着这点资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学问的世界，没有艺术的世界。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见诸各报的散文，他的经济散文妙趣横生，即使是不懂经济学的人一样爱看。他爱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常常抛出惊人之语，譬如“号召打开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是个骄傲的老头，为自己过人的智力优势得意洋洋，对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实，要是不明白，残酷的现实终究也会让他明白这一点。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时候，在内地到处巡回演讲，到处布道，台下学子无数；门前冷落时，蜗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报章上继续着自己对国内外政策事务的观点和建议，万般滋味在心头。杨小凯生前曾中肯地评价他在性格上诸多的弱点，他说，“张最大的缺点，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包括和政府的关系。”冷暖自知，聪明如张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我的名气是你们给的，不是我要的。”“我关心中国发展，这是事实。但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果真会像一些媒体传言的那样，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否正在收集张五常的资料？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 张五常：不是房价太高而是收入太低 房地产无泡沫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问题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对于房产的泡沫大小等等问题让老百姓一头雾水。2012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和解释。经济学家张五常2012年12月16日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泡沫，民众买不起房的主要原因“不是房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张五常在当日的“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当前民众买房的需求应该得到鼓励，因为购房对普通人来说是财富累积的重要方式。

我的专业跟经济学相距甚远，但是，我去对经济学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可能是出于对这个世界未知的探索欲望吧。我总是会问自己：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可能我以为”经济学“的知识能给我解释日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背后更有趣的故事吧。由于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有限，至今我也没有太弄懂这背后的远离。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 最近，偶然遇到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让我有了强烈的阅读欲望。 张五常，大名鼎鼎。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简单搜索一下，就会知道他的厉害。据说，他是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里只提一点，我以前一直误解的地方。早先，我听说张教授还没有得到诺奖的原因是，他不太喜欢宣扬自己的经济学主张。我原以为，他不愿意著书立说。但是，详细一查，自1967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以来，已经有1500多学术期刊文章，超过20部专业学术著作，超过40部的经济学书籍。这俨然是一个比吾辈还要精力充沛、高产的研究人员。自愧不如，自惭形秽。 在此，我想把我读此经典之作的所感所想，记录在案。 *************************************************************************************************************** 本文涉及到此书中”神州修订版序“和”学术生涯结束“。 张教授在”神州修订版序“中总结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阿尔钦选《座位票价（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1977）》，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2008）》!“ 另外，张教授还提醒读者”《制度》一文其实写到二零零七，分析的是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的经济奇迹“。这说明，有可能这后来的十二年的中国经济制度有了新的变化，需要区别的对待。 在”学术生涯的终结“中，张教授纤细的回忆了《制度》一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作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学大师，其对文章的精益求精的态度，让吾辈折服。虽然，最初《制度》一文只是写给科斯一人读，虽然只是一个研讨会的观点论述，他却为此，”一连写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而且这十一篇文章实在三个月之内完成的。更为震惊的是，为了”一气呵成“，以年逾七十之身”不睡觉地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写好了自己满意的初稿。其间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并且，科斯也以九十七岁高龄，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对文稿给出了二十七处的修改建议。前辈们的严谨、格物，值得一生学习。 张教授简略提到： 1.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 2.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 3.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 4.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私产）重要，但不同的合约组织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别，单靠市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自由市场不成，计划经济也不成。成事要靠经济压力——资源贫乏十三亿人要吃饭的压力——也要有一个懂得疏导交通的政权。 由此，在科斯的见一下，张教授踢出了其重要的贡献——”合约的一般概念（A General Concept of Contracts）“. 张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