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1898年，清朝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建议，推行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不过，仅仅时隔103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遭到幽禁，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后世在评论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总是笼统指责守旧派思想保守顽固，为了保全自身利益，阻止社会进步。维新派虽然有心通过变法图强，但限于自身实力不足，因此功败垂成。然而，实际情况却远不是那么简单。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保守顽固。其中，李鸿章、荣禄等人都是具备维新思想的开明人士。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也并非都是积极进取的人物组成，比如帝党中的翁同龢、汪鸣銮等人，在思想方面反而比较保守。

此外，帝党和后党中的人物关系也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翁同龢是帝党中的领袖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慈禧太后，他的主要目标是调和皇帝和太后之间的矛盾，而非制造矛盾。后党中的不少人物也持有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无论是帝党还是后党，大家在变法图强的问题上基本不存在分歧，最终导致矛盾公开化的主要原因是康有为等人提出的激进维新主张。康有为大胆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现行的法律、官制应该废除。他号召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将大权集中到皇帝和维新派的手中。这就意味着要向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康有为提出的激进变法措施不但与大多数官员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而且同几乎整个士大夫阶层和军队的既得利益背道而驰。修改考试制度将会使整个国家的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军事改革会涉及淘汰许多现存军队，跟现役军中的将士们利益严重不符；指派年轻的维新派官员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担任品级很低但位置关键的职务，破坏了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

在戊戌变法实施后期，愈加激进的变化让许多人感到手足无措，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变法将要无差别地摧毁一切现有秩序。别说当时慈禧太后无法接受这样的变法，就是在古往今来的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任何既得利益阶层能接受这样的变法。光绪帝听了康有为满嘴跑火车，就下定决心想通过变法一口吃成个大胖子，结果却是把自己吃噎住了。

如果光绪皇帝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君王，那么他要雷厉风行的实施变法，或许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全力支持变法的只是少数激进少壮维新派，而对变法越来越心存不满的慈禧太后，支持她的却是整个大清的官场。这种悬殊的差距，就注定了戊戌变法的结果。在没有雄厚实力做保障的前提下，光绪皇帝和一小群维新人士就想要“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种勇气只能说很傻很天真。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派遭到毁灭性打击。“戊戌变法”以光绪皇帝完败告终。

参考文献：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

光绪帝没有任何的实权，他想要变法跟随者寥寥无几，还没有谋略，面对最大的劲敌慈禧太后，他肯定是要以失败收场，毕竟支持慈禧的人基本上是整个清朝。

因为光绪皇帝手里没有掌握着任何实权，愿意维护他的只有一小部分维新派，而反对变法的却是政权在手的慈禧太后和她背后的皇室贵族。

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存在都是灾难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毁灭了这个地球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好吧，不得不说大家的观点都很深刻，但是咱们能不能现实一点，非得用马列毛概的那一套思想那套任何问题？还发动群众，那个时候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愚民政策。90%的老百姓不识字，你和老百姓去讨论国家改革，想自下而上的变法，你是不是没睡醒啊！那一套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套路不是万精油！第一应该是维新派自己的稚嫩，首先对自己改革派的实力估计不足。认为皇帝只要一个诏令下去改革就成功了，并且过于自大，排斥一切元老大臣的参与。比如，当时有人劝说康有为：老太后并不激烈的反对变法，只要所有的改革都用太后的名义，这样改革阻力就小的多了。但是康有为根本不以为然，反而出主意围攻颐和园（这也是慈禧给光绪最大的罪状——围园弑母），还有李鸿章，本来这个较开明的实力派是支持变法的，至少是同情变法的。但是由于他一人担负甲午罪责，维新派也将他推到了对立的一面。本来，在当时的政权结构中，维新派和死硬顽固派的比例都不高，而大部分人都是站在中间观望，包括慈禧也是。但是维新派把这部分中间派全都推到了对立面，给自己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为什么维新派会这么做？那就是第二，改革太过急躁，一开始维新派就是理想主义泛滥，想着一下把天翻过来。结果就是惹了众怒。但是的国人水平根本就不能一下接受这么大的变化，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当然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变法图强，天经地义。但是当时却是天怒人怨，众人苦求着慈禧出来主持大局（当然太后也愿意出来）。就这样咯还有就是袁世凯的问题，大家都愿意往他脑袋上扣帽子（这也是我党的强项啊）。说实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做的很好，很成功，也很顺应历史潮流。他是否出卖光绪皇帝这个是做不了定论的，因为后开康有为在袁世凯死后站在了中国舆论尖儿上，他一个人怎么说都行，反正另一个都死了。并且当时袁世凯的实力根本算不上强大，他的上面还有荣禄，还有李鸿章等等一堆大佬。况且维新派把太多人推到了对立面，袁世凯不出卖，那也成不了。那为什么说改革的阻力其实不大，只是维新派自己创造了这么大的阻力呢？戊戌变法失败后才3年啊被八国联军痛打的清政府就开始考虑立宪了，虽有被八国联军入侵的痛定思痛。但是，改革土壤其实早就有了，而且对于改革，外国人并不是想我们平常听到的那样都是一味的破坏，至少英国，美国是希望当时中国变法成功的。一个开放的中国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这是一个双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