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论文文献

元朝（1271年~1368年），由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1279年灭南宋，定都于大都（现北京市），1368年八月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之后，在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于1388年天光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袭杀后（一说1402年鬼力赤即位后）去国号。1635年末代蒙古帝国大汗林丹汗归降皇太极彻底终止。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少数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向蒙古军队投降的地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而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众多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众多民族受到了残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压迫，难以记数的人口和财产在战火和随后的瘟疫、饥荒及自然灾害中损失，对战火涂炭地区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时期。整个蒙古帝国的持续时间是从1206年到1635年。元朝的建立 汗王蒙哥1259年在四川去世后，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政权由世界性大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体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元朝”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5岁的宋恭帝及谢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元朝中期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死，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武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但违背前约，封和世剌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而改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以及其后的朝代）的官方思想。延佑七年（1320年），仁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元英宗下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至治三年，英宗从南返途中，驻跸南坡，被权臣铁失等人杀死。谋乱诸王大臣拥立当时镇守漠北的前太子真金之孙也孙铁木儿即帝位，改元泰定，是为泰定帝。泰定五年（1328年），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而与此同时，元武宗的旧部重臣燕帖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结果，图贴睦儿先至元大都，遂于天历元年（1328年）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文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文宗毒死明宗后称帝。至顺三年（1332年），文宗卒。临终下诏立明宗子为帝。权臣燕帖木儿为了控制朝政，故意舍长立幼，立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但宁宗即位未及一月就病逝，其兄妥欢贴睦尔才得以即立，是为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元朝的灭亡元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同时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依旧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由此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起义军首领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统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的统治结束。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之后，在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于1388年天光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袭杀后（一说1402年鬼力赤即位后）去国号。元朝的统治中央机构：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地方行政机构：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的简称军事机构：宿卫军队，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担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卫的军队是侍卫亲军。三十馀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这段也有争议，需要更多的论证）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元朝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较少的王朝之一，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元朝的疆域元朝统一全国后，强盛时期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亚（一说到达北冰洋），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元朝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千米；若到达北冰洋，则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11个行中书省，以及总制院（1288年更名为宣政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元朝帝王年表一、蒙古国时期庙号 谥号 汗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太祖 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成吉思汗 孛儿只斤铁木真 1206年~1227年 无睿宗(元世祖追尊) 监国景襄皇帝 也可那颜孛儿只斤拖雷摄政 1227年~1229年 无太宗 英文皇帝 窝阔台汗 孛儿只斤窝阔台 1229年~1241年 无称制 昭慈皇后 乃马真脱列哥那摄政 1241年~1246年 无定宗 简平皇帝 贵由汗 孛儿只斤贵由 1246年~1248年 无称制 钦淑皇后 斡兀立海迷失摄政 1248年~1251年 无宪宗 桓肃皇帝 蒙哥汗 孛儿只斤蒙哥 1251年~1259年 无二、元朝时期1271年~1368年庙号 谥号 汗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世祖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薛禅汗 孛儿只斤忽必烈 1260年~1294年 （中统1260年~1264年，至元1264年~1294年）成宗 钦明广孝皇帝 完泽笃汗 孛儿只斤铁穆耳 1295年~1307年 （元贞1295年~1297年，大德1297年~1307年）武宗 仁惠宣孝皇帝 曲律汗 孛儿只斤海山 1308年~1311年 至大仁宗 圣文钦孝皇帝 普颜笃汗 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 1312年~1320年 （皇庆1312年~1313年 延佑1314年~1320年）英宗 睿圣文孝皇帝 格坚汗 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1321年~1323年 至治无 （泰定帝） 也孙铁木耳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 1324年~1328年 泰定无 （元顺帝） 阿里加巴孛儿只斤阿刺吉八 1328年 天顺文宗 圣明元孝皇帝 札牙笃汗 孛儿只斤图帖睦尔 1328年~1329年1329年~1332年 天历1328年~1330年至顺1330年~1332年明宗 翼献景孝皇帝 和西拉古图土孛儿只斤和世琜 1329年宁宗 冲圣嗣孝皇帝 宜林奇葆孛儿只斤懿璘质班 1332年 至顺惠宗 顺帝 图干铁木耳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 1333年~1368年 （至顺1333年 ，元统 1333年~1335年，至元1335年~1340年，至正1341年~1370年）三、北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时期（1368年~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庙号 谥号 汗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惠宗 顺帝 图干铁木耳孛儿只斤妥欢铁木儿 1368年~1370年 至正1341年~1370年昭宗 和孝皇帝 闭里可图汗 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 1370年~1378年 宣光平宗 宁孝皇帝 乌萨哈汗 孛儿只斤脱古思铁木儿 1378年~1388年 天光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太祖亲征实录》《蒙古秘史》《黄金史》

我国古代的“科举”是以考试为契机的人才选拔制度，其中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完备的时期，对后世以及近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的选举制度创造了读书人垄断政府官员的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的政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垄断政治权力之肇端。由于可以垄断权力，人们开始读书，做知识分子。唐代的科举制度只是改变录取的形式罢了，之后科举考试内容不断调整，更是录取形式不变下的规则微调，于政权为知识分子所垄断的现实根本没有造成影响。一、科举制度的演变我国于唐代开始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垄断政权之开始。科举本身也在发展之中经过若干阶段之演变，但在所有的演变之中，宋朝由改考《经》、《义》且一考定终身对后世影响最大，其次明代八股文的出现也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创造性。凭事实讲，科举制度的本质在于开放政权，但绝对不是对所有人开放，仅仅针对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先读书，而读书只是做官的必要条件，结果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汉代的选举，是在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而唐代通过考试制度公开竞选是在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开放范围，比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开放政权这一点论，唐代的政治比以前进步了，但也不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就完美无缺。例如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开放，

“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由孔伟伟与地图书人文地理知识库（以下简称地图书）于2022年3月份共同建立，通过对海内外近四十家图书馆三百多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汇总，按照9个朝代112次科举考试的时间范围，以科举文献的地理分布为依托，通过地图书平台提供的开放协作服务，直观的体现每个科年的文献存世情况，同时提供可在线浏览文献的“一键直达”。“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是国内首个对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整理的数据库，旨在为古文献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史研究、古代教育制度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方便。同时在版本的基础上开放协作，让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完善现有文献数据的刻本、册数等数据，增加遗漏的、将来发现的新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为什么建此数据库？与明代科举文献相比，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现存总量更大且类型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常见的登科录、会试录，还有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同年齿录、同年录、会试朱卷、会试闱墨等。馆藏地极为分散，分布于中国各省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几十个地方，造成了信息不明、获取不易、利用率低等问题。虽然世面上已有《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华科举库》等科举类数据库，但存在收录不全、资料重复的问题。目前尚无任何大型数据库对现存所有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只有部分科举文献得以公开出版。国内主要有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11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登科录（康熙11年-光绪24年）、会试录（顺治4年-广西24年）、会试题名录（康熙21年-光绪30年）、武会试录（康熙24年-光绪21年）的微缩胶卷，均是随科举奏折一同进呈保存至今的版本；其他收藏较多的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天一阁保存的几十种刻本。海外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红叶山房旧藏，转至内阁文库后进行了汇编，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六十年28种科举文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版本的影印版，对国内科举文献有极大补充。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明清科举档案资料》，所收录由明至清、种类繁杂，是收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科举录进行的汇编文献。其他公开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科清代科举文献，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九年登科录和会试同年齿录，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十余种会试同年齿录，美国HathiTrust网站公开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几十种登科录、会试同年齿录等。其他分布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的各类登科录、会试录、会试同年齿录则查看难度极大。本数据库创建者在去年至今写作《明清泽州科举研究》书稿过程中，对海内外现存的300余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做了整理和汇总，建立此数据库的目的是为国内外科举文化研究者提供便捷，以期能够为诸位查询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现存数量、现存地点、是否可见、获取难度的时候节省宝贵的时间。数据库做了些什么？1.已收录319种清代科举文献，清代晚期的文献存世较多，其中光绪21年乙未科现存17种科举文献，光绪29年癸卯科16种，光绪30年甲辰恩科14种。2.标注海内外馆藏地38家，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多72种，其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48种，再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8种。3.进行了10种归类，其中登科录44种、履历便览33种、会试同年齿录140种、会试录41种、题名录7种、考官录6种、同门姓氏12种、会试朱卷19种、会试闱墨12种、会试同年录5种。4.已收录国内外古籍文献数据库7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如何使用？通过科年，可以在右侧文献处直观的看到该年份现存的进士科举文献数量。如顺治三年丙戌科已收录2种，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则收录了14种。通过文献，可以详细的看到该科文献的科年、种类、馆藏地、地理位置、是否公开出版，是否有网站可在线查看，以及文献封面图。如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康熙十八年己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就可通过网址链接一键直达查看电子版，藏于北京大学的《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录》则可以看到官职页的图片，但并未有在线资源，只能通过所附链接进行咨询。“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采用CC BY 协议，采用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允许社会各界用于个人、公益、学术和商业目的，如果你需要使用标注、考证、图标统计等文本和地理坐标信息，请注明来源“孔伟伟：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数据库中使用的文献、图像版权均归属馆藏者所有，使用者如基于个人、公益或者学术研究等非商业目的，依据馆藏地的版权规定规范使用，如需前往相关图书馆查阅的，请务必遵守图书馆的阅览规定。如用于商业目的，请根据我们给出的来源信息自行仔细确认是否可以商用。目前缺乏来源的图像资料，请谨慎使用。项目不对这些图像资料的使用承担任何版权责任，由此造成的纠纷请自行负责。如果以上图像资料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确认后删除相关信息，联系方式参见文末。如果某些未指明来源的图像资料的版权属于您所有且愿意共享，你可以提供版权证明，我们将补充您的信息，并将您或者您的单位列入贡献者名录。将来还会做些什么？“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项目版本发布后，我们希望能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改善，同时征集志愿者共同参与到我们数据库的共享协作中来。未来，我们将补充现有319种清代科举文献的载体信息（刻本、微缩品、电子数据）、册数、页数、刻印年代等信息；增加武会试录、武登科录的文献信息；增补遗漏的各类清代科举文献；补充将来新发现的清代科举文献。本数据库主要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以及各高校、各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志愿者需要如实填写科举文献的科年信息、馆藏地、是否出版、预览或信息来源网址、封面图，文献标题尽量与馆藏地所登记的一致，同时要根据文献的类型进行选择归类。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4、1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第8、9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牟锺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中编第518－550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养正《道教概说》第160－18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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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dwards E.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Hsi hsiang chi). A Chinese play, translated by SI Hsiung. Preface by Gordon Bottomley, pp. xxiii+ 281. London: Methuen, 1935. 8s. 6d[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37, 8(04): 1132-1132.

[2] Chen H. On dramas in Yuan Dynasty and Buddhism[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07, 1(3): 41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