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差距起作用的理论依据：一、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理论关于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经济增长集中表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上,即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增加。经济发展则是指经济的整体演进,它包括经济的数量增加、结构改进和质量提高。可见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但不等于经济增长。（一）新剑桥理论中的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N.卡尔多等人提出来的。它认为如果资本——产量比率不变,增长率就取决于储蓄率。那么,如何增加积累,提高储蓄率,新剑桥理论力图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成员分为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两个阶级；利润收入者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变的；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SP（储蓄在利润中所占比例）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储蓄在工资中所占比例）SW。在SP与SW既定的假设下,储蓄率的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即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于SP>SW,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储蓄率越高；相反,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储蓄率越低。据此,新剑桥理论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经济要稳定增长,收入分配应向利润收入者倾斜,即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比率应提高,工资的比率应下降。经济增长是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为前提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必然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梁小民:《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二）库兹涅茨倒U理论中的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差距倒U曲线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库兹涅茨于1995年在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著名论文中,最先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的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与人、各阶层、各社会集团的收入差距将会逐步拉大,在增长的后期阶段,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他认为收入差距在早期阶段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和积累过于集中。因为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而储蓄和积累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增长的结果自然会被少数人通过资本收益而占有。资本积累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这种作用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至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是由于其它因素的作用部分抵消了资本积累的作用,如政府的法律干预和税收调节等。库兹涅茨倒U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试图支持或否定这一假设。因此,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关于倒U理论能否成立的争论。（三）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变理论中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双重扩大对倒U假设最系统的理论解释来自刘易斯的两部门转变理论。在经济中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工业经济两个部门。在前一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积累只发生在后一部门的假设下,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将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比重的相对缩小。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主要是工业部门在扩张过程中对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但是由于农业中资本/劳动比例在各部门中最低,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必然意味着要提高全社会的资本/劳动比率,这就要求提高全社会的资本积累率。正如刘易斯所说:“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是如何使“收入分配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而刘易斯所指的储蓄阶级就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阶级。他认为储蓄或积累唯一来源于资本家阶级。因此,他主张要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收益都归资本家阶级。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农业部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决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在略高于维持生计的低收入水平上保持不变,而资本收益却一直在增加。上述推理清楚地展示了初级发展阶段两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而且越来越大,这是主要的；在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农民的收入,但这一差距大致不变。（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认为商品的全部价值包括剩余价值都唯一地来源于劳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旧价值,不创造新价值。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成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因拥有劳动力的使用权而占有了劳动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了维持生存的工资。资本家会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即进行资本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言:“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650）一方面积累越多,占有的剩余价值越多,最终会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这会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在业者只能得到生存工资,结果整个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境地。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实质,即两极分化。马克思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私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符合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前半段即收入不平等由上升到恶化的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对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趋势的预测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轨迹并不完全吻合。现实情况是收入差距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而并非直线上升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这正好为现代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拓展留下了理论空间。（五）陈宗胜劳动差别供求论中的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变化是否也呈现倒U曲线？我国学者陈宗胜首次利用中国的资料对此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关系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他是在单一公有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前提下用“劳动差别”“有差别的劳动供求”这两个因素对倒U现象进行说明的。他认为,经济发展初期,复杂劳动奇缺,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的普及,复杂劳动供给逐步充裕,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这种观点只涉及劳动收入,并将劳动差别作为公有制经济中影响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在对其它影响收入差距因素的分析中,也都是以劳动差别为基础的,所以将其称为“劳动差别供求论”。在这种分析中,资本积累是由国家进行的,以国家积累代表公有制经济的积累,因而资本积累并不直接影响财富在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而是通过对消费基金总额的影响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差距,并且其作用方向同私有经济条件下正好相反。陈宗胜认为全部收入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而全部消费收入分为按人口平均分配维持生存的生计收入和扣除生计收入后实行按劳分配的生计剩余两部分。在总收入和生计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和积累率越高,消费基金越小,生计剩余就越小,收入差距亦越小。从而得出结论“在私有经济中资本收益直接影响居民的相对收入分配差别,在公有经济中资本收益（即资本积累）对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只表现为间接的影响,而且作用方向与私有经济正好相反。”（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91）至于其它非国有积累,如企业积累和家户积累,尽管其作用方向同私有经济条件下并无根本不同,但因其不代表公有制经济的积累特征,因而可以忽略不计。二、对上述理论的简评西方学者关于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体现（1）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积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这无疑突出了资本要素的重要性和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收益聚敛社会财富,拉大收入差距的合理性。（2）功能收入差距的拉大加剧着规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私有经济中资本归私人所有,私人积累代表着私有经济积累的基本特征,因此资本要素及其收入份额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3）资本积累唯一地来源于富裕阶层,因此收入分配应实行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倾斜。这些理论尽管其前提条件,表述形式以至结论都各有特点,但却集中表明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增加的过程是社会财富不断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因而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结论是资本积累是导致私有经济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因素。我国学者关于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差别供求论”,则以国家积累代表公有制经济积累的基本特征,将劳动差别及劳动收入作为公有制经济中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因素。但就我国而言,这种状况更适合于改革“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其实劳动差别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远比资本积累的作用小得多,劳动收入差别即使在最大状态也无法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差别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对同一坐标系而言,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倒U曲线的形状、位置有所不同,前者更平滑,更接近于横轴。陈宗胜在分析中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别,而且认为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在不同经济制度约束中对收入差距所起的作用不同。由于他的分析是在单一公有经济假设下进行的,所以着重探讨劳动收入差别,而将资本积累只是作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间接因素,没有展开论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机制,使国家不再是公有经济的唯一积累主体,积累收益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大大增强,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说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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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 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 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 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4] 李晓西：《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 [5] 张宝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

页 ~ 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不过，产业组织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注：参阅Tirole,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0。中译本参阅〔法〕J.泰勒尔著，张维迎校译，1997，《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关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范围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汇集了19篇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名作，森在导言中指出：“产业组织学(IO)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注：参见Sen,A.,1996,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st]ed.,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此外，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市场营销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财学、企业战略等领域也深受其影响。（注：想进一步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主义观点 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其后如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 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Mason)和贝恩()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注：所谓SCP是Structure（市场结构）－Conduct（市场行为）－Performance（市场绩效）的简称，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注：参见Bain, Organiza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in, to New Competi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和斯托金()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谢勒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那时，哈佛大学成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但哈佛学派的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对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与强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权威马场正雄就将自己的主要理论称为“反垄断的经济学”。 二、SCP范式的衰落 自60年代以来，SCP分析范式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人，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崛起，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还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的获奖公告中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运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引自马广奇，2000,10。）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注：关于产业组织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夏大尉，“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17，及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一书第4章第3节的有关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无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注：Stigler,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Illinois:Irvin Press.中译本见〔美〕J.施蒂格勒，潘振民译，1996，《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们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施蒂格勒、德姆塞兹和佩尔兹曼()等人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帕恩查()和韦利格()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 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又译“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在政策上该学派主张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注：参见〔美〕约翰·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872页。） 与哈佛学派相同，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和政府管制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反垄断商业活动的司法实践。 SCP范式的衰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70年代后期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于立、王旬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版，第4页。）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如斯宾塞(Spence)、萨洛普(Salop)、泰勒尔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参见Spence,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8,～ Entry Deterr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69,～358.）最为重要的是，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组织理论迅速发展的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加入研究的行列，极大地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缺陷。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2页，英文版见Cable,John(ed.),1994,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New York,Macmillan.）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 三、产业组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 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之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阿尔钦(Alchian)等人。（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之中，可参见Williamson,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Cost Economics,in Schmalensee R.,and Willig,.,(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针对新古典学派通过均衡对市场进行分析，把经济学当作客观的科学并模仿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新奥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经济学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通常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历史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复合结果，因此难以用来检验经济理论。所以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注：参见哈耶克，1982年，《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注：对产业组织新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考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是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由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布尔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 更加注重对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也是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浏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公共经济政策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兼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掠夺性定价问题、反托拉斯法是否有利于竞争等问题。（注：参见Hay,D.,Morris,D.,1991,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at]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演进 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巨大变化上，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研究方法的演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单一的方法难以满足各个领域的需要，所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集合，包括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博弈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实证方法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在整个产业组织学的方法论集合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证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就方法论而言，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规范经济学色彩的应用经济学，在有关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其有关判断或结论的得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标准为前提的。 产业组织学中的经验性规律，大多是综合应用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的结果，静态分析常被称为横断面分析，虽然一般而言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产业组织学研究进行的主要是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组织学中有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归纳一般规律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在研究具体国家产业问题时又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状态进行比较。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十分注重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产业内各企业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并由此结构出发研究整个产业的整体行为。 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反馈结构关系来研究整个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系统动力学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是动态反馈结构，可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系统动力学尤其注重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结构，而对变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因此特别适合于像产业经济这种许多方面难以定量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诸多产业经济对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案例分析是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曾广泛使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案例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实际的复杂经济事例，非常有助于揭示出普遍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培养经济研究人员对实际经济事务中所蕴涵的经济规律的敏感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采用的主要方法，目前仍是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或匆匆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时间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运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应用博弈论方法较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博弈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过去几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而取得的，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意味着那种过去认为只能依靠市场实现的瓦尔拉斯均衡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为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企业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即企业的行为是其心理预期的函数。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企业的行为是各个企业所共同拥有的信息结构或判断概率的函数，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经济中厂商的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 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注：Roberts, for Market Share:Incomplete Information Aggressive Pricing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in Bewley,T.(ed.),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Fifth World Congr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需要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注：Scherer,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Basil Blackwell:Oxford,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518.）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对许多古典问题的认识，包括进入障碍和卡特尔稳定性问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两个不足：首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即使简单的多阶段博弈也有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何处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般方法尚不清楚，而且认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多阶段博弈问题这种假设，也似乎把理性原则推得过远了；其次，大量使用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多重均衡结果对假设的细微变化都很敏感，使得均衡非常脆弱，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也变得相当困难，博弈论模型的预测看上去很微妙，但往往难以检验，这样除非博弈论分析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般性预测或者被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否则就应相信，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才能揭示出哪些理论模型是“空盒子”，哪些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注：Schmalensee,1988,Industrial Economics:An Overview,Economic Journal,98,～676.）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组织学家们又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理论研究者也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实际，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更易于获得。所以，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其重要性相对提高，但横断面回归分析有所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 普拉特(Plott)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和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宏观

30年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活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 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全国性的学术讨论研究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已举行了15次学术研讨会；每年不定期举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或 报告会；举办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和出版有关学术著作；编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多次邀请英、美、加拿大、瑞典等国经济学家举行座谈会，请他们介绍国外 经济学的新动向，并进行讨论。这对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增进友谊，都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