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论文题目

董晓(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哲学、 市场营销 。 资本论学术论文篇二 《资本论》综述 摘 要：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解释，所以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就有不同的认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概括的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全书的体系和结构，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分别可以概括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 关键词：资本论;劳动;价值;利润 一、《资本论》第一卷 列宁说过：“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马克思对整个《资本论》第一卷做了个 总结 ，这个总结的内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对本身加以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重新同生产者结合起来，但已不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成就―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土地与由他们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研究经济现象的，即在它们的互相联系和运动中，也就是在矛盾的连续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中研究它们。商品从一开始就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细胞的形式”来考察的，也就是说，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整体的出发点来考察的;并且是研究商品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价值在交换中从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研究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货币中寻求解决，即寻求自己运动的形式。但是在这里商品和货币都不是作为孤立的物，而是作为价值表现的两极出现的。 二、第二卷 资本论第二卷要主要讲流通领域，但是应该把单纯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或资本流通过程分开。商品流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流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流通时改造了流通，使单纯流通成为资本主义流通。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资本;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也加入了流通了。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所谓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生产经常再生产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再生产资本和资本家，而且再生产无产阶级，即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资本主义流通的客体，再生产资本主义市场。资本生产过程不仅以价值，而且以价值的运动、价值形式的交替，即价值从商品形式变为货币形式以及相反的更替为前提的。因此在分析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研究对象的资本生产过程以前，必须先分析商品流通或单纯流通。在第二卷研究的已经不是单纯流通，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后者的分析只能在资本生产过程分析以后做;因为只有在那以后才能弄清资本的实质，弄清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提出资本流通问题，即提出“资本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脱离的不同形式”更替的问题。 三、第三卷 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开始提出并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这卷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转化形式的学说，从作为转化形式的生产费用和利润的分析开始，马克思从这些最一般的生产价格也是最抽象的转化形式“上升”到比较个别和具体的转化形式，即到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平均利润的分解为企业利润和利息，再到额外利润的转化为地租。马克思就利润、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研究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但只是从他们在市场表面上采取的那些转化形式来加以研究的。 在对第三卷的研究中，马克思采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我们要按其具体情况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能只局限于分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还要研究一种“实际运动”，这种运动中“资本以具体的形式彼此互相对立”，马克思不是单独地研究内容或者实质才去研究它们的表现形式。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只是需要把比较具体的形式跟不具体的形式开来。利润就是比剩余价值更具体的形式，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式占有剩余劳动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不是一般的阶级关系，不是一般的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而是具有资本主义外壳的阶级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外壳还未来具有他的全部多样性和具体性，那么，阶级关系也就还具有它的整个现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开始阶级关系的研究，而在第三卷中完成了这个研究。 四、总结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限于他的《资本论》，而是一个几乎囊括了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和方面的、无比宏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了他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等学说。既包括了其“微观部分”，又包括了其“宏观部分”;既包括了对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也包括了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对其他经济学家批判的性质是这样的：当他为了系统发挥和系统地说明自己某种理论而论述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时，他往往很简略地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贡献，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在使马克思感觉兴趣的现象方面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49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页资本论学术论文相关 文章 ： 1. 关于资本论的学术论文 2. 大学马克思学术论文资本论 3. 大学马克思学术论文 4. 金融类学术论文 5. 关于心理学学术论文结构

关于法的起源的起源的论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这段经典词句被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对法的起源问题的最早表述，更后的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者和国家的起源》，只是对法的起源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表达而已。我想，几乎不需要引用什么著作，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举出一个众所周知的知识点，那就是关于法的起源的经典词句：“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这段经典词句被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对法的起源问题的最早表述，更后的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者和国家的起源》，只是对法的起源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表达而已。《论住宅问题》的三篇文章由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起源的观点的诞生时间是该时间，而诞生地就是《论住宅问题》，――《论住宅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法的起源的起源。但，恐怕不是全然做上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第二章“交换过程”有如下交代：“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所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固定下来。”（《全集》一版第23卷，第105―106页）可见，马克思在探讨商品交换的起源和发展的时候，实际上蕴含了法的起源的观点。即在共同体存在的末期，商品交换已经开始出现：最初，只是商品所有者的个人意愿，后者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化和秩序化，最终导致“交换的不但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其实，只要稍作思考，这里的“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即具有了法律的雏形概念，也可以说是法的起源的解说。如果再对照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就法的起源的论断而进行阅读，相信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只不过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的用语更加明确而已。《资本论》的第一卷写于19世纪的60年代，《论住宅问题》则形成于70年代。――换句话说，《资本论》在《论住宅问题》之前。那么，关于法的起源的观点，应当诞生在《资本论》中，而不是《论住宅问题》。所以，较为谨慎的观点，可以认为《资本论》首次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法的起源的观点，《论住宅问题》则是给予了更加具体的明确说明。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法的起源的起源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