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体育工作是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的。1952年七八月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了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回来之后,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是请贺龙(1896—1969年,湖南桑植人,开国元帅)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时,贺龙还在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到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之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不久,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非垢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薛明(贺龙夫人)后来回忆说:“贺龙对国家体委这个班子是满意的,很喜欢。用他的话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相处很亲切、自然,形成了一个拳头。”兴建北京体育馆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在北京,除了1937年始建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再没有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有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其他领导同志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终于在天坛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向贺龙汇报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于是,贺龙想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万里曾经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当时,万里正在外地出差,贺龙立即打电话,请他筹建北京体育馆,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回到北京。不久,贺龙又调来了曾经参与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北京体育馆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由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施工。贺龙只给了他们一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只用了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贺龙不仅亲自审查图纸,就连馆用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参加施工的几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北京体育馆于1955年4月落成。创办《体育报》贺龙在建设体育场馆的同时,还抓了《体育报》的创办。贺龙认为,要广泛吸引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爰;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该有自己的一张报纸。1958年初,贺龙专门向周恩来请示了这一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月初,国家体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请朱德题了词。1958年9月1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高兴地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贺龙就给报社打去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出,报纸就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从此,《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者出现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扬和指导。在贺龙的关心和支持下,还创办了《新体前杂志》和《中国体育》杂志(英文刊物)。不拘一格揽人才贺龙认为要创造一流的成绩,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缺少教练员,优秀的运动员更是屈指可数。为此,贺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迅速把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起来。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人才,吸引了许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纷纷归来报效祖国。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在1954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独特的管理方法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强大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强手如林的国际比赛中,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努力把各运动队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贺龙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后来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特别强调反对“骄”、“娇”二气,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