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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和神五一样,它来的那么突然,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惊鄂与喜悦,这种喜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这人不爱看新闻，所以对这方面的问题是一问三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开始，原来的那些虽对天这个东西充满了神秘感却只能把酒问青天的中国人，现在想要步步登天…… 中国，这个在经济上并不强大，但在航天事业上却如此辉煌的国家；中国，这个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之国家；中国，这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中国，这个曾在一界奥运会上，在预赛上就被淘汰的国家，她在1969年10月1日重生了！重生后的她，是闪烁的星星，是东方的巨龙，是正义的化身！ 中国人，他们生来就有着卓越的智慧，只是有写人不知道怎样去挖掘它而已；中国人，他们生来就有着美丽的黑头发；中国人，他们是强大的，永远永远，不会落后。 今天，我在网上看了神舟六号的事，另我感到开心的是，报道上说： 神六升天成功 俄罗斯想进口中国飞船技术。看啊，连俄罗斯都这样了，可见我们中国是多么的伟大。还有：神六黑匣子能在1000摄氏度高温中烧半小时 ，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还有呢：中国虽然在载人飞船领域起步晚，但起点却很高。用‘三级跳’的速度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神舟’飞船第二次升空就要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这是苏美在当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些消息都表明了什么，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外国人，你们看清楚了！中国人不是卑下的蚂蚁，而是充满智慧的群众，我们中国人，永远是最棒的！！！ 2.每个人都曾在童年时仰望星空，想望穿深邃的夜幕、想数清明灭的繁星。你是否幻想自己登上月球？是否梦见自己在银河游荡？还记得儿时曾有过的那些宇宙梦想吗？地球自转，星河灿烂，明月高悬，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神话，还有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小小的你，是否对大大的宇宙充满渴望和幻想？ 你是否过月球的样子？ 现在你不用再幻想了。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又能了在太空中漫步了。在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一人驾驶着中国第一架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顺利地飞上太空。成为中国人漫向太空的第一步。2005年10月12日，费俊龙和聂海胜两人驾驶着航天飞船——”神舟六号”顺利飞上太空。神州六号发射成功,使我国的航天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标志着那个浩瀚的宇宙不再属于其他的国家,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今年2008年这个奥运年里，中国将会发射第三架航天飞船——”神舟七号”。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七号飞船是中国计划中的载人航天器，是中国神舟号飞船系列之一。“神舟七号”将实现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是中国继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2007年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后的又一次重大航天科技活动。通过“神舟七号”，我国航天工业在气闸舱和舱外航天服研制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10月1日，这天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日子——国庆节，还是“神舟七号”凯旋归来的日子。 3.——在航天领域方面，神七上天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神舟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中的第一步，是为我国建立宇宙空间站打好前哨战，在我国航天事业三部曲中属于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神舟七号首次搭载三名航天员升空，并且在轨运行中要实现一名航天员出舱行走，并释放一颗伴飞小卫星。如果一切都成功，我国将真正意义上的在太空中留下中华民族的脚印，也为今后的载人航天后续工程及其以后的探月工程和远地外太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开端。 ——在国防领域方面，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具有进行太空防卫战的能力。神州七号和神舟六号飞船一样，具有太空变轨能力，这对突破敌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释放伴飞小卫星，则预示着中国已经具有了在太空猎星的能力。对于神七的发射，美国及其盟国担忧其军事用途，从而增加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外来干涉势力的威慑力。 ——在经济领域方面，神舟七号飞船产业价值惊人。据粗略估算，目前，通过“神五”、“神六”带来的产业价值已经超过1200亿元。航天经济的产业链堪称各个经济类别中最长的，几乎无所不包。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信等行业，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行业，一次航天活动所涉及的产业，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关于航天活动的产业价值，国际上早有数据论证。据欧美多家研究机构评估，在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8至14元的带动效应。美国耗资240亿美元进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的产业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神七”升空代表着中国火箭等技术的成熟，以及中国在载人航天飞船、太空行走等技术上的突破。“神七”不仅将带动航天产业的发展，未来还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动力。 ——在政治领域方面，神舟七号发射成功对于增强国民凝聚力和自豪感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多灾多难。521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各地不断的矿难事故，波及全行业的毒奶粉事件，一系列特大交通事故，让国人的眼中充满伤感的泪水，伤感这个国家的国民所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健儿一次次站在领奖台上为过争光，亦令国人眼中饱含热泪，为这个祖国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多难兴邦，这是温总理写在北川黑板上的一句话。的确，中华民族是个坚强不屈的伟大民族，灾难只会让国人的心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凤凰要在涅盘中得到永生，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灾难中得到永生。终于，神舟七号就要上天了，再大的灾难并没有吓坏我们，我们反而以一个个奇迹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在外交领域方面，神七的上天和太空漫步的成功，对于提高我国的大国地位，增强世界影响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晚，虽然与美俄两国还就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追赶的步伐，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在未来的航天领域与美俄鼎足而立。一直以来，美俄两国长期垄断国际航天事业。2003年神舟五号成功上天，杨利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器上天的中国人，打破了美俄长达半个世纪的航天垄断，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神七成功发射，出舱活动顺利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世界影响力。目前，欧洲、日本、印度等国也在大力发展航天技术，可见，航天技术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4.刚刚进入2008年，我国南方局部地区就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指挥下，我们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战胜了困难。这场灾难刚刚退去，汶川大地震又让整个国家和民族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挑战，灾区美丽家园瞬间被毁，数万同胞被夺去生命，重重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再一次让我们挺起不屈的脊梁，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英雄史诗。 人们至今难忘，北京“鸟巢”上空熊熊燃烧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火炬，点亮了世界感受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灯塔，吸引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走到一起。各国运动员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得到了新的升华，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交相辉映，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月25日晚，神舟七号发射升空，在这又一历史时刻，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这是我国航天史上首次实施太空行走，必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从1999年“神一”到今天的“神七”，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前进脚印，激励着我们大学生振兴中华科技文化实力的民族进取心，共同推进世界航空事业壮大的雄心壮志。虽然作为一个医学生，但是仍旧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为祖国的的发展与振兴做出贡献。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七”的太空遨游，历数着中国谱写自我文明进步与向世界学习的坚定决心。 古老而浪漫的神话故事“嫦娥飞天”不知在多少中国人的心中播下过漫游太空的美丽梦想。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随着“神一”到“神六”的顺利升空，中国人这一世世代代的梦想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百年奥运梦想实现的一年，“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升空又将作为人类太空求索的新起点，向全世界展示这千年古国不可磨灭的魅力。此次神七的发射，中国航天员将历史性地出舱太空漫步，这是整个人类航天史的进步与胜利，也预示着人类终将把美丽的祝福带给深邃的宇宙。 我们敬佩并祝福有梦想的人，我们更为身处一个有梦想的国家而骄傲。有梦想就有铸造精彩可能，仰观苍穹，心底不禁传来阵阵：神七加油!中国加油!

刚刚看到，所以现在才来，先给点意见。楼上的讲的是书法哦~~讲的倒是很详细，如果可以用，就可以采纳了。先说说我对论文的建议，中国画发展源远流长，如果仅就中国画来写，必然范围很大，建议范围越小越好，小到一个点，当然这是偶们老师的看法。比如皴法的发展演变，比如人物画背景的发展演变，比如你眼中的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哪个更具优势，再比如你对现代社会中国画的看法等等。如果是毕业论文，我记得我们要求三万字左右，写起来很费事的。需要的资料更多。 顺便一说，其实我主修不是中国画，了解的不多，不好意思啊......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载着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载着中华民族冲击太空新高度的梦想，飞上太空。 这是神舟飞船第七次飞入太空，也是中国人第三次登上太空。 继杨利伟实现中华民族飞天梦想，费俊龙和聂海胜进入轨道舱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之后，今天，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中国航天员的金秋之行，肩负着全新的历史性使命——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此次太空飞行中，实现出舱行走。 中国人，将首次在太空中留下自己的足迹——这一看不见的足迹，必将作为最难忘的前进步伐，永载中华民族的记忆之中。 梦想有多远，前行的步伐就能迈多远。从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工程到1999年神舟一号试验飞船起飞，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飞行到神舟六号两人多天飞行，在实现了一系列从梦想到现实的突破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又一次迈到了一个重大的跨越关口。 实现太空行走，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航天大国，都是历史性的一步。 正是航天员出舱维修，使科学家们至今仍能享受1990年4月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提供的宝贵资源，而设计寿命5年的“和平号空间站”超期服役10年，开展科学试验16500余项的奇迹，更是与航天员不断的出舱维修密不可分……实现太空行走，在任何国家的载人航天历程中都是具有里程碑式的突破：它意味着航天员可以自主出舱来维修价值高昂的航天器，建设和组装空间站。 现在正在建设的国际空间站，就需要航天员在太空的参与。而人类“重返月球”和更远的深空探测中，航天员空间行走更是必不可少。 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难度高、风险性大，无论技术攻关、产品研制、航天员训练，还是任务组织指挥，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正因如此，自1965年3月18日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首次踏足太空，43度春秋过去，世界上依然只有美、俄两国拥有完整的出舱行走技术和经验。 然而，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所说的一样，在实现千年飞天梦想之路上大步前进的中华民族，有勇气来迎接这样的挑战。 如果此次航天员出舱行走顺利，下一步的神舟飞行就将进行航天器交会对接试验，然后，就是开展具有一定应用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长期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实验室的研制，再往后，就是长期有人值守的空间站……。 现实的辉煌，从来始于伟大的梦想。从渔船、出租车上的GPS全球定位导航仪到几乎家家都有的卫星广播电视，从气象预报、信息网络到餐桌上的“太空稻米”、“太空蔬菜”……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广泛应用“太空文明”所带来成果的时代。 太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高度资源、微重力资源、超高真空资源、无限的能源和物质资源，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广袤无垠的空间资源，甚至能够为我们开拓出无穷的生存空间，为我们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和开发才刚刚起步。即使我们顺利实现了出舱行走的历史性突破，无垠的宇宙依然有无数的奥秘等待着我们破译。 光荣与梦想始终紧紧相连。作为最早产生飞天梦想的民族，还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就曾把“两弹一星”的梦想变成了辉煌的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一轮空间探索热潮已然兴起的今天，中华民族用自己的飞天智慧造福人类的时代已经到来。 神舟七号，预祝你圆梦而归。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