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孔子最亲密的弟子之一,姓端木名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儒商鼻祖,春秋末年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外孙,儒客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且有济世才干,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子贡还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章:人们都喜欢把章称为“立早”章,其实应该叫“音十”章,章从音从十。据《说文》:章由音由十会意。“音”,指“音乐”、“乐曲”;“十”不是指数目,是“竟”的意思,即终结、结束。 许慎对“十”的解释明显受到了老子“起一终十”说的影响,“一”为万物之始,“十”为万物之终。由“音”和“十”会出的意思是乐曲演奏完一遍叫一章。 也有人认为“章”是“彰”的初文,本义指花纹、文采。由花纹引申为刻有印文的印鉴,又引申为标志。 花纹鲜明突出,引申为明显、显著,如“欲盖弥彰”。再由显著引申为表扬。以上二义后写作“彰”。章又是乐曲的一个章节,引申指诗文的段落。 法规是文字写成的分章节的条文,所以“章”又引申为条规、法规,如“章程”。乐章是有规律的,所以“章”引申为条理、秩序。性:指人性。孔子还提到过“性相近,习相远也。”这里的“性”是指人天生的基质和条件,“性相近”即每个人刚出生时,天生的禀赋都差不多。但通过学习之后,差距就变大了。这里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本文的“性”不同义。天道:日月星辰及气候的变化规律,古人把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叫做“星象”,把天气的变化规律叫做“气象”,天道就是“星象”和“气象”的变化规律。 比如,代表皇帝的“帝星”比较暗淡了,意思就是世间的皇帝大权即将旁落、地位式微了。 《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的道就是指“天道”。天道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所以天道也指万事万物的“规律”。 天道映照着世道,如果世道不按照天道的规律运行就叫“无道”,“天道酬勤”意思就是正常的世道会给勤奋的人更多的回报。 古人认为,天道的变化预示着世事的变化,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于是产生了专门观天象的星占师。 很多人都把天道理解为天命,这是错误的,孔子多次提到天命,他甚至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天命是客观唯物的,就是老天赋予我们的“使命”。全文理解为: 子贡说:“老师关于《诗》《书》《礼》《乐》等文献的讲述,我们能够听得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言论,我们从来没听到过。” 孔子的思想是实用型的客观唯物主义思想,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他不想讨论,因为人性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 至于“天道”,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历来被很多人深信不疑,举行祭祀或者征伐之前必须先“观天象”,看看上天的旨意,然后再做出决断。 如1976出土于陕西临潼的“武王征商”簋就有关于“观天象”测凶吉的记载。统治阶层还喜欢利用“天道”来蛊惑民心,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但很多人表示不可信,比如战国时期的荀子个东汉时期的王充等都提出过质疑。孔子也表示怀疑,所以他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左传》有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是个遥远飘渺的东西,我们又怎么去了解? 人道才是最实在的,所以我们的为人处事不如多讲人道。 孔子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现实精神,对于人性和天道采取存而不述的态度,仅仅是示之以端,想要了解更多,需要学生深造而自得。 关于人性的争论 孔子是不谈“人性”话题的,但是他有个姓漆雕、名开的弟子却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对人性进行客观诠释的人,漆雕开(春秋末期蔡国人,今河南上蔡人)首倡人性“善恶”论,并提出了“天理”和“人性”的概念。 漆雕开认为: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言,人性有善恶两面,正如天地有阴阳,人有贵贱,水有清浊一样。 人如果扬善则为善,纵恶则为恶。人之性决定人之情,人之情决定人之心,心则主导人之“德”、“义”等行为。 善性的人就有美好的情感流露,最终会有善良的行为。所以,国家和社会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来“抑恶扬善”,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培养人的善心。 漆雕开对人性的客观认知,最终形成了中国伦理学的基础,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尤其是先秦诸子百家。 漆雕开的人性观得到了孔子弟子宓子贱及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等人的大力支持,战国初期思想家世硕坚信人性“有善有恶”,世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恶”两种自然属性,“善”和“恶”的分别只在于后天之“养”,养善则善长,养恶则恶长。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中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举人之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世硕极大地发扬了漆雕开人性论的微言大义,功不可没。 亚圣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论”。创造了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孟子认为,人心是“向善”的,他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有四个“善端”,这四个端口流出“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人性之善就像水一样,自然地往下流。 但是,人的“善端”容易被堵,所以要经常通过教育或者环境的影响来疏通这些端口。 墨子有个叫告不害的学生提出了人性的“无善无恶”论,告子认为人性像流水,流向由环境决定。 告子曾在世界上最早的公办高校和社会科学院,齐国的稷下学宫中举行了好几场场辩论,告子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 告子还说“以人性为仁义”,犹如“以杞柳为桮桊”。 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曾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战国末期的荀子则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人人都有欲望,人人都好追名逐利,人人都是自私的,人的“善”性只是“伪善”罢了。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接受教育,需要管束。荀子在他的《劝学》中曰:“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其中就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的两个门徒李斯和韩非是“性恶”论的彻底支持者,他们提倡使用严刑峻法来治国安民。尤其是韩非,法家思想非常极端。 李斯和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由此可以证明,法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分支之一。 漆雕开引发的人性大辩论持续了几个世纪,而此时地球的另外一端,古希腊的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在探讨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是师徒承继关系。 苏格拉底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柏拉图则和孟子相同,明确提出性善论,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善恶二重论”,这个和漆雕开的“善恶养为观”非常接近。 被西方国家称为西方“人伦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晚于漆雕开一百多年出生,所以,漆雕开无疑为“世界人伦学之父。”
随着自然的演进,人作为从无到有的物种之一,在这茫茫宇宙无涯的时间与空间里已存在了上百万年,并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作为文明的创造者,人究竟是什么?它区别于他物的地方在哪里,是思想、语言还是行动?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给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把人区别于“物”的属性叫做“人性”,自此,便出现了人类文化史上关于“人性”无休无止的争论。人性是什么?古人思考过,今人也还在思考,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其原因又是什么?带着前人对人性多元化的认识,我仅谈谈个人对于这一问题肤浅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景象。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游说讲学,但他们争鸣的话题只关于政治,对于政治的争鸣又聚焦于一点——人性。 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大致可以划分为性善论、性恶论、无善无恶论和有善有恶论四种:性善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孟子,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①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性善作为孟子政治主张的前提,造就了其“仁政”思想,他所提出的仁义礼智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基础,试图将每个人改造成“道德人”,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我不得不说他的初衷是好的,也不得不佩服他对人性如此信任,可是现实社会容不得乌托邦的遐想,统治者的野心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因此,我说孟子是可爱的,可爱在他对“善”固执的追求。孟子所说的不是人可以为善,也不是说人有向善之心,而是人有善性。孟子生于战国时代,亲眼目睹“臣弑君,子弑父”、“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的残暴。他不可能不知道人性残忍暴戾、凶恶狠毒、尖刻嫉妒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可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举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公孙丑下》)来证明人性善。 我国最先主张“性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荀子(荀况),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他认为由于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所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的两个著名的门徒李斯、韩非子等,这是性恶说的坚定支持者。尤其韩非子,更是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并由此毫不余力的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安民定国。在我看来,性恶论者虽然没有脱离实际,也基于现实考虑,但是少了一点人情味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冷”。 主张“无善无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告子(告不害)。他说:“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③最先主张“有善有恶论”的是战国初期人世硕,他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和“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善与恶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则在于养。后天养之善性,则是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则是恶性不断增长。后世赞成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王充,唐代的韩愈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 西方人对于人性的认识 西方人性论的起步要晚于中国,这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关注的自然世界。西方真正关于人的讨论应该始于苏格拉底,他不赞同早期自然哲学对宇宙本原作思辨性的探求,而是主张哲学应以人类精神的自我为对象,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也即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灵魂中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他并且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服从理性知指导的,人根据知识,遵循理智,便能够自制,能做最好的事情,实现善。他说:“没有人会自愿趋向恶或他认为最恶的事情,趋恶避善不是人的天性;当强迫你在两恶之间进行选择时,人绝不会去选择那个大的。”④也就是说人性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是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乐、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等原因才变恶。他以“慈善的上帝”来论证人性本善,他说:上帝“给我们良心去爱善,给我们理智去认识善,给我以自由去选择善。”⑤ 不过,西方对于人性的看法,性恶才是主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华等。基督教的原罪说也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它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了“原罪”,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即负有深重的罪恶——“原罪”。因此,人要用忏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从某种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恕。否则,人的灵魂就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而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欧洲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人的本性是上帝赋予的。西方同中国一样,他们对人性的探讨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架构。在《君主论》中,马基雅弗利具体阐释了性恶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人性恶是国家产生的根源。即国家的产生是为了遏制人性中恶的因素,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进行统治。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深受其影响,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趋利避害即自我保存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如同狼与狼的关系,整日生活在恐惧当中,由此,霍布斯得出了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结论。18世纪英国经验派哲学家 D.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问世,他将人性划分为知性、情感和道德学来研究,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他们再也不把人性单一的划分为善与恶,甚至认为人性如何是要看具体的个人表现:比如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思想家汉密尔顿,他并不认为人人都是性恶的。“一切社会在其内部都分为少数和多数两类。第一类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第二类是人民群众。热衷战争,乐于破坏的情感是人民群众的本性,他们总是强横的和反复无常的,很少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并且终日受人欺与耍弄而常犯错误。人民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⑥ 至于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关于人性的讨论既有相同点又存在着差异。相同点就是两者关于人性的讨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中国为了完成和平、大一统来讨论人性,西方则是为了探讨国家起源、选择政治制度来解读人性。第二就是他们都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所以后来就对善与恶没有了清楚的界限:儒家的性善论到了秦时期染上了法家的气息,法家的性恶论到了汉时期多了儒家的思想,而西方自休谟后对人性的认识就有了辩证法的意味儿,人性时好时坏,善恶相兼。双方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社会以性善论为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就是其直接影响的结果,我们相信人善,所以渴望“圣王”出现,也就能接受人治。而在西方性恶占主导。人性恶,所以必须要有凌驾其上的权力来制约,这个权力要么是绝对君主要么是法律,然而,君主也是人,所以他们也就抛弃了君主从而走向法治。二是中国对于人性的讨论并没有指出人性来自哪里,而在西方许多思想家都认为人性来自于神性,直到文艺复兴人性才脱离了神性。第三羁绊中国人关于人性讨论的是善与恶的问题,而在西方学者争论中则是感性与理性的问题。 我国当代对人性问题的研究 (一)“经典根据论” 和 “人性结构层次理论”:我国的一些学者在人性论研究突破理论禁区后,推出了一个研究原则——研究人性问题, 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这代表着我国人性论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根据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 黄楠森先生提出了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可以把人性区分为是由“人的属性”、“人的根本的共性 ”、“人的本质” 三个层次构成。⑦而这“三层次理论” 可以说是认识人性问题的中国特色理论创新, 真正把握人的存在及人性必须完整地理解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生产、 实践、 自由自觉的活动都是指人的类本质;社会关系或阶级性都是指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群体的本质;使每个人成为唯一性存在的是个性本质。⑧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是在特定社会关系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从而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的存在物。它包括三个层次的规定:一般的类本质(生产劳动)、 特殊的社会本质(社会关系)和个别的个人本质(独特个性)”。⑨ 并且人的本质规定应是多方面规定的统一 ,“应是人类学规定和社会学规定的统一,是价值成分和客观成分的统一。只有这样, 对人的本质规定才是全面的”。⑩ (二 )“类哲学”的双重生命人性论。“类哲学”理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实际是一种“人哲学”或“人类哲学”,是立足于人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对此, 作为该理论的发轫者高清海先生说 :“关于类的理论和哲学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完全一致的。”⑪ “类哲学”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立足却又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和论断。 (三)其他几种人性论。1.文化人性论上世纪 80 年代,国外优秀的学术成果开始被陆续引进国内,其中德国思想家卡西尔的《人论》 和他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就影响了当时我国的很多学者。像韩民青所著的《当代哲学人类学》4卷本,第1 卷的标题就是 “人类的本质:动物 + 文化”,明显是受到了《人论》的启发。韩民青认为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文化性逐渐克服动物性的历史。”⑫他将文化区分为本能文化和自由文化,而自由文化的本质在于意识的发展,进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人类的本质在意识” 。⑬他说 : “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本质而相互区别开来,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不同,直接原因则在人们的社会意识的不同。”⑭ 2.伦理本位人性论:王海明所著的《人性论》把人性研究划分为三个方面:“人性之事实如何”,“人性应该:如何之标准 ”,“人性之应该如何”。⑮“于是,所谓人性论,粗略看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精确讲来,则是关于人的一切伦理行为事实如何及其应该如何的优良道德总原则的科学;最终说来,则是关于优良道德总原则的科学,亦即关于善恶原则的科学:人性论的目的全在于确立优良道德总原则”。⑯3. 实践本质人性论:夏甄陶所著的《人是什么》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用 “实践本质” 来说明人性的人性论观点。书中对于 “人是什么” 的问题进行了这样一系列追问 :“人是何以存在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 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他提出了一种人性、人的存在和人性论无穷开放的思想 :“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他不会停留于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人并没有一种绝对标准的所谓人的存在状况和绝对标准的所谓人的规定性。人的未完成,蕴含着可塑性和创造性, 因而他总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创造之中。”⑰ 虽然,目前我国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突破。“由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哲学文明发达国家,所以在理论上‘重蹈覆辙’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化人性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西尔《人论》的影子;从‘类哲学’人性论中可以嗅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气息;伦理本位人性论、实践本质人性论等理论都没有绝对地超越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人性论的‘新探’的确是达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空前的‘创新’, 但是,相比于世界思想史上的相关成果,还称不上实质性的突破;而只有当中华民族人文理论的整体学术水平走在世界各民族前列的时候,人性论的真正 ‘创新’才会实现。”⑱ 四、个人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 人性是区别于他物,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但是人性从哪里来呢?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带着呢还是在后天的生活中获得的?孔子给出的答案是“性相近”,也就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也没有善良邪恶。那为什么后来每个人所表现的都不一样呢,这种个性的差异是不是人性,人性是存在于内心深处还是表现于日常行为?我想,个性也是人性中的一方面,个性差异的存在是由环境影响的。如果没有孟母三迁也就没有了大思想家孟子,更何来他的性善论;而且,我们今天看待一个人也会考虑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这又何尝不是出于环境影响人的考虑?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对认识人性无从下手了么?非也,日常的行动、言语、眼神等都能透露出一些信息。因为,行动受思想的支配,口乃心之门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要做的是细致入微的观察,揭开隐藏于外表神秘的面纱,像医生一样对人进行解剖,从而看到其本质所在。 其实,我最大的疑问是人性能不能被定义的问题。我发现一切关于人性的讨论都基于“人性可定义”这个前提,如果人性没法定义那又会怎样?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也认为没有可以作为先验普遍原则的人性规定。比如萨特,他的哲学代表性命题之一就是“人性论是没有的”。舍勒也在批判了各种关于人的定义之后下了断言 :“迄今为止的有关人的学说错就错在企图在‘生命’和‘上帝’之间再嵌入一个固定阶段——可以定义为本质的 ‘人’。然而这一阶段纯属子虚乌有,人的本质之一正是不可定义性。”⑲不过,仔细想来,倘若人性不可定义那就意味着沦为“不可知论”的境地。关于人性这个深奥的问题就像一个谜,人们出于好奇的天性一直苦苦找寻着答案,倘若有一天有位学者真的找到了谜底,并将其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说:“看吧,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也许我们会充满恐惧,因为个人的一切任何行动都能被同类准确无误的解读;我们穿着衣服可在他人眼里却是一丝不挂,到时我们都是透明人,那时社会又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还是将谜底封存吧,起码我们还能留有对它美好的想象。 参考文献: 引自孟子《公孙丑上》. 引自荀子《性恶篇》. 引自《孟子·告子上》. 引自《普罗塔哥拉篇》358C—D. 引自《爱弥儿》下,第423页. 参考《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文选》. 参见黄楠森 :《人学的足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6—57 页。 ⑨⑩参见黄楠森主编 :《人学原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68—181、 164、 179 页. ⑪高清海 :《新世纪 :“人性革命” 时代》 第 2 卷,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70 页. ⑫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1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8 页. ⑬韩民青 :《当代哲学人类学》 第 4 卷, 第 139 页. ⑭韩民青 :《当代哲学人类学》 第 1 卷, 第 265、 276、 277、 80—81 页. ⑮⑯王海明 :《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目录及30页. ⑰夏甄陶 :《人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页. ⑱引自沈亚生、杨琦《我国当代人性论的研究及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第29卷). ⑲刘小枫选编 :《舍勒选集》 下卷,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 第 1297 页。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是百家争鸣,竞相争妍。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诸子的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就其主要思想观点而论,先秦时期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诸子百家其主要人性探讨是从以下诸问题所出发的: 1 )什么是人性?也就是人性的定义是什么? 2 )人性是什么?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有善有恶? 3 )人性具不具有变易性?也就是说人性可不可变? 4 )如果可变,那么其改变趋向和途径又是什么? 一、诸子对人性的定义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有明确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只是强调了人性基本平等和可塑。孔子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明智之处就是少谈、不武断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科学,不可事”;韩非子认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先秦诸子所讲的“性”、“人性”的基本涵义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性”一般指人或物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人性”是指人具有的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即指人的天生资质或天赋素质。 二、诸子百家的人性的善恶之论 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主要有: 1. 性善论——主要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力倡人性善论,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先天的道德萌芽,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固有的,“善端”代表人的善,人心有善端,就表现为人性之善,所以人性是善的 2. 性无善无恶论 ------ 主要代表人物告子 在告子看来“性无善无不善也”,善与恶都不是性,而是后天教育培养性的改变,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不同而使性或变为善、或变为恶。 3. 性恶论——主要代表人物荀子 荀子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恶,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求欲的,人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由于人人都有物质欲望追求,是性中自有,不待学而自然的,正是这种物质欲望的追求,决定了人性的恶。 4. 性有善有恶说——主要代表人物世硕 世硕认为,人生来具有“善”与“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这如同气有阴阳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因此人有善有恶。 5. 性自然说——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性。自然性最明显的特点是原生性,《老子》“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见素抱朴”用原生之“朴”来形容人的本性。庄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性“朴”之说。 6. 性自利自爱说——主要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男女”和“生利”,是“自利”和“自爱” 7. 性好利说——主要代表人物法家诸子 法家多用“情”和“欲”来描述人性,其核心是“利”。《管子》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天下”,《商君书》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所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8. 人性“为我”说——主要代表人物杨朱 杨朱“为我”之说,是由儒道墨人性论主流思想中涌出的一股异流,杨朱将人性从偏颇之处加以解说,但却恰好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即人的自私性。杨朱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利己而不损人。 三、人性的变易性 在人性是否具有变易性、可不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皆认为可变可易。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孟子也承认人性不但变易不定,而且善端可得可失,“人之所以异欲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亦,君子存在”。荀子认为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和变易性。墨子主张人性如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在管子看来“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善恶在所养焉。” 四、人性扬善去恶的途径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怎样扬善去恶。由于诸子对人的关系及其地位认识不同,因此在扬善去恶的途径上也不尽相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以出世的态度来应世间万事万物,讲究的是“无为”,强调的是“寡欲”和“绝圣弃智”。主张不尚礼仪,不论是非,不辨美恶,不染尘世,追求的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世绝缘,回归自然的境界。儒家以仁义为纽带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寻觅的是“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克级复礼,重“忠恕“之道”。孟子极为重视养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强调要完善本心,发扬善端,崇尚仁义。荀子想通过“化性起伪”来改造人的性恶,通过只礼仪、立法度、化师法来“隆礼”。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通过爱一切人和为天下人牟利来扬善去恶。在他看来,爱人如爱己,利人则利己,人应该通过兼爱达到善。法家则强调应该通过法治来去恶扬善。要“厚爱利,明智礼,上身服,审度量,乡置师,中先令,劝庆赏,振刑罚”,以利来鼓励人们行善,以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刑罚来遏制人们的恶。 先秦人性学说的中心问题是人性善恶问题,由于各家关于人性的界定不同,因而人性善恶的学说或是或非。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须学习的本能,强调其本能的话,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告子之说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如果说性具有变易性,那么所人性有善有恶更为恰当的,在这个层次上,世硕之学说可以解释。但在当时孟子关于人性的四善端和荀子的性恶论处于主流地位,俩者皆有合理之处,但又有着偏颇的地方。整个先秦时期的人性学说总的说来是想通过围绕“善”和“恶”为中心进行揭示人的本质所在,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后来的韩非重法,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仁学思想到韩非形而下的法术势结合,表明了先哲在对人性的颓败所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情感。由于人的七情六欲和追求生存的本能,对资源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但资源的有限和分配的不合理的存在。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也使得对人性问题的难以理解和解剖。不管是墨子积极地寻求“兼爱”的拯救人心的情怀,还是杨朱和道家的消极“保全存真”的心境,但都无法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资源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来解剖人性,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人性难以改善的局面。所有的意义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精神和关注人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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