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学研究论文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7,No. 2(May 1993）；《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页7-49；《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5卷1期（1994年3月），页87-129；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4(Winter 1994）；《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页137-60；《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15卷2期（1997年12月）；《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5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12月、2000年3月）；《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页181-192；《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5月）；《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3期；《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开放时代》2001年3月号；《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温故知新：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第66辑（2001年9月）；《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1期；《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2002年1期；《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年6月）；《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7月；《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1-3）》，《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5、6期，2003年2期；《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2002年12月）；《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1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5月）；《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4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2期；《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2期；《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Imperialism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pring 2005；《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5期；《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期《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4期；《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5期；《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the Hum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May 2008；《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3期；《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4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4期；《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2期；《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5期；《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再论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文化与历史的追寻：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12月；《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2期；《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2期；《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5期；《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10月）；《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12期；《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2期；《迷途知返说教育》，《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3期；《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8期；《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4期；《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炎黄纵横》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