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刊投稿

1、草堂诗刊以传承大唐风骨，繁荣当代诗歌为宗旨，立足成都，面向海内外，是成都诗意的城市文化符号，是华语诗坛的重要旗帜和标杆。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设置有封面诗人、实力榜、非常现实、最青春、大雅堂、实验经纬、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文本细读、子美逸风等主要栏目以及其他不定期栏目。 2、传承大唐风骨，繁荣当代诗歌,本书由著名诗人梁平主编，系面向全国实力诗人的诗歌文本。主要栏目: 封面诗人、实力榜、非常现实、最青春、大雅堂、实验经纬、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文本细读、子美逸风。 3、由当代诗人梁平主编，高质量、高稿酬、高颜值的诗歌刊物，立足成都，面向海内外，是成都诗意的城市文化符号，是华语诗坛的重要旗帜和标杆。

译文 宝应元年我离开草堂时，蛮夷正充斥成都城。 而今我返回草堂，正值成都安定无忧之际。 让我陈述最初叛乱的情况，徐知道叛乱好像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因大将被召回朝廷，这伙群小便乘机窃据成都谋反。 并西联邛州之南的羌兵以虚张声势，北断剑阁要道以抗拒长安王师。 数十个跟随徐知道作乱的人，虽无官职，却也占城为王，独当一面了。 但徐知道手下的人与羌夷头目各自争长，互不相让，并且蕃、汉殊情，以致叛乱后发生内讧。 结果发生了羌夷兵的倒戈，叛乱魁首们彼此互相残杀。 哪知祸起腋下，徐知道被自己部下所杀。 当时主持正义的人对叛乱这都很愤恨，因为他们使国家的法纪政纲受到了破坏。 徐知道手下的李忠厚辈均拥兵自立，百姓成了各种势力头目们所宰割的鱼肉。 这伙群小竞相作威作福，谁肯为无辜受害的平民辩解呢。 他们还一方面残害百姓，一方面寻欢作乐。 他们在谈笑间滥杀百姓，长街上溅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在他们行刑的地方，甚至风雨之时还可以听到冤魂的哀嚎声。 被杀害之人留下的妻子、马匹为贼徒占有，这些遗孀甚至马匹还要含着内心的悲痛供其取乐。 国家法纪何在？实在令人不甚叹息！ 我只得奔走于梓、阆之间，三年中都想离蜀而去东吴。 由于那里也有战乱，结果竟难以成行。 我不忍舍弃这间花草堂，回来要除杂草杂木，重整庭院和药栏。 入门见四颗小松树尚在，我漫步于万竿疏竹之中。 往日养的家犬喜我久别乍归，它常情热的低回在我的身旁。 大官严武喜我久别乍归，就遣人骑马来问我需要什么东西。 城郭间的邻人喜我久别乍归，他们来探视、问候我的人，简直挤满了整个村墟。 天下尚不得安宁的今天，当兵的都胜过迂腐的书生。 在这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何处可安置我这个老头呢？ 我真的成了多余的人，所幸的是还算活了下来。 我既无用于世，在此余生里一饮一啄已感到惭愧，所以甘于清苦生活，不敢有所奢求。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复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讯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中“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余，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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