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的期刊参考文献

提要：不论爱森斯坦说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还是二数之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质！

二数之和时间量上的变化，而二数之积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换成浅显的文字就是，运用任何两镜头不仅仅是更久的时间向观众讲述一个THING，而是有意境上的突破。时间长短都没关系，重要的是给观众的感觉和观众同时会联想到什么，或者直接把观众带到另外一个氛围，就是让观众有积极的影响。在同风俗点就是让他们起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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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在影片的立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直到现在，世界上任何一部重要的电影理论著作没有不论及爱森斯坦的。”[2]（P26）鉴于爱森斯坦丰富的电影理论和大师级的地位，本文只撷取他的杂耍蒙太奇理论，略论它的理论内涵及其在爱森斯坦早期代表影片《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的运用，以折射爱森斯坦丰富的蒙太奇理论之宝库。一、爱森斯坦与杂耍蒙太奇[1]1898年，爱森斯坦出生于俄属拉脱维亚的里加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期，爱森斯坦酷爱马戏，常把丑角模拟得惟妙惟肖。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考入彼得堡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但终因志趣不在此而改学艺术。他转入美术学校，下功夫钻研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日本的歌舞伎、精神分析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等等看去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十月革命后，爱森斯坦加入了苏联红军，立即用上了自己在两个领域里的专业知识。一方面，他充任军事工程师，指导部队构筑各种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参与指战员们的业余文化活动，在军人俱乐部里当导演和布景师。1920年，爱森斯坦因迷恋戏剧而退役，进入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工人剧院当布景师。他一边为剧院排演的话剧搞舞台美术设计，一边在梅耶荷德执掌他的国立高等导演学院学习。[2]而梅耶荷德重视流传于民间的草台戏，在舞台剧中运用大量的马戏杂技表演的作法也令爱森斯坦深受启发。再加上爱森斯坦童年时期对马戏的酷爱[3]（P124），激发了爱森斯坦的创作热情。1923年导演了第一部话剧《聪明人》，这出话剧改编自俄国大戏剧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爱森斯坦对这出上演了数十年之久、模式化了的话剧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设计了演员与观众共处同一空间的舞台，而且几幕戏分别在几个表演区进行，观众可以与演员进行直接的感情交流。爱森斯坦还为这场演出设计了一个类似马戏场的圆形表演空间，完全摆脱了传统拱形舞台的限制；舞台上的道具也几乎全是表演马戏与杂技的用具；剧中的人物不是被他设计成小丑就是地道的杂技演员；原先的三幕剧情被分成几大块，由几十个杂技马戏表演段落构成，其间还加以讽刺歌舞和俚曲小调，甚至还将一部表现主人公回忆场景的电影短片穿插其中；爱森斯坦为剧中人物设计了一系列将内心情绪外化的极端的表现方式：表现愤怒到极点就让演员翻起令人眩目的筋斗；表现欢悦则用空翻的方式展现，表现人物内心的犹豫便让他在钢丝上摇摆不己。[4]（P48）爱森斯坦的这一大胆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戏剧表演场与观众席的物理距离，俨然展现了一幅演员与观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图景。而且，舞台大胆采用马戏和杂技式的道具、布景。不仅如此，爱森斯坦还将人物的内心通过马戏和杂技表演的形式予以流露，从而让观众不用记忆复杂的台词（事实上经他改编后台词已所剩无几[3]）就能理解人物的心理。这样的新奇与创造确实让观众和戏剧评论家震撼不已，将《聪明人》称为“杂技剧”或者说是一个“扎实的杂耍马戏节目”也许并不为过。《聪明人》上演不久，爱森斯坦应邀在马雅可夫斯主编的《左翼文化战线》上发表了《杂耍蒙太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爱森斯坦结合对《聪明人》舞台处理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他的戏剧理论—杂耍蒙太奇，主张应以出色的、难忘的、出人意料的表演片断作为戏剧的基础，把会引起某种感情震动的非凡刺激人的瞬间加以合成，贯串在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杂耍蒙太奇实际上是“把两个取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镜头与原来的时一空连续性相剥离，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对列组接，就会产生出作为新质的表象，便可创造出未经剪辑的影片的镜头中非固有的概念。它们虽然互不相关，但依剪辑者的意志被对列在一起时，却往往违反本意而产生出‘某个第三种东两’，并变为互有关联。”[5]（P77）换言之，爱森斯坦通过两个不同镜头的有意组接，试图形成超越两个镜头的第三重含义，两个镜头的特意组接产生的是“1+1>2”的新意。根据爱森斯坦的说法，“杂耍”是指马戏团或卖艺人表演的拿手特技，它的技巧完善程度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种特技是靠自身完成的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不是靠观众的反应来完成。[1]（P145）“出色的、难忘的、出人意料的表演片断”正是杂耍的要义，而“合成引起某种感情震动的非凡刺激人的瞬间”表明爱森斯坦提倡的是一种高剪辑率的镜头剪辑。通过这种高剪辑率的镜头来呈现一种急促的节奏，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从而实现蒙太奇的艺术创造功能。在爱森斯坦眼中，杂耍镜头是“靠自身完成的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不是靠观众的反应来完成。”由此不难得出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理论隐含的一个重要的预设：那就是观众能够正确理解导演的意愿，与导演产生某种共鸣或者导演过分自信观众能够接受自己的思想。爱森斯坦确实在电影导演中实践着这种自信的思想，以致于他把观众看成了被动的接收对象，接受着导演思想的某种灌输。“爱森斯坦有些彻底贯彻杂耍蒙太奇观念的电影作品不是试图在交流、循环中让观众认同而是耳提面命，把作者的思想像楔子一样敲进我们脑中。”[6]（P93）这种思想在爱森斯坦的早期电影《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二、杂耍蒙太奇理论在爱森斯坦早期电影中的运用尽管爱森斯坦在戏剧导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戏剧的舞台究竟是狭小的，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为此，爱森斯坦将目光投向了电影，继续发展和实践他的杂耍蒙太奇理论。1924年，爱森斯坦成功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罢工》。这部影片表现了1902－1907年的俄国工人运动，许多情节以真实事件基础。[7]（P79）可以说，《罢工》是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理论付诸电影艺术实践的最直观呈现，也是肇始于戏剧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在电影上的首次运用。在影片《罢工》中，他用特技制作了不少杂耍镜头。如多次曝光、迭化、配景缩小等，他用这些特技创造了水龙头冲击罢工者、婴儿在镇压者的铁蹄下被疯狂践踏、火烧酒精店等惊人的景象。[6]（P93）爱森斯坦觉得这些惊人的景象还不足以表现警察对工人的残暴。他在影片中甚至将警察镇压工人的镜头与屠宰场里宰牛的镜头交替出现。镇压与屠宰的冲撞，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渲染这种残暴的镇压。而整个剧情发生在工厂和街道，与屠宰场不在同一时空领域内。《罢工》的成功，迎来了爱森斯坦的另一个辉煌时刻。1925年，爱森斯坦执导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作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的影片在莫斯科大剧院放映。《战舰波将金号》通过表现波将金号军舰水兵起义，概括地反映了1905年革命。爱森斯坦自认为该片是“引人入胜的蒙太奇”的胜利。影片分为五个部分：人和蛆；甲板冲突；死者控诉；奥德萨阶梯和舰队会合。其中，“奥德萨阶梯”的后半段“沙俄军队射杀民众”，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蒙太奇段落。在这个段落中，有个由9个镜头构成的蒙太奇句子“母亲与婴儿车”，9个镜头中，由4个全景镜头和5个特写镜头组成。全景镜头表现的是沙俄士兵持枪射杀；特写镜头表现的则是母亲和熟睡的婴儿。在这里，爱森斯坦通过杂耍蒙太奇表现的是人性与兽性的冲撞，两极景别的悬殊对比，尤其是母亲中弹倒下后失控婴儿车下滑的镜头，造成扣人心弦的紧张效果，堪称默片时代的经典范例。[1]（P142－143）“奥德萨阶梯”整个段落长达7分钟，镜头数高达155个，平均1分钟就有22个镜头，每个镜头时长不到3秒钟。[1]（P143）爱森斯坦之所以要将现实中存在的不过三至四组梯级的奥德萨阶梯进行大幅度的时空延展，实际上是通过高剪辑的镜头来达到情绪的一种延伸性渲染。起义水兵对沙俄军队总部开炮时，爱森斯坦又再次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切入了三个石狮的镜头：沉睡的石狮；清醒的石狮；跃起的石狮，其隐喻、象征之意不言自明——沙俄暴行，天理难容。这些镜头和段落间杂耍蒙太奇的运用，或表现影片的节奏或体现影片的隐喻或呈现影片的象征。其目的是融造镜头之间的冲突，以产生新的意义——一种“1+1>2”的意义。此外，爱森斯坦还在单镜头画面内部运用杂耍蒙太奇理论。在《战舰波将金号》中，在士兵起义之前，有一个甲板上枪毙违反纪律的士兵的段落，这一段落中军官命令把要被枪杀的士兵用一整块帆布蒙起来。根据爱森斯坦的学生、前苏联导演米•罗姆说，在生活中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军队没有这个习惯，而且这样做对现实的加工也非常大。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是无法保证蒙在帆布下的人都能被打死。这乃是一个杂耍式的手段，目的是要造成观赏上的效果，是要用这不断拂动的帆布使观众吃惊，通过这块帆布，爱森斯坦仿佛把“一队水兵变成了一堆尸体”。[6]（P92－93）爱森斯坦还用了许多特技和人为加工的方法来造成单镜头内的杂耍蒙太奇。这方面一个最大胆的举动就是：在《战舰波将金号》中，他用手绘的红旗来渲染情绪，这在当时的默片黑白画面中确实造成了极为鲜艳夺目的视觉效果。《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两部早期影片，不仅运用了诸多的杂耍镜头，而且杂耍镜头的组接大多以冲突呈现，相比话剧《聪明人》而言，其基调是灰色悲壮的。但是源于戏剧产生的杂耍蒙太奇还是在影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诚如批评家所言，杂耍镜头的有意组接有时显得故弄玄虚，有过于追求形式主义之嫌，爱森斯坦试图通过镜头直观的形式表现来灌输导演的某种意图，从而将观众观看电影理解为接受导演的某种教育。但至少在《罢工》和《战舰波将金号》两部影片里，爱森斯坦运用杂耍蒙太奇征服观众的雄心还是实现了。究竟，跨越时空的杂耍镜头组接切合影片所表现的主题，且镜头间具有冲突的相关性，观众的理解也变得不太困难；单镜头内的杂耍蒙太奇处理在视觉上至少给默片时代的观众一种新奇和冲击。三、杂耍蒙太奇理论的发展1948年，爱森斯坦在他的书房里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留给世人的是多部堪称经典的影片和丰富的理论著作。除上文提到的这两部影片外，还有《十月》、《旧与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及《伊万雷帝》；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爱森斯坦论文选集》、《电影艺术四讲》、《电影杂耍蒙太奇》以及《并不冷漠的大自然》等。[8]（P69）这位蒙太奇巨匠“在今天的影响很大，主要还是通过他作品的丰富性和强劲的感染力，更多的人主要是通过反复观摩他的作品来汲取营养。”[6]（P94）如今，杂耍蒙太奇被广泛用于科普片、广告片、武打片，它把科学知识阐发得生动形象，把购买欲望劝诱到掏出金币，把刀光剑影张扬得眩人耳目。[5]（P78）这一方面在于现代视听技术的进步使得杂耍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也在于杂耍蒙太奇确实也符合现代人视听的某些要求。只是有些商业影片运用杂耍蒙太奇已经到了观众无法理解的地步，抛弃了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所隐含的预设——导演与观众意愿的结合，这恰恰是杂耍蒙太奇的特质和生命力所在。爱森斯坦的这一预设是理解杂耍蒙太奇理论的关键所在，如同打开杂耍蒙太奇理论宝库的钥匙。抛弃杂耍蒙太奇的理论预设，就等于只拾起了杂耍蒙太奇的形式外壳，呈现了一种空壳的杂耍式镜头，带给观众的是“恶搞”的无限空间。

[注释]

[1]杂耍蒙太奇，国际上通译为吸引力蒙太奇。但在我国长期译为杂耍蒙太奇，口语中也常用此名，本文从旧译。笔者认同云南大学张宇丹教授对杂耍蒙太奇的理解。“我更愿意称作‘杂耍蒙太奇’，这已不是狭义的杂耍特技，而是引申意义上的‘杂耍形态’，是一种华彩性，意味着从对眼球到心理的吸引和感染，意味着由于营造出色而引人入胜，意味着艺术的本性之一是游戏性。‘杂耍’是对这种有意味的形态的一种形象表述。”参见：张宇丹，孙信茹。应用电视学：理念与技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146。

[2]关于爱森斯坦的生平主要是参考以下两篇文章：张时民。爱森斯坦与戏剧。戏剧文学。2005年第12期：第47－52页；王晓建。爱森斯坦与战舰波将金号。第79－80页。

[3]“奥氏剧本经过爱森斯坦的改编之后只剩下很少的一点对白，只有十分熟悉原作的人才能在这些掺杂着爱森斯坦式的双关语的调侃对白中找到属于原作者的东西。”详见：张时民。论作为一种戏剧理论的吸引力蒙太奇[J]。艺术百家。2005，（6）：125。

[参考文献]

[1]张宇丹，孙信茹。应用电视学：理念与技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2]刘立军。爱森斯坦的创作命运[J]。俄罗斯文艺，2001，（1）：26－29。

[3]张时民。论作为一种戏剧理论的吸引力蒙太奇[J]。艺术百家，2005，（6）：122~126。

[4]张时民。爱森斯坦与戏剧[J]。戏剧文学。2005，（12）：48~52。

[5]田兆耀。管窥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理论[J]。艺术晨家，2004，（1）：77~80。

[6]郝建。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J]。当代电影，2002，（5）：90~95。

[7]王晓建。爱森斯坦与战舰波将金号[J]，电影创作，1999，（02）：79~80。

[8]张凤铸。奠定蒙太奇理论的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J]。家庭影院技术，1999，（9）：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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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着，就觉得太神奇了。

库里肖夫效应苏联蒙太奇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电影发展史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电影学派，以爱森思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和杜甫仁科为代表的电影工作者们通过一系列实验和拍摄实践，提出的电影蒙太奇理论第一次在电影理论研究中涉及心理学问题（这种涉及虽然是无意识的）也使他们成为百年电影史中少有的集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于一身的伟大电影艺术家。一、谈到苏联蒙太奇学派，首先有必要明确的是何谓蒙太奇蒙太奇一词源于法文montage，原意为建筑学上的装配、构成的意思，而在艺术创作中则是由苏联摄影家罗德钦柯第一次提出。他通过将不同的照片拼贴以造成新的效果，称“照相蒙太奇”。由此可见，在电影中蒙太奇实际上就是指把不同的或原本不连续的素材接在一起，使之产生新的效果和意义。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蒙太奇并不是电影的专有名词，而时下盛行的将各类影片原声消去再配上方言笑话的节目，称之为“开心蒙太奇”也是对蒙太奇概念的曲解，另外，蒙太奇只是单纯的电影手段，本身并不带有革命性（就像语言没有阶段性一样）。二、苏联蒙太奇学派发展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艺术家们面临的不是经济危机和生活的惨剧，而是一次推翻沙皇统治的国内革命的成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激情。1917年10月革命前，我国的电影工业在世界电影工业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只在莫斯科和彼德格勒有一些私营电影公司。1910年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使进口影片大幅削减，这种情况就使俄国的私营公司有机会发展，于是从1910年到1917年前俄国推出了许多节奏缓慢的通俗喜剧，这类影片在当时吸引了许多本国观众，但国外则鲜少能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次年7月，苏联国家教委的电影部门开始对电影胶片实施管制，这就导致了许多私营公司囤积胶片，有些甚至带着器材逃往别国，另一小部份公司勉强接受了这一管制，但内心盼望红军在战争中失利，使其运作能恢复到战前状态。真正的苏联电影应该从1919年8月27日列宁签署将旧俄国电影收为国有化的一项法令开始的。这种投资方式的变化，在战后苏联物资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由国家出资保证电影事业的发展，无疑对一个新兴的民族电影是有益处的和积极的。1922年，列宁又发表讲话提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这句话成为苏联电影的运动纲领，使得苏联电影得到飞速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投资方式也将影片的内容局限在社会主义的宣传和规劝上。三、苏职蒙太奇学派的主要成员及理论1、爱森思坦的理性蒙太奇1958年在布鲁塞博览会电影节中，来自世界各国的127位理论家和史评家评选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影片，结果爱森思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以100票位列首席。②这次评选证明了爱森思坦的理性蒙太奇理论在世界电影史中的地位。爱森思坦早年学习机械工程，懂得修路架桥等机械规律和操作机器的有关原理，所以他认为通过严密的分析，能够发现支配一切艺术形式的规律。爱森思坦的理论研究主要受到以下几种理论的影响：①19世纪黑格尔关于“正题、反题、合题”三段论的辩证法和马克思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爱森思坦试图把这种哲学运用于电影，提倡使两个不同性质的镜头或段落（即“正题”和“反题”）相冲突，以建立一个新概念（即“合题”）在《电影形式的辩证方法》（1929）一文中，爱森思坦说明了镜头与字幕的关系，以及镜头与蒙太奇的关系，代表着各个辩证阶段；“命题（抽象概念）内部的冲突——在字幕的辩证法中阐明自身——在镜头内部的冲突中形成自己的空间形式——在蒙太奇中越来越强烈的爆发——在不同的镜头之间发生冲突。”③爱森思坦力求通过这种辩证的冲突使观众入迷，使之摆脱消极和自我。例如：《战般波将金号》中“敖德萨阶梯”一段，爱森思坦通过在岸上欢乐的人群与波将金号上胜利的水兵间反复切换，建立自己的“正题”。步兵到来，镇压岸上示威人群时，爱森思坦引出自己的“反题”，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对阶梯上的镇压、屠杀作出反应，向镇压者的总部开炮了，这代表“合题”。②要森思坦的理论还受到日本象形文字的启发。爱森思坦认为蒙太奇与日本象形文字之间有一致之处，两个不同形象的文字融合在一起，即构成一个表义的文字，例如鸟的图形加上嘴的图形即成为“鸣”，而“鸣”字的意思不是“口”“鸟”之和，而是它们的乘积。也由此，爱森思坦提出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概念就是“将描绘性的，含义单一的，内容中性的各个镜头结合成有思想的前后联系和系列。”④爱森思坦早年从事舞台导演工作，在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智者干虑，必有一失》中，爱森思坦提出了“吸引力蒙太奇理论（在我国的翻译著作中将之译为“杂耍蒙太奇”，这是不恰当的。“杂耍”是指由小丑在换场时进行的表演，意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在爱森思坦的蒙太奇理论中强调的不是“杂耍”的过程，而是吸引观众注意力这一本质，所以应称为“吸引力蒙大奇”）吸引力蒙太奇强调选择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手段加以适当的组合，以影响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接受作者的思想结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使爱森思坦走向了电影艺术创作，在1924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罢工》中成功运用了这一理论——沙皇俄国屠杀工人和屠宰场宰杀牲口的镜头交替剪辑，表现工人像牲口一样任人宰割的典型蒙太奇段落。在继续拍摄和研究中，爱森思坦认为单个镜头是一个蒙太奇细胞，作为单独的实体是没有价值的，正如他在《电影的语言》一书中的论述：“个别形象本身越引人注目，影片就越像一系列漂亮而互不相关的照片。”⑤只有通过剪辑才能获得无限的意义。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爱森思坦提出了理性蒙太奇理论。在他的蒙太奇观中，镜头A不仅仅是与镜头B先后出现，也不是A和B加在一起成为“A+B”或“AB”，而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意识“X”。这个变化的原因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正如他所说：“任何种类的两段影片放在一起，就会从那种并列的状态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新的概念，一种新的性质。”⑥这一理论是爱森思坦蒙太奇观的基础。爱森思坦以冲突为基础建立其蒙太奇理论的，我们过去对爱森思坦的理论认识有一个误区，总认为他将单个镜头视为无意义的，而事实上，在建立蒙太奇的体系过程中，爱森思坦考虑了三个层面的意义：单个镜头、镜头组合以及影片的整个形式。通过其变化、运动和冲突的宇宙观引伸出单个镜头内部可能产生的几种冲突：1、线条的冲突；2、平面的冲突；3、立体的冲突；4、空间的冲突；5、光的冲突；6、速度的冲突；7、物体和观点的冲突（即采用罕见的拍摄角度）；8、物体及空间的冲突（即通过透镜使物体失真）；9、事件及其时间性的冲突（例如：慢动作或快动作）⑦爱森思坦的理性蒙太奇理论和他的电影作品不但在世界电影史中具有及高的地位，也对其后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希特勒上台后，与戈贝尔召见了德国著名制片厂乌发的制片人，给他们观看《战舰波将金号》并要求他们拍摄出一部德国的“《战舰将金号》”以讲述南非的布尔战争；《教父》中导演将孩子洗礼与黑帮杀人交叉剪辑在一起，使用了交叉蒙太奇;科波拉在《现代启示录》中借鉴了《罢工》中的屠杀段落在杀上校一段中插入杀牛的镜头，用以表达观点；《巴顿》中巴顿将军打士兵的延时镜头则是受到敖德萨阶梯段落中婴儿车的启发……（附影片实例）而爱森思坦的理性蒙太奇观念被普遍大量运用则是在广告中，通过组合，使两个镜头表达出新的意义，在广告中不但明确，且节省时间。（例如：酒杯+急驰的车撞=不要酒后驾车）另外，爱森思坦认为声音是一个独立的元素，单独的声音和画面相结合也能产生出新的意义，这就是在声音出现后爱森思坦提出的“对位法”，爱森思坦曾经说过：“如果搞理论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位那么电影的声音只存在对位和同步。”⑧在雷内•克莱尔的影片《百万法郎》中实现了这种“对位”的表现手段。导演在一群人抢彩票的画面同时加上了足球赛的赛场争球声，使画面具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爱森思坦的叙事方法、结构和使用演员等方法将在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段落中与之对比阐述。）2、库里肖夫提出的“库里肖夫肖效应”库里肖夫效应的实验过程中，库里肖夫与普多夫金将一个演员没有任何表情的特写镜头与另外三个镜头：桌上的一盘汤、棺材里的女尸、小女孩玩着玩具狗熊相互组接起来。结果在观看中观众却似乎发现了莫兹尤辛的情绪变化，产生了对他的表演评价。由此，库里肖夫总结出造成电影情绪反应的，不是单个镜头的内容，而是几个画面之间的并列。也就是说，单个镜头只不过是素材，而不成其为艺术，只有通过蒙太奇的创作才能成为电影艺术，并提出了积极的创作纲领：影片结构的基础不是来自现实素材，而是来自空间结构和蒙太奇。⑨“库里肖夫效应”对于认识电影，及其表达方式是非常重的，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被认可的心理学现象。在云南艺术学院影视系的教学中，就有一个练习，要求将《红高梁》中土匪抢劫一段和姜文、巩俐在高梁地中的段落顺序打乱，重列（见实例）结果，观众看到的姜文的表情较之于影片本身的情节就产生了严重改变。这个练习不但使我们了解了剪辑的作用，也足以证明“库里肖夫效应”。但是不以电影本体出发，不从电影实质研究电影的“综合论”则没有看到库里肖夫效应的重要作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张俊祥就在一次影剧讲习中说：“库里肖夫效应是无稽之谈。”3、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普多夫金大学时期主修自然科学，在接触电影前当过演员，做过场记，搭过布景，也写过剧本。后进入国立第一电影学院学习。1922年，普多夫金进入库里肖夫实验室工作，与库里肖夫一起进行了大量实验，前文提到的“库里肖夫效应”就是由普多夫金协助完成的。普多夫金的影片创作和理论观点深受格里菲斯影响，力求通过剪辑使思想和情感有效沟通。接下来我将普多夫金和爱森思坦的理论及创作观点进行对此，以阐述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首先在剧作方面：普多夫金强调剧中本创作的重要作用，属再现美学的传统形式。在他的影片中延续了格里菲斯的叙事形式，强调严谨的叙事结构和深思熟虑的情节；而爱森思坦的影片则相反，这些影片都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脉络，结构松散，不讲求连贯。在演员选择方面：北京电影学院教材《外国电影史》一书中说普多夫金“一般都依靠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剧中人物……”（《见外国电影史》P78）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普多夫金认为在电影中“舞台表演”是危险的。普多夫金在1929年二月三日对英国电影协会作的演讲中说：“我只要处理真实的素材——这就是我的原则。我坚决认为，在表现真水、真树和真的花草的同时，演员的脸上却粘着假胡了和画着一道一道的假皱纹，或是仍像在舞台上一样地表演，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因为这样就违反了电影风格最基本的概念。”⑩普多夫金也在影片创作中进行了实践，例如，在《成吉思汗的后代》一片中，普多夫金就雇用了一些真正的蒙古人进行表演，为了表现他们带着惊喜的神情看着一块珍贵的狐皮，还特别请来一位魔术师在蒙古人面前表演，拍下他们观看时的神情，然后把这个镜头同商人手里拿着狐皮的镜头接起来，得到了所需要的效果。而为了达到倒叙事目的，在普多夫金的影片中都有主要角色、主人公。爱森思坦的影片中多采用具有典型人群代表特征的“类型演员”，爱森思坦影片中的人物都是集体人物，没有主人公。与爱森思坦一样，普多夫金也常在影片中使用隐喻，但他的喻体则来自叙事和场面中，不象爱森思坦那样任意选择喻体。例如《母亲》中，普多夫金用春暖花开和死囚被释放相接，用冰雪融化和人民正义行动开始相接（附实例）。正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状物抒情”手法。而爱森思坦在《战舰波将金号》“敖德萨阶梯”一段最后则运用三个不同姿势的石狮接的镜头来表达对事件的看法（附实例）。这些例子也说明在情绪表达上，普多夫金的叙事观念使他表达情绪时用现场有关对象的实际影像来表达；爱森思坦则刻意使影片刻意摆脱表面上的前后连接。从以上的对比也不难看出在剪辑观念上普多夫金的电影本质是古典式的，镜头偏向积累性质，追求由故事支配的全面情绪效果；而爱森思坦的影片则是通过理性蒙太奇的手法进行剪接，表现一系列的思想交锋。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对故事片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场景抒情的手法也被广泛借鉴使用。在郑君里的影片《枯木逢春》中，见到毛主席的村民回村时，山花开放这一片段就仿照了《母亲》中的段落。在沈西苓《女性的呐喊》一片中工人抢饭吃时，接旁边一群鸡啄米的镜头，隐喻工人非人生活的段落也可见叙事蒙太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但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看，苏联蒙太奇学派对其影响似乎仅限于叙事蒙太奇上，究根朔源我想首先是因为中国电影受好莱坞影响甚深，爱森思坦超越叙事让镜头间的衔接产生新含义的观念与中国电影人的观念想距太远，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再者，我国当时对爱森思坦的理论研究著作翻译不多。普多夫金对其后电影人的影响也很大。著名的导演库布里克从未受过专门训练，他就曾说：“我学会拍电影是因为一本普多夫金的书和看许多影片。”4、杜甫二科的诗意蒙太奇所谓诗意即是指脱离现实，具有诗的概括能力，而诗意蒙太奇只能存在于默片中。因为这是一种艺术的概括，默片因其无声，是纯视觉的所以不接近生活，具有这种概据能力，可以抽象。从杜甫仁科的影片《兵工厂》中，我们能看到许多片段体现了这种表现手段。德国兵看到自己被自己毒死；乌克兰士兵则在战斗中不会死亡；画框中沙皇的画像变活，画中的沙皇开始活动；甚至被鞭打的马匹也张口说话（通过字幕表现）……（附实例）这些非真实的情况都是通过杜甫仁科诗意的处理来表达含义的。萨杜尔在他编著的《世界电影史》一书中称赞杜甫仁科的另一部作品《土地》表现了他用别具一格的抒情手法表现了大自然、爱情和死亡。在他的默片中详谥着充满话力的，新鲜的抒情气息。我对蒙太奇，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很粗浅的，但是我深知对于电影本体和电影表现手段的认识研究对于学习电影的重要。因此必将继续钻研。感谢周传基教授和宋杰教授在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注释：②引自：1958年北京电影局译委会《电影艺术译丛》第八期②引自1929年爱森思坦论文《电影形式的辩证法》见《电影形式和电影感》P53④引自：1929年发表的爱森思坦论文《电影的原理和象形文字》⑤引自：《电影的语言》爱森思坦著P111⑥引自：《蒙太奇的方法》爱森思坦著 1929年⑦“九种冲突”引自：《电影的语言》爱森思坦著1934年⑧引自：爱森思坦的手稿，周传基教授翻译保存⑨引自：《外国电影史》P71⑩引自《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普多夫金著参考书目及文献：《世界电影史》《电影的形式与风格》《电影形式的辩证方法》《电影形式和电影感》《电影的原理和象形文字》《电影的语言》《蒙太奇的方法》《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外国电影史》转自：

何为"蒙太奇"，蒙太奇(montage)在法语是"剪接"的意思，但到了俄国它被发展成一种电影中镜头组合的理论。蒙太奇基本上是俄国导演发展出来的理论，是由普多夫金根据美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的剪辑手法延伸出来，然后艾森斯坦也提出了相关性的看法。普氏认为两个镜头的并列意义大于单个镜头的的意义，甚至将电影认为镜头与镜头构筑并列的艺术。至少用远景而用大量特写的连接造成心理, 情绪, 与抽象意念的结果。艾森斯坦则受俄国辩证性哲学思维的影响，认为镜头间的并列甚至激烈冲突将造成第三种新的意义。当我们在描述一个主题时，我们可以将一连串相关或不相关的镜头放在一起，以产生暗喻的作用，这就是蒙太奇。例如：我们将母亲在煮菜、洗衣、带小孩、甚至父亲在看报等镜放在一起，就会产生母亲"忙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