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的论文题目

李鸿章一生可谓阅尽沧桑，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睁眼看世界,师夷图自强，身担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之重任，到死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诚可悲哉！ 北洋水师是他主导建立的一支近代海军，船坚炮利，总吨位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以致全军覆没。个中缘由，深堪究诘。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意思形态的农耕文明，从根本上缺乏征服冒险探寻未知的精神。农耕文明讲求的是聚族而居，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切都非常有规律。对一切活动的结果也可以预知，"种瓜的瓜,种豆得豆"正反映了这一点。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中庸"，这造就了中华文明内敛性和非竞争性的集体人格与文化心理。面对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产生的海洋文明，习惯于乘风破浪探寻未知的彼岸，这使得他们对海洋有一种先天的亲和力。长期的航海冒险开辟了新航线，发现了新大陆，获的了巨额商业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保护贸易利益的海军。这样就形成了以海军保护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发展海军的良性循环机制，海外贸易和海军都得了长足的发展。反观之中国，虽然也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但以小自耕农为国家的主体，大部分的生产生活用品都能自给自足，人民也以"七十者可以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种低水准的平等生活感到满足，别无它求，自然无大规模交换贸易之需要。帝国统治者更自认为“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郑和的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并且这种大规模的远航为官府所垄断，民间几乎是寸板不得下海。这种行为没有制度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内在的经济利益要求，跟皇帝的治国理想及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故明宣宗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了。这就使我们帝国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对海洋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陌生，遑论海军的建设和制海权的重视。在世界尚未连成一片，海洋时代尚未到来时，在农耕文明尚未与海洋文明发生冲突时，我们依然可以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但当两种文明以武力的方式争雄于海上时，中国必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自保，更不能对付“泰西”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师夷长技”的一项迫切而坚巨的任务。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强敌所环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尤其是在1874年，日本这个中国人在平日里都不怎麽提及的岛国在一翻革新买几艘军舰之后，便胆敢侵犯台湾，更使他及清政府的一些官员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及急迫性。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中国尚远，而日本近在肘腋，“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清政府在一场持续大半年的“海防大讨论”后，决定南北洋并举，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每年拨给400万两经费筹建南北洋两支水师。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中心思想是商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海军威力＝力量＋位置，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这从理论上为各国扩充海军争夺海上霸权提供了依据。 甲午中日战争的暴发表面上是为了争夺朝鲜，但实际上更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之间为隔海作战，必先由舰队决战于海上以争得制海权，此时的陆战退居次要地位。如无海军提供运兵后勤之支援，在陆地作战势必更加困难。是故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取争夺朝鲜的胜利。如西方评论者之所言，两国交战，“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 然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败再败，曷其所以然也?试论之如下： 一 清政府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过程中，八旗军和绿营军畏敌如虎，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可言。湘军与淮军趁势而起，戡定大乱，再造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因之而成国之柱石中兴名将，黄褂红顶位极人臣，然而湘淮二军毕竟是清政府体制之外的私人武装，对清政府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清政府对之猜忌甚深。曾国藩深谙为臣之道，在克复金陵后，裁撤湘军自减羽翼以让朝庭安心，自己也能持盈保泰善始善终。淮军得以保留一方面是因为战事未息尚需用兵且李鸿章此时威望尚低易于掌控；另一方面是李左有隙，清政府大力扶持左宗堂的楚军对抗淮军，并且湘淮两军也渐露矛盾。但清政府对李鸿章及淮军始终抱有戒心,从根本上防止它发展壮大。 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清政府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但二十年中，北洋海防经费从未解足份额过，每年实际收入仅100万两左右。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后，拨给海军经费更少，北洋舰队没有再购入一艘新式军舰，部分应更新的火炮等亦未进行。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战略眼光狭隘，发展海军目的仅限于自保，看不到近代海防科技的发展日新月移，人力物力投入力度远远不够；以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财政收入十分有限，鸦片战争以后，各种赔款接连不断无异于雪上加霜，只得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这已是十分困难而海军经费还被大量挪用；但担心李鸿章挟北洋以自重难以驾驭也是重要因素。同时南北洋并举而不让李鸿章总办，也不难看出清政府以南洋制衡北洋的意图. 二 李鸿章及清政府官员 李鸿章虽然是"洋务运动"的领，倡导并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自强"，但从本质上讲他还是封建帝国的官员而且是一位精于权谋算计的官员，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获到更高官位，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把淮军和北洋水师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壮大北洋水师可谓"机关算尽"。他大量挪用南洋水师的经费及招商局的官款榨取地方财政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深了与湘系集团和同僚之间的重重矛盾，影响南北洋不能和衷共济。 作为军功起家洋务崛起的李鸿章与同辈官员比起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了解西洋科技的伟大。但他同时也是"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近代的高等政治军事教育尤其没有接受系统的海战知识的教育’没有亲身经历大规模的近代海战，缺乏战略眼光，对制海权更是闻所未闻。在海防上李鸿章奉行守口主义主张以陆守为主，他对后来崛起的德国十分注意，对普鲁士人布哈里所著的《防海新论》更是青睐有加。对该书提出两国交兵，往堵敌国海口，封锁敌国海岸，不容敌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理论深以为然。死守海口，消极应敌，将“活”的舰船变成了“死”的炮台。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出海巡弋，又提出了“制敌保船”的基本方针，他的所谓“制敌”，仍寄希望于“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吓敌罢了。对于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的日本来说，当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19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名曰"清流派"的政治派别，它主要由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和一些素有才名的翰林学子组成，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与父子两代同为帝师的翁同龢是其领袖。他们敢于上书言事，评议时政,要求改革弊政，在沙俄觊觎中国西北，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等问题上，都提出强硬主张，反对妥协。但他们多放空言殊少务实，正由于他们不涉实务没有过失，无可指责，所以能够把自已打扮成天道人心的代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把当日技术与法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泛道德化，不同的政治主张被解释成道德上的至善与极恶，动辄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清政府对其暗中放任，间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广开言路的名声，达到抑制"洋务派"平衡各方政治力量的目的。海军发展未能中央化,而系责成沿海督抚独自办理,是清政府近代海军尤其是北洋水师发展的一个致命伤.这使得有人以"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为借口阻挠北洋水师的发展.户部尚书翁同龢也常对于海军经费加以挑剔，不肯与之合作.且北洋水师与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属于平级单位互不隶属,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无权调动另外三支水师,这就埋下了战时互不相救的隐患.虽然中央成立了海军衙门,名义上全国的海军事务辖于中央，实则仍是各地区的督抚负责.且在中央成立是这个号称为“新内务府”的海军衙门，非但对于海军毫无建树，反而使本来困难重重的海军发展更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督抚权力日增,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再加以地方主义的思想太重，各怀畛域之见，此疆彼界，而难以同舟共济。湘淮二系之间，更是时有摩擦。远在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湘系领袖左宗棠即与鸿章的意见不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另一湘军领袖刘坤一，也是李鸿章的反对者，不论在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任内，都不肯与之合作。甲午战争时，还有人认为只是李鸿章一人,北洋水师一军,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与南方的海军并不相干。致威海告急，而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 三 海军官兵 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并没有受到过近代军事教育，更无统率近代化舰队决战海上的实战经验.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转投淮军，率领骑兵英勇作战，当太平天国败亡时，他已升总兵，相当于一支骑兵师的师长。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此时丁汝昌因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便来投奔李鸿章谋求官职,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他能当上北洋水师提督北洋主要靠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性格内向处事温和没有野心和对李鸿章惟命是从,以及他和李鸿章的同乡关系.李鸿章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目的是要将北洋水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李家军". 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带“镇远”舰的林泰曾是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入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深造，而后上英国地中海舰队“孛来克柏林"号铁甲舰实习，后有改上“潘尼洛布”、“阿其力及“威灵顿等舰实习. 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1876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三年，上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马那杜”号实习，担任见习大副。次年，因病自塞浦路斯离舰返回巴黎休养，四年痊愈，重返地中海舰队实习，上“拉里号”。 北洋水师除丁汝昌以外的中高层将领大都受过近代军事教育并出洋留过学且在世界一流的舰队里实习过,但他们在当时应该是清政府里一群奇特的将军,他们靠的是学习或别的事情而不是靠军功得以身居要津.李鸿章注重对他们军事素理论素质的培养而忽略了实战经验以及政治素质的培养,下层官兵就更不用提了. 在清王朝的这个大染缸里,缺乏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严格纪律约束的北洋水师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透过它那钢筋铁骨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盖起商铺用以出租获利,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把舰船保养备战的钱挪作他用。 海军官兵更是大肆参与走私.平日里演练更是流于形式,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好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还有一个细结值得注意,丁汝昌刘步蟾最后是以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的,这说明了什么?他们早已是"瘾君子"了. 当东乡平八郎参观北洋水师时,他用戴着的百手套抚摩了一下中国军舰肮脏的栏杆,然后看到了炮管杂乱晾晒的衣服.回国后他说,如果我们和这支军队发生战争,我们必将胜利.这个故事的真伪,已经不显得重要,这是两支不对等的军队的战争.他们的云壤之别精神状态.已决定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丰岛海战时，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不宣而战，“济远”开始还击。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逃遁，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成等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济远”得以逃离战场。回威海后，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 黄海战争一开始，刘步蟾命令士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而战前丁汝昌犯了一看似无关宏旨实则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指定在水师提督负伤"旗舰"被击坏的情况下,由哪位将领哪支舰船继续指挥.所以海战一开始北洋舰队就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阵的状态,这就是哪里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战场厮杀时,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致远”沉没，，济远管带方伯谦惊恐万状，连忙挂起“本舰重伤”的信旗驶出阵外。济远舰在逃跑时慌乱中又撞到了正在搁浅中的扬威号，扬威舰被撞得裂开了一个大洞，不久便在黄海沉没。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交加，跳海身亡。“广甲”见舰“济远”逃，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中炮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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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公元1840年，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古老的中国遭受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凭借其霸道歪理和船坚炮利气势汹汹杀上了海岸。大清的八旗、绿营在红发碧眼的蛮夷炮火攻击下，几乎组织不了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大炮是最好的签字笔，战败的大清国只得放下泱泱天朝大国的架子，被迫与蕞尔小国英吉利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丢尽了能征善战的祖先的脸面。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西方列强的入侵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剑锋裹着海腥味的近代化工业大生产，劈破了泱泱天朝大国落后的小生产，迅速地改变着封闭落后的社会面貌；另一方面，剑刃砍破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陈腐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空气，清毒放淤，催生和创新先进的理念，迅速破坏着泱泱天朝大国传统落后的旧观念，迅速地改变着社会生活和人们传统的行为规范。基础和条件具备，各种势力的各色人等舞刀弄棒、持枪抬炮地开始粉墨登场了。这些主角有的是出于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为了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和抱负，救黎民于水深火热，给百姓带来光明与希望；有的是仅仅为了维护自身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能在未来瓜分的总量里多分一瓢羹，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自然经济趋于崩溃，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业，为求活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不惜成为各种势力驱使的“刽子手”。从此，整个泱泱天朝大国陷入了烽火狼烟、刀兵四起状态，进入了革命的前夜，“当、当、当”，埋葬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丧钟敲响了！ 1840年之后的第22年，淮军登场了！1862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由浙江攻打上海，为解上海之围，朝廷已经窘迫到了无兵可派的境地。李鸿章的老师、湘军统率曾国藩认为湘军已经暮气沉沉了，急需补充一支具有锐气的部队。李鸿章奉尊师之命，回家乡招募兵勇。在朝廷不断敦促下，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练成淮勇(后改名淮军)五营，即按营官的名字命名的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合计6500人全都是李鸿章的同乡。有一个日子注定要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那就是3月4日，编练初成的淮军，在安庆校场接受李鸿章的检阅，淮军正式宣告成立了。对于这支由乡间农民组成的淮军而言，即将对阵的敌人是与他们同样的农民，只不过都是些原先活不下去的、被迫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太平军罢了。（电影投名状中就有类似的描写） 1862年4、5月，7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淮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炮台，陆续前往上海。“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几艘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张口就是“乖乖”、“哈个”、“逗猴”、“屁磨”，闭口就是“哄东西”、“小捣姊姊”、“弄妈的”，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叫花子兵”，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特别能战斗、敢打硬仗的淮军。 淮军是一支操同种方言为标志，以亲属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区域乡情为灵魂，有着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军队。在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圈，轻视其为已到嘴的小菜一碟。前一阵子还是农民，如今初临战场的淮军，哪里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将士弹药用尽后，生死紧要关头，上千淮军突然发出炸雷般的怒吼，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振奋之气，纷纷用“小捣姊姊”、“弄妈的”的咒骂和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猛将士，被猛的一吓，倒怕了，突然退缩了。胜败就在转瞬之间。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在半年之内，淮军充分发挥开花大炮和洋枪的威力以及“小捣姊姊”、“弄妈的”的咒骂功能，不等敌人溃散即在炮火中呼啸出击、冲锋陷阵、持续猛攻，接连同太平军在北新泾和四江口又恶战两场，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战三捷！淮军气势锐不可挡。这三次胜利，使淮军名声大振，太平军遭遇了一支比湘军更凶悍的敌人。这真让太平军将领们大跌眼镜，看不懂了。这一支凶悍的敌人是哪里来的呢？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锥心之疼让他们带着既困惑又佩服的目光观察敌人，陷入了良久的思考之中。李鸿章用了6千人打败了12万勇敢的太平军。面对20倍的敌人竟然能真么厉害真是历史上最强的军队。李鸿章用了6千人打败了12万勇敢的太平军还有其他的因素。因为当时太平军都得了1种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