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贾谊的论文

对于贾谊，大家都不会陌生。他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极具才华。可是，有才华并不代表就能够仕途顺遂。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三年之后被召回长安成为了梁怀王太傅，但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因歉疚也抑郁而终了。  由此可见，贾谊的一生还是很坎坷的。怀才不遇，遭受冷落，眼看自己的才智抱负无用武之地，因此才会有以吊屈原来叹息自身命运的《吊屈原赋》。   贾谊的辞赋著作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最为著名的就是《吊屈原赋》了。   《吊屈原赋》是在贾谊被贬长沙时所作。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悼惜，这其实就是对他自身的处境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的经历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将对自己命运的悲愤不平与对屈原经历的忧愁悼惜结合在了一起，表达了他对世间能人怀才不遇而奸人小人得意的局面的不满。   那么，贾谊与屈原他们的经历到底有着哪些相似之处，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个人物来作为自己感怀的对象？   首先，贾谊与屈原都是满腹经纶才华之人。贾谊十八岁便“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在政论文和散文上都成就颇高。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开创了新诗体—楚辞，为中国的十个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其次，他们都曾仕途顺遂过，前期没有坎坷。贾谊弱冠之时就被孝文帝赏识，此后一直官运恒通。屈原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最后，他们都遭受到小人的污蔑，被贬谪。贾谊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屈原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正是因为这些相同之处，才会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一历史人物作为对象，来间接感怀自己。可是，从《吊屈原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篇赋的很多思想感情都与屈原的《楚辞》有很大的不同。《吊屈原赋》中贾谊描绘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乱的黑暗世界，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遇的愤慨与对屈原的同情。但是他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做法。贾谊主张的是“远浊世而自藏”以保全自己，这才符合“圣人之神德”。那么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贾谊虽然也怀有儒家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的旷达精神。所以在《吊屈原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没有那么深沉，；对于自身理想没有实现上，贾谊也没有那么执着，反而更豁达，像是看破世俗，更加彻悟了。   虽然从《吊屈原赋》中可以感受到贾谊的豁达通脱，但其实细细品味，还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展开剩余90% 0

《过秦论》【原文】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谬、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銛于钩、戟、长铩也；谪戌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横扫四海的意图和并吞八方荒远之地的雄心。在那时候，（有）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大兴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这样，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攻取汉中，向西吞并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盘，向北占领要害的郡邑。诸侯恐慌害怕，开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的优秀人才，订立合纵盟约，结成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没有什么大事。 到始皇的时候，他大大地发展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着长鞭来驾驭全中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最尊贵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种种刑具来迫害全国人民，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滴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中等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脐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人如同云一样聚集起来，回声似的应和他，都带着粮食，影子似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不是弱小得（无力抵抗），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滴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山东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作为一家私产，用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墙；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割地定制、礼治天下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重农抑商、以农为本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40] 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41] 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42] 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儒法结合、瓦解匈奴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44-45] 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46] 辅以“三表[47] 、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