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学院学报期刊点评

隋文帝在位期间，对周边民族，采取了哪些政策？靺鞨地处高丽以北,邑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共有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黑水部、白山部,而黑水部尤为劲健,即古代的肃慎氏,居住多依山水。开皇初年,靺鞨相继派使者向隋天子贡献,隋文帝诏令靺褐使者说：“朕闻听你们那里的士著居民勇敢敏捷,今特前来相见,实与朕意相符。朕视你等如子,你等应敬朕如父。”使臣答对说:“臣等地处偏僻一方,道路遥远,闻知中国有圣人,所以前来朝拜。既已承蒙慰劳赏赐,有幸亲见圣上尊颜,心中不胜欢喜,愿长久得为奴仆。”靺鞨国北与契丹相接壤,经常相互劫掠。后来,靺褐来使至京,隋文帝告诫使者说“我对于契丹的怜爱和思念,与对你等没有差异,应各守自己的领土边境,如此岂不安乐?为什么动辄相互攻击,很是违背我意。”使者向隋文帝谢罪,文帝因而慰劳使者,令他宴饮于殿前。使者乘着酒兴,与一同前来的同伴离席起舞,多是表现战斗的场面。隋文帝观看靺鞫使者等人舞蹈,回首对待臣们说:“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秣与隋朝相距遥远,惟有粟末部、白山部距隋朝较近。契丹的祖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居于黄龙(今吉林省农安县),其风俗与味很类似,好为寇盗。北魏时期,靺遭受高丽的侵掠,部落中有万余人请求归附隋朝,止于白貔河。后来又遭受突厥的逼迫,又有万余家寄居高丽。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秣鞫的莫贺弗部来长安拜见隋文帝。开皇五年,莫贺弗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听任他们居住于故地。开皇六年,契丹内部的诸部之间相互攻击,久而不止,同时又与突厥相互侵夺。隋文帝派使臣对契丹内部的相互攻战予以谴责,契丹派使臣至长安叩头谢罪。后来,契丹的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予以接纳,安置在谒奚那颉的北面。开皇末年,其别部4000余家背离突厥前来向隋朝投降。当时,隋文帝刚刚同突厥和好,以不失远人之心为重,给予他们粮食,令他们回归故地,并敕令突厥安抚接纳前来归降的契丹别部。然而,契丹别部坚持不肯离去。部落逐渐众多,于是逐水草北徙,当辽西正北200余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500里,南北300里,分为10部。各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余人。靺鞨、契丹是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于隋文帝在位期间臣属于隋王朝,隋文帝对他们亦采取友好政策,对于他们内部各部之间的攻伐予以谴责,劝他们同突厥友好相处,主张靺幅与契丹之间实行睦邻政策。隋文帝的这一政策对于安定隋王朝边境、密切隋王朝同味褐、契丹的经济文化联系,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丽、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历史悠久。隋文帝在位期间同上述三国的关系,现分述如下。北周时期,高丽国王汤曾派使臣朝贡,周武帝宇文邕拜汤为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高丽王汤派使臣至长安,隋文帝进授汤为大将军,改封高丽王。 据《隋书·东夷·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东西2000里,南北千余里,国都平壤,亦曰长安城。城东西6里,随山而筑,南临贝水(今朝鲜大同江)。又有国内城、汉城,与平壤并列为都会,国人称为“三京”。高丽与南方的邻国新罗,经常相互侵夺,战争不息。开皇初年,高丽王频频派使者入朝。待到平定南陈之后,隋朝国势日强,高丽王汤大为恐惧,在国内整治兵器军械,积蓄粮草,作据险守城的准备。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隋文帝闻知高丽王“治兵积谷 ,为守拒之策”,特赐给高丽王长篇玺书一封,书中指责高丽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实不宾”。同时,晓谕高丽王:“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玺书的结尾,隋文帝以南陈的灭亡警告高丽王:“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事实上,隋文帝在平定南陈后,国势日强,对于高丽王的“治兵积谷”是不能坐视的。他的大臣们也有向高丽用兵的意图,即所谓“开皇之末,国家股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不过,隋文帝对于高丽,如同他对待突厥、吐谷浑一样,不主张轻易用兵,更不肯首先用兵,而是采用晓谕和威慑的政策,谋求边境上的安宁。隋文帝的一道玺书,有指责,有晓谕,但结尾却是严重警告。高丽王汤得书后不由得诚惶诚恐,将要奉表陈述并向隋文帝谢罪,适逢患病而死。汤的儿子元继承高丽王位,隋文帝奉行对高丽的一贯政策,向高丽派出使臣,拜高丽王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赐衣服套。元奉表向隋文帝谢恩,并以祥瑞向隋天子祝贺,乘机请求受封为王。隋文帝特予以优待,册封元为高丽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元率领靺幅族万余名骑兵入寇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总领水陆兵马进军讨伐,下诏令废除高丽王元的爵位。当时,由于粮草供给不继,六军给养缺乏,隋军师出山海关,又遇到疾疫,士气不振。待到隋军进驻辽河,高丽王元也感到恐惶惊惧,派使臣向隋文帝谢罪,在上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下令罢兵,待之一如当初,高丽王元也每年派使臣向隋天子朝贡。百济国的祖先,出自高丽国,汉代时已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国之一。隋开皇初年,百济王余昌派使臣向隋贡献特产,隋文帝拜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百济国东西450里,南北900余里,南接新罗,北距高丽,其都城日居拔城。官分文武,有16品,居民为新罗人、百济人、汉人和日本人。“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有僧尼,多寺塔”,行南朝宋的《元嘉历》法,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8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可见,百济国的文化较为发达,受中国影响较大。隋文帝平定南陈的那一年,有一战船漂流至海东射牟罗国。该船在归还途中,经过百济国,国王余昌资送很丰盛,并派使臣奉表祝贺平定南陈。隋文帝为此很高兴,下诏书说:“百济王闻知平定南陈,从远方奉表而至,旅途往返,甚为艰辛,如遇风浪,便有危险。百济王的心意和行迹淳厚,朕已全然知悉。相距虽远,事同言面,何必屡次派来使臣相聘问。自今以后,不须一年中再次入贡,联也不派使前往,望(余昌)王知悉。开皇十八年(公元5980,百济王派长史王辩那前来贡献特产,当时隋军正出师江东百济王派使臣奉表,请求为隋军担任向导,隋文帝下诏书说:“往年高丽不按时朝贡,无人臣之礼,所以命令将帅讨伐。高丽君臣恐惧,畏服认罪,朕已赦免其罪,不可再兴兵讨伐。”高丽对百济王奉表为隋军充当向导的消息颇有微词,十分恼怒,发兵侵掠百济国的边境。新罗国在高丽国东南,即西汉乐浪郡的故地,或称斯罗。国内居民杂有汉人、高丽人、百济人。其国王本是百济人,自海上逃入新罗,称王于新罗国。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新罗王金真平派使臣向隋天子贡献特产,隋文帝拜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新罗国先附庸于百济国,后来因百济征伐高丽,高丽人不堪忍受百济王的兵役和徭役,相继归附新罗,新罗因此而逐渐强盛。后来,新罗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新罗地多山险,虽然与百济嫌隙颇深,百济也无力图谋新罗。隋朝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关系,同高丽虽然有过一次战争,但也以和平相处为主,至于同百济、新罗两国,则堪称友好关系,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日益密切。日本在古代亦称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3000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汉光武帝时,曾派使臣入洛阳朝见汉天子,自称大夫,接受光武帝册封。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世代与中国相通。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派使臣至长安朝贡,隋文帝令有关部门派人考察倭国风俗。其国设有职官、法律,有兵器而无征战。其民信佛法,从百济国求得从中国传去的佛经,开始使用汉人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新罗,百济皆以倭国为大国,多有珍宝,因而敬畏,经常通使往来。隋炀帝期间,隋与倭国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隋王朝时期同东南亚交往较多的国家有林邑(今越南中部)、赤土今马六甲)、真腊(柬埔寨)、婆利今北婆罗洲)等国。林邑其国延袤数千里,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附相同。南北朝时期,曾与南朝通使往来。乐器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相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为准备投入战斗的信号。居民都信仰佛教,文字与天竺国相同。隋文帝平定南陈后,林邑派使臣向隋天子进献特产,后来朝贡断绝。平定南陈后,隋王朝境内天下平定,群臣中有人向隋文帝进言,说林邑多有奇宝。于是,隋文帝于仁寿末年,派大将军刘方为硕州道行军总管,率领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溪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刺史李晕、开府秦雄等步骑兵万余人以及犯罪者数千人出击。林邑王率领徒众乘大象与隋军交战,刘方出师不利。刘方施用计谋,于丛林中挖掘很多深坑,上面覆盖杂草,伪装起来,然后率兵挑战。林邑王梵志率全军布阵,交战后,刘方率军佯败逃走,梵志率兵追击,兵众多陷入坑中,转相惊骇,林邑军大乱。刘方乘机纵兵反击,大败林邑军队。梵志屡战屡败,不得不弃城逃走。刘方率军入林邑都城。刘方获胜后班师回国,梵志又恢复原有的故地。经过这次战争后,林邑王梵志派使臣向隋朝谢罪,从此林邑向隋朝朝贡不断,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赤土即今马六甲。在隋炀帝即位后,与隋王朝有密切的往来。真腊即今柬埔寨。据文献记载,真腊同隋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主要在隋炀帝即位以后。隋文帝在位期间,陆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海路由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同中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商业和文化往来。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初,他向汾州刺史韦冲询问安定胡人的计策,韦冲对他说:“夷狄之性,易被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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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上的隔阂与偏见日渐缓和。隋初文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鲜卑等族建立了封建王朝，当时他意识到立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脆弱，政治统治亟待巩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虽然自北周统一中国以来有所加强，而且形势上南北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民族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隔阂和争端事实上不可能一朝止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来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帝便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三种：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开皇元年，文帝为了统一的需要，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的民族政策，代之以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当时隋王朝经济初步得到了恢复，“省徭薄赋，国用有余”，而突厥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其内部非常复杂，极不稳定，“部落之下，千种万类，仇敌怨偶”，同时天灾严重，“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基于此，文帝对突厥的侵扰积极反击，582年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室宁合谋，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大举入侵中原，文帝命杨弘、豆卢责力、高颖等分遣迎击，在白沙(今呼和浩特一带)大败突厥兵，沙钵略战败逃亡，突厥内部从此便分裂为东西两部，力量大大消弱，沙钵略不得已向隋称臣。不久，文帝采取了长孙晟的建议，利用突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进一步消弱其势力，从此突厥内部哄乱更甚，势力日衰。隋初文帝对突厥进行的一些战争适应了隋王朝巩固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它是防御、自卫性的，不是对突厥进行野蛮的侵略和破坏。即使在用兵的情况下，文帝也力求使民族矛盾降低到最大限度之内，在伐突厥诏中文帝告诫：“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对突厥的上层分子采取“服而赦之”的宽大政策，并对降附者进行册封，沙钵略可汗战败请降，文帝许之，并给以衣食车服，并且改封沙钵略之妻为大义公主。后来双方“立约以沙碛与隋为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可汗卒，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封沙钵略第七子为安国公。对于穷途

2002 年 1. 稼轩词与屈骚:辛词探源之一/李松扬//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2. 英雄失路的悲歌:论稼轩的英雄主义和稼轩词的个人主体意识/杨新民//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3. 试论苏辛的“以词还词”/叶帮义//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4. “摧刚为柔”与“健笔柔情” ：稼轩词、白石词异同论／李冬红//江淮论坛， 5. 忍把豪气化归思:辛弃疾归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张廷杰(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大学学 报:人文社科版,(2).15-19 6. 刚柔相济诉衷情:稼轩词《水龙吟》、《摸鱼儿》之比较／张书萍//淮南师范学院学 报,2002, 7. 词人本色是将军:读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李俊//集宁师专学 报 , 8. 浅论辛词之“豪”/李颖//继续教育研究，－106 9.辛派词人词学思想初探/陈鑫;刘尊明//阴山学刊:社科版, 10.辛弃疾赋词说财富/向洋//党风通讯, 11.壮士报国恨无门,徒留泪痕满襟裳--辛弃疾悲剧人生轨迹探幽／刘畅//焦作工学院学报: 社 科版， 12.辛词接受史导论/程继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13.辛弃疾诗词创作的不同心态及表现/曾子炳//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14.辛弃疾师承序考/程继红//南昌大学学报: 社科版, 15.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程继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6.论晚清陈廷焯的辛词批评/程继红//江西社会科学, 17.辛弃疾《摸鱼儿》词“君莫舞”新解/邓新跃//中国韵文学刊, 18.试论辛弃疾婉约词的贡献/覃问秋//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 19.辛词以文为词的语篇分析:[辛弃疾]/易匠翘//社会科学战线,. 年 1. 稼轩归隐心迹新论/李青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 辛弃疾与博山寺/苏家琪//贵州文史丛刊(贵州), 3. 辛弃疾词的艺术技巧/张景艳,鞠振永//语文学刊(呼和浩特), 4. 稼轩词暗示手法的运用及其美学效应/熊黎明//楚雄师专学报, 5. 稼轩词中“见底道”的结构和意义献疑/袁毓林//语文研究(太原), 6. 稼轩词用典艺术赏析/朱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7. 稼轩词俗语语词辨析/辛更儒//中国典籍与文化(京), 8. 美的“替代物”和乐的“消愁物”:试析辛弃疾农村词的局限性/叶志衡//湖州师范学院学 报, 9.辛弃疾、姜夔咏花词比较/滕春红//唐都学刊(西安), 10.夏夜的图景,丰收的欢乐:辛弃疾《西江月》赏析/郭杰//古典文学知识(南京)， 11.情绪 外物 幻境：辛弃疾《祝英台近 晚春》赏析/梅子满//名作欣赏(太 原), 12.深广的内涵与炽烈的情感--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区别／杨小青//重庆工学院学 报. (1).99-101 13.“莫望中州叹黍离” ：辛弃疾词的“故土情结”/朱丽霞//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4.略论稼轩谐谑词/范学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5.“别夜”新释：[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刘德禄；俞继红//高等函授学报: 哲社版, 够了吗？不够看这个—— 绝对够了。

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三、改革中的比较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四、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