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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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朱熹;伦理精神;诚信建设

论文摘要：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建设诚信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诚信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仅靠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对违反诚信行为的事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需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把握诚信。这是推进当前诚信建设的一项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为此，笔者以传统文化作为关注点，以朱熹的伦理精神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朱熹伦理精神中与当前诚信建设有关的几条重要原则，并分析它们在当前诚信建设中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1朱熹伦理精神范畴中的若干重要原则

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仁义是朱熹伦理精神中两个重要范畴。仁是朱熹伦理精神的核心和根本，它有着广泛的内涵，“仁包四端，侧隐、是非、羞恶、辞逊”，有仁才能知是非，知廉耻，知从善去恶。仁和很多人性道德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如仁与爱之间，仁就是爱。仁和爱的关系是根与苗、体与用的关系。其次，仁与公之间，仁是根本，公是仁的外在表现，“唯仁，然后能公”，“公而无私便是仁”，“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仁则公，不仁则是私意，故变作百出而不一也。”总之，仁是人性美德的源泉，有了它才有爱，才能公正无私、公平正义。“义者，天理之所宜”，朱熹说:“凡事皆有一个合宜底道理，须是见得分明，虽毫发不差，然后得是当。”“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那事合当如彼，便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义者，就是按天下正理之所在来处理周边事物，也就是公平而妥当、无偏无颇地处理外界事务。仁义是人性道德的前提，没有仁义之德的人如同禽兽，不能成为人。做人的首要前提是为人处事处处以仁义为先。

义利之间，自古以来是儒家讨论的热点，朱熹也非常重视义利的关系，他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义利关系也是人生重要学问，不可回避。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仁义与利心之间有着公私之别，公私之间，显然不能统一。但他并不像孟子那样简单地舍利取义，而是既取义又不舍利，他认为“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义则和而无不利矣”。他看出了义利之间源与流的关系，道出了利由义生的深刻见解。

诚实守信，忠信为本何谓忠?朱熹说:“忠是无一毫自欺处”;“忠者，尽自之心，无少伪妄。”忠，就是诚实无欺，忠就是“尽己”(《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对人诚实无欺，尽心竭力，没有贰心，就是忠。何谓诚?朱熹解释是:“诚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里如一，内实如此，外也实如此。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人能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便是诚。何谓信?朱熹说:“以实之谓信。信，就是实，就是无欺。那么忠诚信之间关系如何呢?对此，朱熹多有阐述。如忠与信之间，“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只是一理”“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忠是有诸内，信是形诸外，忠则必信，信则必是曾忠”。再如忠与诚，“忠与诚，皆是实理。“忠者，诚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诚为大;其与人也，不欺为大，故心必以忠信为主，言必以忠信为主，行必以忠信为主，忠信，所以立本也。他还说，做人当以忠信为本，若无忠信，便不是人。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归纳出两点:第一，忠、诚、信三者内容的一致性，说到底，都是实的意思。第二，为人处事要以忠信即诚信为本，说实话，办实事。否则，“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也”。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朱熹说“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节用，有节用之政事;爱人有爱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不敬则不信，不信则不能节用爱人，就谈不上使民以时了，这句话体现的是朱熹的执政理念。他认为作为一名执政者，敬很重要，“根本功夫在敬字上，自古圣贤，自尧舜以来便说这个敬字”;而且他认为敬、信、节用、爱人之间，四者相因，各有次序，“敬了方会信，信了方会节用，节用了方爱人，爱人了方会使民以时”，如此社会才能走上政通人和之路。其实，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但他对执政却颇有研究，他还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伦理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他认为执政人员应该讲信用，“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较之徒亦不可为政，要之下面的事，须以敬信为主”。其次，他认为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一个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说“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第三，取信于民要富国强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执政者能让国富民强，百姓自然拥护。第四，执政者要忠于职守，诚心爱民。所谓“爱则不倦，忠则尽诚”“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也”。没有诚心爱民，工作就失去了思想动力和保障，所以为政当以诚意为本，“诚立而后政可为也，诚意不至，则有时而倦，行不以忠。若居之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者，未之有也”。第五，要求执政者能“敬其事”，尽职尽责。“君子之仕，皆以敬其事而已，不可先有利禄之心也。”在工作过程中，“敬其事而后其食”。“先不必计较个人利禄多少，只求尽心尽责，把该做的工作尽力做好。第六，要身先士卒，做好榜样作用。“身先士卒，民则无怨”，“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政者凡事身先士卒，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民谋利，就会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以诚换信，获得威望。最后，要节用、廉明、公正。在执政过程中，崇尚节约，廉洁自好，“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2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诚实信用、义利兼顾、公平正义既是其应有之意，也是其追求的价值取向所在，切实做到这一点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切实树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观念，取信于民，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对于这一切，在朱熹的伦理精神原则中，我们均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诚信理念的内涵。

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与商业诚信建设朱熹关于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观点在商业诚信建设上，一直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如徽帮和晋帮，都以仁义之术治商，倍守“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为他们赢得了经久不衰的声誉，纵横天下500年。我们不能否定这一切有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的内在指导作用。

为建设当代商业诚信，我们仍然要重视朱熹“仁义为先，利生于义”伦理精神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正视当前社会发展经济的社会现实，鼓励争创效益和利润的商业行为，发展经济;其次，提倡在遵循仁义的前提下做公平交易，不做“殉人欲”，违背仁义规则的事，否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总之，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在当前的商业诚信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 2忠诚守信、忠信为本与个人诚信建设朱熹提倡的忠诚守信，以诚为本的原则，自古至今，一直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原则。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以诚相待，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勾心斗角，如果有了诚信，就能相互沟通，加强理解，增进团结。如果人人都以忠、诚、信为本，整个社会将充满诚信，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搞好个人诚信建设，更多需要的`是个人对忠、诚、信的自觉修养和遵守执行。首先，深刻理解朱熹关于“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忠是尽己，信是于人无所不尽”等言论，把握忠诚信的道德实质及其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其次，在自己思维意识中存有忠诚信意识，牢记忠信为本，诚信为本的理念，为人处事，实实在在，不作保留，正如朱熹所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不尽心与他理会，则不惟欺人，乃是自欺”同时，“凡事要当用自家实底的心与人交，有便道有，无便道无”，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总之，芸芸众生，若真能做到朱熹所提倡的为人处事处处以忠信为本，以“人不忠信，便不是人”来警醒自己，从我做起，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信将充满我们的生存空间。2. 3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与政府诚信建设为了搞好政府诚信的建设，我们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接受朱熹思想的启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第一，加强思想教育，培养执政人员的忠诚意识。政府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爱国爱民，这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第二，强化公正原则，加强廉政建设。朱熹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有了公正还要廉明，“廉者，政之本也”。打击贪腐，加强廉政建设，将是改善政府诚信的重要内容。第三，正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认清自己的公仆地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第四，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样才能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的效率和办事力度，才能解决问题，人民才会信赖。如果政府能做到以上这些，相信诚信政府建立指日可待。归纳起来，这些措施，也就是朱熹的“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这正证明了朱熹的伦理精神对于当前政府诚信建设所具有的价值。

论朱熹的思想与诗歌

论文关键词：朱熹；道学性格；忧患意识；人生经历；教育活动

论文摘要：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是他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以足够的事实证明，朱熹的诗歌蕴含了多层次的价值，是研究朱熹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理学著作，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一般来说，理学家比较注重理性思维，大多视诗歌为雕虫小技。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中有这样的话：“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歧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诗歌的轻视。宋代后期开始，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理学家身份也逐渐确立。同时，他的诗歌也慢慢被人所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关注到他的诗歌。本文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朱熹诗中所展示的一代大儒丰富真切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并结合他的理学思想，揭示其诗歌的独特意味。统观朱熹的诗歌，大体可分为四类：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生动活泼的教育思想。

一、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

朱熹系统的儒学思想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王柏《跋北山书朱子诗送韦轩》已经注意到了朱熹诗的这种阶段性，以三十岁为界，他把朱熹的诗分为二个大阶段，即少年之作与成熟之作。和他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朱熹早年一度流于佛道。“绍兴二十一年春铨试授同安县主簿，至二十三年赴任同安。留意佛老之学，是这个时期朱熹思想的特征之一。”他在这一阶段创作了一些有关佛道的诗，如《久雨斋中诵经》：“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读道书作六首其一》：“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自注）”。绍兴十四年（1144），朱熹在刘子罩处初见道谦禅师，向他学禅。这两首诗分别作于绍兴二十二（1152）、二十三年（1153），此时朱熹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从诗中也可见朱熹对佛老之学的熟稔。晚年他作《论语集序》说“昔者吾几陷焉”，应该指的是早年溺于佛道。不过佛道并没有让朱熹真正解脱。他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诗作中流露的情绪都比较低落，他经常提到“端居”、“斋居”、“独居”等词语，如“端居独无寐，林扉空掩关”，“幽林欲雨气含凄，春晚端居园径迷”。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开始师事李侗，逐渐脱离佛道走上儒学的道路。不久写出了《仁术》、《克己》等表达钻研儒学的感受，如《困学二首》其一：“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曾把“网学”作为他的斋名。据王懋兹《朱子年谱考异》：前两句“乃用达摩、慧可故事称已十余年出入佛禅”，后两句“乃谓已舍弃佛禅而返归儒学正途”。这一时期朱熹还有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人诗中，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理趣横生，如《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两首诗是朱熹和许升讨论“敬”字活与不活时，吟咏自己对“敬”的豁然领悟。源头活水就是指“敬”，“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则不活”。“会读书的正如一个船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原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王柏评日：“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两首诗是为后人极其称道的，至今仍广为传诵。

干道八年（1172），朱熹作《斋居感兴二十首》，从“昆仑大无外”、“人心妙不测”、“大易图象隐”到“圣人司教化”等，其儒学思想比以往更系统，是对于寒泉时期思想的系统总结，从诗中可见其理学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二、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诗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而在理学家诗中却不多见。据查，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诗，基本上没有反映国事的作品。仅邵雍有几首这方面的诗，如《思患吟》：“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不过，有意识地集中反映最新时事的，只有朱熹。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势领兵南下，妄图一举歼灭南宋。开战之初，直逼两淮，朱熹很担心，作《感事》：“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十月，刘镝皂角林之捷后，朱熹即写诗庆贺，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诗中，作者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乎每首诗的后一句都直接提到了战争的胜利，即“好音”。到了十一月，虞允文统领士兵，获采石矶大捷，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朱熹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如其三：“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奏函夜入明月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十二月，金兵北退，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主张：及时安抚淮北遗民，起用张浚这样的良将，最终击退金兵，收复失地。他担心朝廷有什么变故，于是写了《感事书怀十六韵》寄刘珙：“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翠的侄子，朱熹早年与刘珙友善。此诗表现了朱熹对当时朝廷倾向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可与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等诗相媲美。除了关注当前重大时事外，朱熹“一刻未敢忘忧国”，在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主战派的立场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上孝宗《应诏上封事》：“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今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每当国家命运落到主和派手里或者是抗战不利时，朱熹便忧心如焚。朱熹对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尤其敬重，写过《拜张魏公墓下》：“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朱熹与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交往深厚，互以道义相许，都主张抗金。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

除了关注国事外，朱熹还很关心农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干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当时朱熹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在《答林择之书》中说：“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此外，朱熹在绍兴二十三年（1152）任同安主簿、干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常亲事稼穑。他的有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

三、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

理学家写自然山水诗，并非自朱熹始。邵雍《伊川击壤集》有很多的流连山水的诗。但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结合与朋友的游历酬唱，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的，非朱熹莫属。

朱熹天性喜好山水景物，他曾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外，竞日目不瞬。”“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自号 *** ，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朱熹为官时间不多，《宋史·本传》载：“熹登第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为朱熹游山观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与诗情融合在一起，“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石滩联骑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诗。”

朱熹常与同仁一起出游，如淳熙元年（1174），“与刘光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以识其趣”，写下了《百丈山六咏》，如“层崖俯深幽，微迳忽中断。努力一跻攀，前行有奇观。”“颠崖出飞泉，百尺散风雨。空质丽晴晖，龙鸾共欣舞。”

淳熙八年（1181），朱熹与尤袤同游庐山，作《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而且朱熹生平中几次大型的学术交流都产生了优秀的山水诗。干道三年（1167），朱熹应邀前往湖南讲学，与张拭张孝祥游历长沙，以及后来同游南岳编成《南岳酬唱集》，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如：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鸩乐，莫作雍门哀。”（《登定王台》）

“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敬夫有诗因次其韵》）

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不少咏物诗，最突出的是“梅”与“雨”。据初步统计，咏梅诗约有32首。朱熹很少直接描写梅花的姿态，大部分是借梅花抒己意。如借梅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如《梅花两绝句》其一：“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或是抒发心中的不满，如《墨梅》：“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据郭齐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庆元四年（1198），正值诏禁伪学，“如今白黑浑休问”，表达了朱熹对是非不分的党禁的愤懑。另一种则是展示梅花高贵的品质，如《梅花两绝句》其一：“幽壑潺谖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篱空。梅花乱发篱边树，似倚寒枝恨朔风。”此诗赞扬了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梅花。这种颇具个性的梅花形象也是朱熹本人性格的写照。朱熹的仕途并不顺利，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有过曲折经历，但他始终坚持理想，有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与梅花的个性有共同之处。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梅诗很受诗坛重视。

朱熹集中写雨的约有20首，大部分是借雨抒发个人的幽独情怀，如《夜雨二首》其一：“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问。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一个人在寒夜听雨声，推想出故乡的今日已是大雪满山了，不由得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朱熹还有少量直接描绘出下雨时的情形的诗，如《山馆诸兄共赋骤雨鹭鸶二绝》其一：“平畴焦渴不堪论，箫鼓悲秋彻帝阍。霹雳一声云自墨，山前山后雨翻盆。”由此诗可知这是久旱不雨后下的一场大雨，来势凶猛，描述得很形象生动。除此之外，朱熹还借雨抒发对下层农民的关注，如《苦雨用俳谐体》：“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自死禾。”《和喜雨二绝》其二：“黄昏一雨到天明，梦里丰年有颂声。起望平畴烟草绿，只今投笔事农耕。”第一首诗抱怨大雨过于频繁，使农作物腐烂了；第二首是对滋润农作物的及时雨的喜悦之情。

四、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

朱熹的诗集里还有一些题咏书院、精舍的诗，这在他之前的理学家中是少有的。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平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免不了把人们引向醉心场屋、图名逐利的歧途。而书院与官学不同，不必通过科举考试，而提倡“为己之学”，在北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在这方面，朱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有67所，其中他参与创建了4所，修复了3所。朱熹诗集中提到的书院有10所。其中朱熹修建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寻访白鹿洞遗址，写过《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感叹有作》：“清泠寒涧水，窈窕青山阿。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我来劝相余，仗策搴绿萝。……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修复后，朱熹写过《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呜。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几乎是朱熹经营书院的宗旨：与同道同学，潜心学问，不追求眼前的利益。“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并要学生“珍重个中无限意”，“莫苦羡腾骞”，“有志须精学”，“莫谈空谛莫求仙”。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于淳熙八年（1182），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

能与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是著名的武夷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蔡元定就曾在这两个书院从师于朱熹。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之后，奉祠主管崇道观而归居武夷，当时“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他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住武夷，创建了武夷精舍。朱熹写到武夷精舍的诗很多，如《行视武夷精舍作》：“神山九折溪，沿溯此中半。水深波浪阔，浮绿春涣涣。上有苍石屏，百仞耸雄观。崭崖露垠塄，突兀倚霄汉。浅麓下萦回，深林久丛灌。”

而且“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蹊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鱼艇不济”。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据考证，朱熹在武夷精舍有91个门人。再看云谷晦庵草堂，“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峰回危迳转，垂练忽千寻”，因而“自作山中人，即与云为友。一啸雨纷纷，无劳三奠酒”。“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叠直玄运使，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书院在南宋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在遭受官方压制的环境中，在理学被斥为伪学的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讲学著述，使理学逐步发扬光大，并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并影响到朝鲜。正如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所说：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我国书院传统的开创者”、“我国书院精神的奠基者”。

除了这四种外，朱熹诗集中还有其他类别的诗，如题画诗、挽诗，都达十首以上。题画诗中写得不错的如《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

的确，我们能找到朱熹降低诗歌位置的诗论，如“今言诗不必作，且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自知作诗果无益”。朱熹只是认为，作为理学家，应该集中精力钻研理学，不应把重点放在诗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宋代儒者与诗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所以朱熹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答杨宋卿》），“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重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他并非盲目地反对诗歌，而是强调要言之有物，要平淡自然，这就是他在诗论上超越前代理学家的地方。

朱熹说：“间隙之时，感时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实际上，朱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造就了很高的文学素养。作为一个诗人，他一旦进入了创作境界，便“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更多的是事物与神思刹那交融的展现，这是多数诗人包括朱熹能超越自己的诗论创作出高水平作品的原因。把朱熹的诗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仍是有分量的。后人对朱熹的诗也有过很高的评价，如“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在论及陆游诗的时候，就说过：“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盖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唯 *** 朱子可以当之，盖 *** 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今人钱钟书也说：“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的诗“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是很值得研究的。因而，我们在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同时，对他的诗歌予以关注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