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方志期刊

石镇吉是太平天国一位有名的石姓国宗，尤其在1859年石达开远征回师广西时，他是翼王部下一名独当一面的战将，清方称他“在贼中最为犷悍”（刘长佑语）。可惜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留传下来的极为稀少，一直到如今，还是众说纷纭。一份偶然发现的新资料，终于将他的简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83年春天，广西全州县政协在收集文史资料时，县林业局干部唐祚焱交出了他祖父唐秀轩遗留下来的一个手抄本。该手抄本纸质为桂北人俗称的毛边纸，封面、封底呈焦黄色，内页亦呈深黄色，多处脱页、损坏，甚为残旧。字体系繁体字，略带行书，甚为苍劲、老练。不分段落，无标点符号。共抄录诗、文十三篇，其中第三篇即为《咸丰十一年石镇吉口供》（改称“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文长约二千二百余字。全文如下：问据石国宗即石镇吉，供：现年二十六岁，广西浔州府贵县龙山人。于道光二十九年随从头子洪秀全——广西 （东）花县人；彭云山———即冯云山，花县人；韦正——贵（桂）平人；武举杨秀青（清）——平南紫荆山人；萧朝贵——平南紫荆山人；石达开——贵县人；罗大纲——福建人，移居荔浦马岺地方；胡以光（晄）——平南武生；萧立山——玉林人；李开方（芳）、李（开）明兄弟——玉林人；曾添锦——贵县人；曾永言——武宣县人，共在金田村起意（义）。共伙党三百多人，扎大黄江口。至咸丰元年二月间，到武宣东岺地方，已有千多人。六月，至中坪、乐（罗）秀地方，共有三四千人。州官乃余思诏，云南人。时经乌都统（兰泰）、向军门（荣）带兵攻剿不克。到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约近万人，随（遂）立太平王伪号。是月，赛中堂（尚阿）到省，前后差官兵打至数十仗。二年二月内，在龙寨（寮）岺与官兵战过一仗，四总兵阵亡，官兵大败，死去千余人。随（遂）于二十八日，进攻省城，乌都统在将军桥中炮身故。至四月初一日，由海洋坪进兴安县，随（遂）攻全州，十六日破全州，尽屠城百姓。十七日由全州起马，十九日至黄沙河、蓑衣渡口，与和春大人打一仗，随（遂）改道州，进莲花厅（?）、连破桂阳州、郴州、茶陵州、醴陵等处地方。十一月到长沙省城，挖地道攻城，不克，即过益阳县。十一月由舟过湖，顺破岳州。初六日攻破湖北省，二十三日搭浮桥破汉阳、汉口一带地方。由水道攻破黄州，随（遂）破蕲州，由蕲州攻破江西彭泽县。又破安徽东流县、芜湖县各地方。由巢县攻破东、西狼（梁）山。十二月破安庆，因（由）天囯将军潘阿发兵把守。初十日攻破南京，制台陆建瀛带将军俱被害，在城文武杀害多人，居民被害自尽约六七万之间。三年正月初七日，在南京建都。立秀全为天王，封杨秀青（清）为东王，彭（冯）云山为南王，萧朝贵为西王，韦正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罗大纲为天官正丞相，胡以光（晄）为地官正丞相，曾永言为春官正丞相，李开明为夏官正丞相，曾添锦为冬官正丞相，李开方（芳）为秋官正丞相，萧立山为检点。迨至八月初一日，天官罗大纲率党一万，攻打瓜州（洲）， 破镇江府，即于该处驻守。地官胡以光（晄）率党一万，十二月攻破安微庐州府，抚军江忠源遇害，随（遂）破六安州，即于该处驻守。秋官曾添锦率党一万，攻打安徽英山县，并破湖北南陂县，即于该处驻守。时值彭泽等处，复被官兵克复，即差英勇将军率党五千，夺回彭泽，随（遂）破饶州府，即于该处驻守。又差平西将军李亚才，率党五千，夺回黄州府，闻得道台张汝瀛被害，随（遂）破蕲水县，即于该处驻守。又委北王韦正，于十一月初十日，带夥一万，（疑此处有漏抄）时镇镇吉随从北王，立功正多。旋受伪封为地勇将军，奉命率党五千，攻破江西临江府、瑞州府、吉安、抚州府等处，吉安府王本梧遭害。镇吉遂驻守瑞州，管辖各府地方。此次镇吉又受伪封为指挥。随（遂）差心腹夥党五千人，张平兴、粱亚冬、乐明、曾亚秀、刘亚昌等，前赴广东惠州府招夥。咸丰四年二月十四日，在惠州招得人马四万回来。随即分派夥党，攻破江西建昌府、安徽徽州府、宁国府，即以该心腹五人，分驻三府地方，俱进封为将军，此次镇吉加封为检点，独掌兵权。天王即委统带三万，于四年十月中旬，攻打河南省，随（遂）破固始县附近三县地方，兵扎黄河岸，建搭浮桥，进攻北京。其后天王即委地官丞相胡以光（晄）率党五万，又委各将带兵，闻得共有二十余万，由黄河浮桥取道北京。此次镇吉搭浮桥有功，加一级，带兵回扎安徽省城，进封左相。不意地官胡以光（晄）进攻北京不利，全军尽没，仅剩千多回来。咸丰六年，镇吉统夥二万回南京，留镇吉族兄翼王石达开镇守安徽。时值向提军、张国梁各处官兵围攻南京东门。彭（冯）云山、萧朝贵二人被炮轰死。杨秀青（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镇吉随（遂）将带来人马，分布冲围，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八年，镇吉封为提（督）军务。带兵到安徽两月，随（遂）率所部人马，往征江西。二月破南安（？南城），六月破浙江处州府，仍回江西锦得（景德）镇度岁。旋加封为中旗宰制、协天燕翼。后天王诏令镇吉统夥六万，前来两广招军及兵马。九年正月间，攻入福建漳州、汀州两府，屠城。二月，由地道攻破广东嘉应州，州官李□被害，尽屠城百姓。住了两月，至四月二十六日过韶州，五月初三日攻入永明县，转破湖南道州，住扎二处，滋扰各乡。其后七月间到兴安县，进攻桂林省，与官兵打一仗，杀死蓝顶官二员，兵七百余名。翼王石达开亦被湖南大兵打败，窜来广西随镇吉，随（遂）窜义宁地方。九月间至修仁、荔浦，破象州，过来宾县，十月间攻入兵（宾）州。时已值有夥人万之多。即于兵（宾）州度岁，欲俟春暖，再为起马。至十年正月间，由兵（宾）州督率全股，攻入思恩府城，取道上百色。攻城半月，不能攻进。时因道经田州，有州官岑裕基、岑鋐父子，进贡马匹投降，随即传令，不准搜扰，于是民不搬移。不料中队人马，将男妇居民，捉了千多，镇吉传令，尽行释放，如有私匿一人者斩。各队俱遵令放回。讵有湖北先锋馆，私匿妇人一口，即田州（土）官岑鋐之妻。查询不见，即来大馆告知镇吉，即时复发令箭三百枝，严加搜查，始得湖北馆内搜出，随（遂）将该先锋枭首示众。乃不料他两湖之人，俱谓镇吉袒护广西之人，遂藉此事煽惑众人，私下结盟，以为刺杀镇吉之计。随（遂）有漏信报知镇吉，只带心腹亲随约有一千人，连夜由洪（红）水沿河岸而下，欲回广（西）庆（远）府，与翼王合兵。因行至安定地方，路径崎岖，被壮练埋伏，连打仗五日，先锋死者殆尽，投洪（红水）河死者不计其数。镇吉因被长针戳伤，即被擒拿。父亲国叔石龙泉，二胞兄石镇高，三胞兄镇奇，五弟镇发，俱被壮练杀死，镇吉行四。尚有大胞兄镇龙，在南京东门与两军门大（打）仗，中炮身死。又养子大国相，年方十七岁，甚是勇猛，此次亦被壮练杀死。伪翼王石达开，他手下前旗宰制陈赏容，又名至奇，广西玉林人；左旌宰制赖日（裕）新，又名赖剥皮，又名割鼻，广西浔州府人；后旗宰制余秋来，平南县人；右旗宰制姓朱，叫做朱滑子。每人带领人马七八万。又系翼王族弟，号为国宗，人多称为石大王。其余前、左、右、后宰制，俱由翼王所封，都受镇吉节制。翼王又有元宰姓张，主谋军事，封为先天燕翼之职，系广西平南人，近视眼，人呼为张瞎子，随翼王保驾，管理文案。一切事件，所供是实，求开恩。据唐祚焱介绍，唐秀轩是全州县沛田衬（现属朝南乡）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民国二十九（1940）年，年轻时曾读私塾十余年，但屡试不第。中年后半耕半教（教蒙馆）为生，家道逐渐中落，他与山头村（现属石塘乡。离沛田村约八华里）人蒋汝梅为同窗好友，蒋在省城挂林做官，抄本中部份文稿，据说是从蒋汝梅处借来抄录的。据查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志·选举》，蒋汝梅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科举人。从手抄本的纸质、字迹及抄录内容等看，可能是秀轩先生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时抄录的，是时，尚留心时务（故抄了几篇政府布告、文稿等），眼未老花（故字迹清楚、老练），但又日觉负担沉重、生活艰困了（故抄《湖南有一女子乞食题诗》）。若真如此，此手抄本当是光绪末年之物。我们详细查阅了有关各种资料，认为《自述》是咸丰十一年正月广西巡抚刘长佑上奏清廷军机处《石镇吉口供》的传抄本，是真实的史料。理由如次：第一，《自述》内容与《咸丰东华录》所记刘长佑上奏《石供》要点相符。《咸丰东华录》（王先谦编）卷九八，记载：咸丰十一年辛酉，春正月己亥（注：初十日）刘长佑奏：石达开悍党伪国宗石镇吉、逆甥黄贵生、伪宰制陈于麟等，前扑百色厅城，经兵练击败，折回庆远。路过安定，为该土司潘梧（注：字凤岗）所擒，解送思恩府。署知府徐引因贼氛吃紧，原拟将该犯等在府正法，旋以道路稍通，解省究办。臣督同司道，亲提研审，据该犯等供认：先同石达开扰犯江南、江西各省，嗣自福建与石达开分股窜陷广东、湖南沿边各州县，直至挂林，皆石镇吉为首。石达开后由宝庆来会，溃赴庆远。石镇吉复踞宾州，趋攻百色，致被击败擒获等情。当将该犯等凌迟处死，以彰天讨，报闻。”（注：刘长佑这一上奏，在《刘武慎公遗书》中竟被遗漏，未予编入）《东华录》这段记载，说明：一、石镇吉被擒后，并未在思恩府“正法枭示”，而是被解到了省城桂林，由刘长佑亲自研审取供，然后整理上报及处决。因此在桂林地区发现这个口供的传抄本，在地域上来说是合理的。据广西通志馆的同志说，1960年他们在桂林调查太平天国资料时，曾听人反映有石镇吉的供词，但后来没有找到。二：它简述的石供主要内容，与手抄本《自述》的内容，可说是完全符合。这里有一点需特别提一下的，就是刘长佑和他的前任曹澍锺，过去都以为攻桂林的是石达开部大队直到此次刘长佑亲审石镇吉后，才知“直至桂林，皆石镇吉为首，石达开后由宝庆来会。”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和清光绪十七年的《百色厅志》等书中，都还保留着原来的错误看法。《自述》详述镇吉部进攻桂林的具体行程及石达开大军的入桂经过，都完全与刘长佑上奏符合，足可以证明它就是刘长佑上报的供词的传抄本。但也要指出：“咸丰十一年石镇吉口供”的写法是不对的，应为“咸丰十年石镇吉口供”。因为《东华录》记载此事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即这一天收到刘长佑的奏稿，当时一封奏稿由广西桂林“拜发”至北京清廷收阅，对照同一事件在《刘武慎公遗书》与《东华录》记载上的时间差距，一般需时半月（如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刘长佑的《截剿石逆余匪折》的内容，记载在《东华录》同月十五日项内），那末，初十日收到的上奏，当为上月下旬“拜发”，这期间又值除夕、春节“封印”，故时间更要往前提早几天，当为咸丰十年十二月下旬初发出，故原供写“咸丰十一年”是错误的。之所以如此，估计可能是第一个抄录者抄于咸丰十一年，故写上该年，以后传抄者不察，照样抄录所致。第二，安定土司潘梧的“纪功碑”，以实物身份证明了《自述》的真实性。广西通志馆出版的《广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刊登的“安定世候潘公凤岗纪功碑”（光绪二年孟冬立）的碑文，在以下三个极其重要的情节上，证明了《自述》不是伪造的。一、关于石镇吉在匹夫关（旧属安定土司。今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被擒的时间，碑文说是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时岁次庚申三月[二]十二日，十数穷凶巨恶，—旦成熟[执]”。）《自述》说是撤离百色又“连打仗五日”之后被擒（“……“连夜由洪[红]水沿河岸而下，……因行至安定地方，……连打仗五日，……镇吉因被长针戳伤，即被擒拿。”）据查，石镇吉部始于十年农历二月十四日进攻百色厅城，围城一月后，三月十五日清军出城反击，十六日太平军溃败撤退，“连打仗五日”，即由十七日打至二十一日，便在二十二日于匹夫关被擒。二者所说的被擒时间，正好可以衔接。二、关于石镇吉的爵位，碑文说：“称王大纛，标锦宁曰：协天燕。”这同《自述》中说的“八年，……六月，……旋加封为中旗宰制、协天燕翼”，完全相符。关于“协天燕”这个爵位，除清人曹大观在《寇汀纪略》中曾提到过但未指明是石镇吉的以外，所有清代官方、私人著述及近、现代学者著作中，都未见有记载。直到咸丰九年秋，清官方的文书中，仍称他为“伪石国宗聂酋”、“伪国宗聂姓”对石镇吉极不了解。三、关于石镇吉殉难地点及审讯人，碑文说：“使长子广东即补同知承烈，解诸贼入省，中丞公长佑亲谳，即行正法。”这与上引《咸丰东华录》卷九八关于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十日的记载，可互为印证，又共同证明了《自述》的真实性。第三，《自述》的主要内容与史实基本符合。《自述》概述了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约十二年间太平天国的大事，从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来看，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现把这十二年分成三个时期来加以考证。1．起义前至奠都天京。这期间的大事，如道光二十九年随从洪秀全，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破永安州，二年二月在龙寮岭杀长瑞等四总兵，二月二十八日始攻桂林与乌兰泰在将军桥中炮身死，四月十六日破全州屠城，入湖南后行军路线，十二月初四（误为初六）日破武昌，三年二月初十日克南京，杀两江总督陆建瀛等，都与史实相符。所列举的太平军十三位领导人中，除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李开芳八人为众所周知外，独能指出罗大纲曾“移居荔浦马岭地方”，“李开芳、李[开]明兄弟”，说明他对太平军领导层了解程度之深。至于“曾添锦”，据其曾在武汉周围战斗、据守及任过秋官丞相职务等情况，很可能是“曾天（添）养”的误抄，“曾永言”也有可能是“曾水源”之误。《自述》中还说到首义领导人中有一个玉林人萧立山，遍查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皆未见其人，唯民国三十一年《全县志》第九篇《前事》记载有：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县瑶人雷再浩与西延（现广西资源县）人李世得（德）“纠党结会”（《平桂纪略》卷一中称之为“棒棒会”）、聚众反清时，有一个居住在五排、梅溪口（现均属资源县）的瑶人萧立山“纠人入伙”，后起义失败，雷再浩、李世得牺性，萧立山下落不明。道光二十九年，李沅发再起事于新宁县，雷、李余党从之，后这支义军转战到广西修仁瑶山一带。因此，关于萧立山其人，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首先是确有一个玉林人萧立山，但为过去的资料所遗漏了；其次是那个资源县瑶人萧立山，他随同李沅发部队到修仁瑶山后，转移至桂平、贵县参加了太平军起义；再次是刘长佑和他的新宁县籍幕僚们，在《自述》中硬添进“萧立山”之名，以推卸他们先前在新宁办因练打雷再浩、李沅发时，未能捕获萧的责任。究属那种可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又《自述》所列举的六名清方官员中，向荣、和春等五名均确有其人其事，另外还有一个云南人余思诏（“六月，至中坪、乐[罗]秀地方，……州官乃余思诏，云南人”。）按中坪、罗秀俱属象州，故余思诏当是象州知州。遍查清官方、私人著述，只有华翼纶《荔雨轩文集》卷一《紫荆山行兵记》一文，提到过“象州牧”而未书姓名，清同治九年郑献甫修纂的《象州志·职官表》中，独缺记咸丰一至三年知州的名字，故在未找到确凿证据前尚不能肯定他是象州知州。但云南人余思诏则实有其人，在清光绪二十四年王文韶修纂的《续云南通志稿·选举志》中记载他是道光八年戊子科第四十八名举人，和道光十六年丙午恩科云南昆明籍进士。由此可见，《自述》所记材料是相当真实的。至于在一段中，称“天王”为“太平王”，可能是对“太平天王“简称的或简写，又将永安封王误为奠都天京后方封王，可能是记忆上的错误，这种时间记忆上的颠倒和错误，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屡见不鲜。2．由奠都天京到翼王出走。《自述》分别叙述了罗大纲的占领镇江并驻守该地，西征军胡以晄于咸丰三年十二月破庐州与江忠源战死，秋官丞相曾添养等部攻占武汉外围、杀汉黄德道台张汝瀛，翼王招得广东天地会人马、会师江西、转战赣、皖，并于六年参与击破江南大营等重大战事，除个别事件的时间有些混乱、颠倒，个别事件有错误（如吉安知府王本梧于咸丰三年农历七月被天地会邹恩隆等所杀，与太平军无关；又如广东天地会葛耀明等部系来自粤北乐昌、韶关一带而非惠州等）外，都与史实相符。天京内讧后，“升五丞相等为主将”。征《洪仁玕自述》及《李秀成自述》中均有交代。天京内讧一事，忠于太平天囯的石镇吉，本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家丑不可外场的宗旨，只说“杨秀青[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又将“韦正谋反被杀”的时间说成“七年三月间”，割断二事的因果联系，确是他的一番苦心。这段时期中较费猜疑之事，便是他自称十四年十月带兵到河南固始建搭浮桥，供胡以晃大军渡黄河北伐，有功升任丞相。考诸史料，自咸丰三年李开芳、林凤祥等率北伐军出发后，四年正月起，东王续派黄生才、陈仕保、许宗扬、黄益芸等相继出安徽北上支援，均遭失败，四年六月，秦日纲、罗大纲复拟由安徽舒城进援庐州，而后北上，但被阻于贵州提督秦定三，战败，于七月撤退，未见有十月间北伐之事，且固始既不近黄河，又未见有是时太平军到此的记载。而石镇吉却以亲历者的身份，将此事说得活灵活现，又令人难以否定。这只有留待深入挖掘资料进行研究了。3．从离开天京到安定被俘。咸丰六年，镇吉随翼王破江南大营后，即留驻天京。翼王出走后，他离京至皖、赣，入浙、闽，经湘粤边界自龙虎关入广西，攻桂休，据宾州，打百色，《自述》叙述这段战斗历程，除八年“二月破南安”、“回江西锦得（景德）镇度岁”二事，在地点与时间上有错误外，其余均与《平桂纪略》及广西各州、县志书的记载大致符合。关于他自己历年职务的提升，由将军而指挥、检点、丞相、国宗提督军务至协天燕，除“地勇将军”的称号与天朝体制不合外，余均符合太平天国的官制。其父称“国叔”，养子称“国相”，亦合天国礼制称呼。又所供翼王部下元宰张遂谋（称张瞎子）、陈赏容（曹大观《寇汀纪略》作享容，其他书籍多作亨容）、赖裕新又名赖剥皮（《石达开自述》中亦如此称之）、余秋来（可能即余忠扶）、朱滑子（可能即湖北人朱衣点），都是石达开手下的大员与战将。除上述各事均属实之外，《自述》关于百色战败、安定被俘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历来不为人知的新材料，即是：镇吉部进攻百色路过田州时，接受了土知州岑裕基、岑鋐父子的投降，而其部下湖北人先锋却掳掠了岑鋐之妻不肯放还，镇吉为整肃军纪，杀了湖北籍先锋，不料却导致了其部队内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有人煽动刺杀石镇吉，形成了“兵变”的局势。在此紧急关头，镇吉率亲信千人，沿红水河东下，欲赴庆远与翼王会合，行至安定匹夫关兵败被擒。在《自述》发现以前，关于百色城外石镇吉部队的情况，皆茫然不知，刘长佑的上奏和《平桂纪略》，都说是“贼屯长，自相猜忌”、“内讧”，光绪十七年刊的《百色厅志》也只是说：“（咸丰）十年二月，（田州土官）岑裕基勾结发逆石镇吉大股入境，攻百色。”“潘凤岗纪功碑”更胡吹镇吉“二十万人，一朝力尽”。《自述》的发现，揭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再加整个《自述》中，无一词一字媚敌与乞饶，说明百色城外太平军内部不是一般的“内讧”、也不是石镇吉“不会团结干部”，而是一场维护太平军军纪的严肃斗争，石镇吉是一个忠于太平天国、严肃维护军纪、正气凛然的青年革命将领。总之，从清廷的档案，民间的实物，《自述》的纸质、字体、内容等各方面对照来看，《自述》这一抄件是真实的历史资料。至于《自述》中与史实不符的个别地方，我们认为：这一抄件是刘长佑审讯纪录整理件的传抄件。原纪录是随问随答的笔录，不是石镇吉自己写的回忆录，由于以下种种可能，如：提问上年代先后次序有颠倒、错乱，纪录者本身不熟悉这段历史，刘长佑的湖南籍幕僚听不清楚石镇吉的客家话，石镇吉仓促回话时记忆上的错误，辗转传抄中的错、漏，等等，都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自述》中存在某些不符史实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史料的真实性。石镇吉是金田起义前一年就追随洪秀全的“老革命”，由于他这一身份，《自述》的交代材料中，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与可供探讨的问题，对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石达开回师广西和石镇吉生平事迹，都有一定价值，值得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1 地方志:简称“方志”。 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有严格的选材要求，有各种研究和参考价值。是综合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发展状况的百科式要述。 地方志简称“方志”。地方，即地域；志，为“识、记、记述、记载”。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 方志记述的对象是“一地自然与社会”；时间范围是“历史和现状”；性质是“资料性著述”。 地方志是记述特定时空内1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 2 通志：历代称谓省一级行政区域的地方志书 如：《广西通志》即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志书。

要。截止到2022年11月12日，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前是要提前对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面试的。编委会，即某一著作、教材、期刊、丛书等出版物的编辑委员会的简称。

著作：1.骈文通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2.骈文通论（修订本） 齐鲁书社 2010年5月第1版3.骈文观止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4.骈文研究与历代四六话 辽海出版社 中华书局 2005年1月版。5.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合作）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6.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合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7.青年必读古文手册（合作，副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8.缠绵悱恻 爱恋永忆——唐代爱情诗 中华书局 2002年5月版。9.骈文绝唱 独步千古——王勃及其骈文（合作） 中华书局 2002年11月版。10.悲怆苍凉 寓意深厚——唐代咏史赋 （合作） 中华书局 2003年8月版。11.宋代诗话选释·《苕溪渔隐丛话》选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2月版.12.大学语文 （主编）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第1版。13.八桂文化与文学研究论集（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版。论文：1.唐代散文研究的新收获——读孙昌武新著《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光明日报》1985年4月9日《文学遗产》第678期专刊。2.骈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语文导报》1987年第9期。3.古典文学札记二题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4.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5.试论唐代骈文的流变 《古典文学新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10月版。6.骈文名称的演变与骈文的界说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第4期转载。7.近年来文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研究述评 《江海学刊》 1991年第2期。8.胡仔及其《苕溪渔隐丛话》论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9.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 《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10.近年来骈文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93年第9期。11.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 《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12.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与骈文思想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转载。13.李白应有三个自号 《阅读与写作》 1996年第6期。14.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5.论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2期转载。16.《汨罗民间招魂词》的程式内容及其对《招魂》、《大招》研究的启示 《民族艺术》1997年第2期。日本《滋贺大学经济学部研究年报》1999年第6 卷译载。《中国湖南省汨罗の民间に伝わる葬礼“招魂词”の形式と内容およびそれに拠る楚辞研究上の発见》。修订稿收录《求实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7.黄庭坚论杜甫 《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收入黄君主编《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18.“朱门酒肉臭”之“臭”作何解？ 《古典文学知识》 1997年第2期。19.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年代以来唐代骈文研究述评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世纪前期骈文学学术发展述论 《东方丛刊》 2000第3辑。22.六朝谢氏世系新考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23.生命的终结：汨罗民间丧葬招魂习俗考察札记 《民族艺术》 2000年第4期。24.叠山公祠堂记：新发现的一篇研究谢枋得的重要资料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8期。25.近20年骈文研究述议 《江海学刊》 200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1期转载。26.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27.《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 《云梦学刊》2001年第5期；《中国楚辞学》第5 辑收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转载。28.李商隐寓桂居所遗址考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桂林文化》2002年第1期收录。29.石介与苏舜钦：谁是《石曼卿诗集序》之作者？ 《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30.论清代骈文研究的几个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31.从历史语境角度重新审视花间词 《光明日报》2004年9月1日《文学遗产》专刊。32.唐宋时期文人的游历与人文山水名胜的形成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33.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失载唐人著述考 《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总第46期）。34.《旧唐书》本传所叙唐人著述《经籍志》未见载者知见录 《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35.《全唐诗》载吕温二首诗均为伪诗说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36.从上林唐碑《大宅颂》和《智城碑》看唐代中原文风对岭南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 《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37.李贺死因初探——李贺死于马凡氏综合征臆说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38.发展广西人文科学刍议 《广西日报》2007年3月28日。39.《典论·论文》和《文赋》：一个被忽略的细节 《光明日报》2007年8月10日《文学遗产》。40.《粤西丛载》误载唐玄宗诗考：李隆基《丹霄驿》非昭州作及伪作说 《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41.柳宗元的《三戒》与孔子的“三戒”：柳宗元《三戒》寓意新说 《文学与宗教：孙昌武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年8月版。42.从早期文献的骈偶现象看骈文文体产生的民间文化基础：骈文生成于民间说初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转载。43.《桂林风土记》佚文献疑 《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5期。44.厘清杜甫的亲眷交游与杜甫创作的关系（合作） 《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45.李清照佚文《祭湖州文》为挽联考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46.古代骈文与骈偶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转载。收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发皇华语 涵咏文学：中国文学暨华语文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47.从“后宫佳丽三千人”说起 《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48.唐代“古文运动”概念平质 《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49.新旧《唐书》李商隐传“三十六（体）”为“三才子”之误考 《文献》2011年第2期。收录朱崇先主编《古典文献学理论探索与古籍整理方法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9月版。修订稿收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四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50.唐代“古文运动”宜作“古文思潮”说 王水照 朱刚主编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51.“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10期转载。52. 宋玉赋的作者问题及其文学史处理的思考 《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收录《宋玉及其辞赋研究 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53. 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兼论“桂学”的内涵与外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54. 从“话”的文本特性看宋四六话的博杂特点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55. 从谚语入诗看唐宋文学向世俗化转型的一个细节轨迹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56. 骈文文论：从辞章之论到气韵之说——论朱一新“潜气内转”说的内涵、来源与价值 《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收入韩国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研究集刊》（第二缉）。57.黄庭坚在广西的最后十七个月《中国艺术报》2013年7月26日大视野第六版。58.《全唐诗》征引之《桂林诗评》残诗出处考 《文献》2014年第2期。译文：1.寒山诗为什么在远东和美国广泛流传（译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2.时代风格和文学分期：对中国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的编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译文） 《东方丛刊》1992年第3期。3.杜甫与花卿 （译文，合作）《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5期转载。4.骈文的含义、涵盖的范围以及骈散合一问题：《骈文史序说》节译（译文）《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5.唐代古桂柳运河“相思埭”水系的实地勘访与新编地方志的记载校正 （译文，合作）《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