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毕业论文吧

总的来说应该不算难写，毕竟这是自身最真实的感受，伺候妇幼这些应该会有吧，不过呢更多的是看你本人是否足够细心，面对事情能否冷静处理。

我觉得家政专业的毕业论文会非常难写。原因如下。

一是任何专业的毕业论文都要依据其本身的专业内容、专业体验、专业技能、以及专业发展前景来写。家政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区别在于，家政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相对应的，论文要与实际的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相对应，对理论性的要求比较小，毕竟，对于一个月嫂来说，你要做的是如何照顾好产妇，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照顾产妇的理论。纸上谈兵终究不是做好家政的途径。

然而对于学生来说，谁会真的有时间、有意愿去体验一个月嫂的工作呢。就算学生们愿意去在实际工作中加深专业技能的提升，问题在于家政服务的工作地点主要在别人的家庭，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工作是否承担着更大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该如何化解。

二是，家政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对于这样的专业来说，写论文没有多少前例可以参考。这就要求学生的论文几乎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思考，也就对学生的创新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此，我觉得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促进学生的就业，设置家政专业势在必行。但是，由于是新兴专业，对教学模式的选择、对学生实习方式的选择和组织、对学习中可能面临的风险的化解、对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理应进行更多的探索。

一个年过五十的家政服务员，希望在休息时间自由写作，这种要求是否可笑、甚至荒唐？ 在东北下岗后，尹晓炜只身北漂，16年来一直从事家政工作。 写作给了她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但也因为这个爱好，她找工作时需要做出更多让步，不过，“只要能让我看书，能让我写东西，我就能坚持。” 英国作家伍尔芙说，女人要写作，要有金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这两样，尹晓炜都没有。 中国有3500万家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尹晓炜的背后，是一群姐妹的故事。她们在城市家庭之间腾挪，忍受若隐若现的歧视和不公。 尹晓炜用得最久的笔名是“尘埃”，像尘埃一样渺小，或许比尘埃更轻。 但即便只是一粒尘埃，也渴望有自己的方向。 作者-孟影 编辑-流落南方 内容总监-吴薇 6点半，尹晓炜准时起床，98岁的老人会在半小时后醒来。 她照顾他穿衣、上厕所、洗漱。早饭后，先扶老人到沙发上吸氧，再去打扫厨房和卫生间，随后给老人喂药。 “500ml的营养液，上午一碗，下午一碗，再喂他吃一个猕猴桃。” 天冷了，不用带老人去遛弯。尹晓炜想起，昨天老人的女儿送来十斤芥菜，正好洗了切了做咸菜，留着全家平时吃。 这是尹晓炜来北京做家政的第16个年头，也是她经历的第39个雇主家庭。 她对这户人家很满意。因为雇主同意，只要不影响工作，她可以在自己的休息时间写作。 尹晓炜和老人同屋，一人一张床，方便夜间看护。晚上8点老人睡下，尹晓炜开始一天中属于自己的时光。 老人药多，她把废弃的药盒和说明书细心地拆开，摊平，在上面打好格子，作为初稿的稿纸。写完一篇后，再一个字一个字敲进手机的备忘录里。 有时她也去厨房写，桌边有个插座，方便给手机充电。老人的家人总说，你去书房写多好。她想了想，还是没去。 对尹晓炜来说，可写的东西很多。写故乡，写父亲，写和家政姐妹郊游，写对人生的感悟，文章大多刊登在一个面向女工的公众号上。 除了写作，她也爱看书，最喜欢何伟的《江城》。 2019年，尹晓炜参加了“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写作计划。能坚持完成作业的学员几乎没有，她算是一个。 老师和她聊了聊，说你可以写一本纪实性的《北漂》，并帮着拟了十八个章节的方向。她如今写到了第十章。 46个废弃药盒背面，是《北漂》第十章16000字的初稿 尹晓炜知道，自己不会是那种出书成名的作家。 她出生在黑龙江依安县，那是一个盛产土豆、玉米的地方。小时候，老师常常拿她的作文当范文。她最喜欢给同学讲故事，看了《西游记》，课间就给同学们现编《东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的故事。 她的青春时光，也曾像当时的东北一样丰沛富饶。中学毕业后进了国营建筑单位，先在工地搬砖，后来因为胆子大不恐高，当上了塔吊司机。夏天雨后，塔吊电路系统不稳定，一启动按钮就会挨电打。但一个女司机，坐在高高的塔吊车驾驶舱内，飒爽极了。 她有一个小书箱，收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作文、写的第一首诗、和小姐妹出去玩的游记，还有每年的岁末总结。 很快她结了婚，生活“像秋日的暖阳照在身上一样”。意外在2000年来临，丈夫查出肝癌，半年后去世，只给她留下5000元外债。那年，她30岁。 雪上加霜，尹晓炜自己也下岗了，同东北下岗大潮里千千万万的女人们一样。 怎么活下去？尹晓炜先去大庆一家私立幼儿园打工。一年后，幼儿园效益不好倒闭，她再辗转去了江苏。 在远房亲戚家打过工，进过工厂，当过租书店的店员，还给私人客运公司跑过车，跟着两部依维柯和金龙，跑无锡、南京东华门，负责卖票。 那是她人生里最低谷的三年，无依无靠，还经历过三次车祸和一次煤气中毒。 最难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她去找在饭店打工的小姐妹。小姐妹小心翼翼地问领班：可以让我姐姐在这吃顿饭吗？ 看到领班瞥来的蔑视眼神，尹晓炜慌忙找了个理由离开。她心里难过，“我原本也是个塔吊司机，怎么混到这地步，连饭都吃不上了？？” 大约就在那时候，她重新拿起了笔。在鸡舍改造的出租屋里，写作对她是最无用的事，但她感觉，不管写点什么，都像是对自己的慰藉。 2005年她结束南漂，回东北的火锅店打工。一个小姐妹劝她，你一个人没牵挂，上北京干保姆多好，一个月管吃管住800块钱，不比这火锅店每月350块钱强？ 经妇联介绍，尹晓炜匆匆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最终落脚在西三旗的金都家政公司。 从此，一个个雇主家庭标记了尹晓炜的人生。 第一个家庭是部队上的，老人的儿女都对她不错，只是老太太不知为什么，总“呲登”她。袜子、头巾、钥匙，找不到就当着她骂，找到就轻描淡写说忘了。 为了省水，不让她在家上厕所，只许去外面的公共卫生间。每顿给一个馒头——大爷是抗战老兵，有各种米面油福利，但老太太说，那是给老头一个人的待遇，几个人吃就不够了。 尹晓炜不敢言语，休息时回到家政公司说给相熟的老师。对方听了没说话，去食堂用大塑料袋包了一大兜咸菜让她带走。第二天，老太太对她说，“家里没有菜了，把你咸菜拿出来点”。 她渐渐了解，原来保姆的生活是这样的。但刚来北京，她没钱也不敢走，最终坚持了九个月，也是在那户家庭里干得最久的一个。 这些年，尹晓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家庭，不是没动过转行的念头，“可外面那么多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呢，我一个底层小老百姓又能怎样呢？” 有位88岁老太太的举动最让她羞愤。一到尹晓炜的休息日，老太太一改平日晚起的习惯，清晨六点进她房间细细搜查。有时还会搜身，“儿子送我的小棉袄不见了”。回来后，老太太也会细细盘问今天见了什么人，聊了什么。 但尹晓炜最终还是没走。因为她发现，老太太只在意财物，其他不关心。“只要能让我看书，能让我写东西，我就能坚持”。 更何况，她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晚上关上门，就可以自由地写点什么。 老太太在这事儿上很开明：你爱写写吧，我不看。 在家政公司等活儿时，尹晓炜在地铺上写作 2017年，尹晓炜的文章被一个公众号选用，她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100元。当时她的笔名是“尘埃”——北京这么大，自己却像尘埃一样渺小，或许，比尘埃更轻。 但北京也能让人圆梦。她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为期半年，网络授课，每周都有一位大学老师讲课和布置作业。雇主的女儿特别好，听说她业余在上网络课，还给装了一个路由器。 在课堂上，尹晓炜第一次听说“城乡问题”“乡村建设”，第一次读到《苏菲的世界》《大灭绝时代》，第一次参与课堂讨论，也躲在卫生间里写出了第一篇毕业论文——老太太心疼电费，晚上不让在房间里开灯。 第一次看到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活动海报时，尹晓炜踌躇了半天，不敢进去。 “我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别进去就了出不来了。” 鸿雁主要服务以家政工为主的流动妇女，活动中心只是一个布置简单的地下室，常年开放。家政阿姨们可以在这里参加手工小组，学习中医刮痧，唱唱歌，跳跳舞。 这些年，尹晓炜一直没有更换家政公司，就是想离鸿雁近一点。很多家政姐妹无论离得多远，周末休息时都要回来看看。   “在客户家，我们几乎都是被压制的，只需要动手干活儿，不需要你表达，更不需要你有想法。在家政公司也是，如果几个人凑到一起聊天声音大了，也会被训斥。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终于可以没有任何戒备，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尹晓炜说。  在这里，尹晓炜对文字的热情是被鼓励的，她还报名了写作课。 2020年1月，一位策展艺术家结合她的经历，在国外做了一个名为《足迹》的展览，给她发了300元的劳务费。起先她不知道该不该拿，艺术家告诉她，“大家都有份”。 “特别胆小”，尹晓炜形容自己的性格。这两年，她的勇气似乎多了一些。 疫情之前，她交了1200元中介费找了一份新工作。中介老师告诉她：这女雇主脾气不太好，你到那忍着点，好好干，亏不着你。 等上门后，尹晓炜发现中介老师真没“”她。这位90后全职太太总是无缘无故发火。尹晓炜第一天抱孩子下楼遛弯，其他家的阿姨逗孩子：小苹果，你家又换阿姨啦？ 就在尹晓炜也想离开时，疫情爆发了。 相熟的家政姐妹，要么春节后被困在老家失去收入，要么人在北京但无工可上，原本可以交钱住宿的家政公司陆续关了门店，她们只好像逃难一样到处腾挪。 尹晓炜觉得，相比她们，自己受点气不算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干活儿，女雇主也越来越习惯加码，足够让她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9点甚至10点。终于撑到疫情缓解，女雇主听说她要离职，大发雷霆：除非你找一个合适的人顶替，否则不许走。如果新来的人不合适，你还得回来继续干！ 尹晓炜赶紧联系当初的中介老师，发现自己已被拉黑。她还是坚持要走，女主人态度强硬：钱在我老公那，你走可以，但工资给不了。 尹晓炜对此不陌生，过去常有雇主让她放弃休假赚加班费，最后不予兑现，她也只能算了。 “社会上对家政工有各种说法，但这么多年我看到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家政工是没有谈判筹码的。”尹晓炜说。 鸿雁的负责人梅若、工人大学的吕老师都给她打电话出主意，鼓励她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尹晓炜想了一夜，第二天，她鼓足勇气地去和女雇主谈判。她只知道一点，如果没拿到钱就不能走。僵持许久，女雇主终于极不情愿地把工资结了。 讨薪成功，尹晓炜来北京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 “保姆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服务行业，被人很瞧不起的一个行业。我从事这个职业，看到很多不平等、不公平，但为了生存也只能妥协。既然没地方说理去，就自己写出来吧。”尹晓炜说。 她在文章里揭露家政公司的做法： 卫生间对家政服务员上锁，只许工作人员使用。 夏天想用也行，洗衣服一件3块钱，包括内衣。洗澡20分钟10块钱，洗头一次3块钱。 公司鼓励雇主大额充值，应允换人换到满意为止。为了游说雇主购买保险，不惜丑化整个家政工群体：“万一保姆在你家偷东西呢？” 最让尹晓炜和姐妹们不平的是，“家政服务员必须持有健康证和体检证明方能上岗，可客户的健康状况又如何保证呢？” 中国有3500万家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女性。在鸿雁负责人梅若看来，家政服务员就像城市里的隐形人，无处不在却又不被看见。 尹晓炜曾向一个男雇主提出，如果家里条件允许，她能否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对方强势回应：你要自己的房间干啥？你就得24小时盯着老人！也有女雇主说，你别休息了，我给你钱，你们出来干活儿不就是为了钱吗？ “在传统的观念里，保姆是佣人、老妈子，是没有个人空间和个人需求的。如果你有想法，别人就会觉得你不正常。”尹晓炜说。 北漂16年，尹晓炜始终被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萦绕。没有家人，没有孩子，没有固定住处，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未来要去哪里呢？  “所以写作就是我的一个支撑。人来世上一回，终究都是要离开的。但把这个过程用文字留下来，就没有白来这一回。” 也有人给尹晓炜介绍对象，她都觉得不合适，不合适就不要勉强，“人不应成为别人的附属品。” 现在她只想存点钱。或许未来能在小地方买套房子，结束十多年来的漫长漂泊，安心写作。她把自己的笔名改成了“墨辰”，“辰”代表希望。 几个月前，尹晓炜发表文章的公众号宣布停止更新，向女工们告别：“我们相信，就算没有了我们，大家还是会继续在自己的舞台上，以创作滋养勇气，活出尊严，让微小而确切的声音成为互相支持的力量。” 尹晓炜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通知，写道：曲终人未散。感恩相遇，前路珍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的，即使和自己专业不相关的，只要自己喜欢的，坚持的，都可以努力去实现的，我当初也是为了能够照顾选择家政很多人认为做家政其实就是一种保姆工作，一些人打心里就看不起做保姆的人总是会有一种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这份工作，确实从事保姆这份工作当中的大多数人学历水平并不高，受的工作都是打扫卫生，给业主家里洗衣做饭等等。可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很多人家里开始富裕了，对于保姆也有了一些高端的需求，如果只是打扫卫生是不能够满足这些人的需求的，是需要提供另外一种层次的服务，比如给家里的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现在的职业包括市场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一些传统行业想要继续可持续发展的话也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像一些大学毕业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会比传统的从业者更具有一些前卫的理念，能够让家政这个行业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最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应该带有偏见去评价，任何产业都是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行业，每一份职业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尊重的。难道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一定要进入到高端企业做白领吗？就一定要做一些看似高大上的职业吗？而做家政就属于人才浪费吗？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并没有哪一个职业比哪一个职业更高贵，如果给职业贴标签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存在，是一种非常愚昧的表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做家政，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是能够获得高报酬。

家政专业的毕业论文不会很难写，因为这种空间很大，而且之前没有相似文章，查重很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