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围绕和字做文章

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大问题新型城镇化，将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再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迁移，而是通过移民化人口迁移集聚来推动工业产业布局；不再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镇。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主动调控、寻求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阶段，对扩大内需具有乘数效应的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 当前，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 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的扩张城市、大搞建设。（一）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重要的任务。 因为过去我们在推动城市的过程当中，简单地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所以我们的城镇化率看上去过了51%，但实际上人口的市民化只有3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个差异意味着什么呢？城镇化和市民化有不到20%的差异。这样一个差异证明我们违背了城镇化本来的一种普遍遵循的规律，因为城镇化的这个概念指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当然主要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是中央在十八大，也就是过去长期提出来，要实行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二）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整个全过程，也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简单地说就是四个词，新型城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是集约，另外一个是职能，第三就是要低碳，第四是绿色。这八个字可以概括新型城镇化本质的特征。二、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一）建立一个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一个美好的城镇布局。 建国60多年来，我们一直靠农民的牺牲、农民的奉献支撑了共和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今天我们确实应该回过头反哺农民来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样一个提法早在2005年以后一直在提，但是真正落在实处的不是很多。中央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一直在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从基础地位到重要地位到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这反映出农民在贫穷的程度上面严重性更大，农业在困难的问题上面也出现了很多瓶颈的制约，农村在不稳定方面出现了更多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之所以出现农民贫穷、农业困难和农村不稳定的状况，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农民的权益关注不够，因此，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关注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的问题，但这个落脚点、这个空间的落点一定在县城和重点镇，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转变治国思维的时候必须加以考虑的，这是一个纲举目张的措施。 “城镇化”这个概念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意味着生活状态的改善，意味着环境好了，住房空间大了，而过去的城镇化对于农民来说，却意味着田没了、房子拆了，然后进了城市以后，权益得不到保障了。对于亿农民工来说，未来的城镇化如何提高质量？ 当我们关注了农民的地位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农民的出路和发展问题。未来农民城镇化之后，怎么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从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发达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地区之所以发达，实际上主要在于镇域经济、小城镇经济发达，称为速耕经济的发展，其实通过小城镇的集约和绿色增长实现民营经济的发达，称为草根。 实际上真正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果以县城和小城镇为重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一个美好的城镇布局，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去弥补城镇化的偏颇的时候所必须考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 怎么能够保证未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能够确认城镇化跟农业、农民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城镇化的其中应有之意，把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化，农业人口集中以后，实际上我们这里又得到非常直观的经济利益，可以节约耕地，现在每家农户大概有6分地到1亩2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全国亿农户家庭，可以节约的耕地在亿和3亿亩耕地，可以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二）城镇化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城镇化虽然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但也带了诸多问题。除上面提到的给城镇的交通、环境、就业、教育、医疗等造成压力外，过快的城镇化还给农村地区带来耕地流失、拆迁补偿低、老人和留守儿童多、农地撂荒等诸多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城镇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为集中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国采取了城乡户口分离的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不仅严重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城镇化的进程。事实上，目前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是按城镇地区常住人口（即居住超过半年）所计算的比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率。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即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就必须克服三方面的权利缺失：一是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缺失，二是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缺失，三是土地财产权的缺失。为克服农民工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缺失，目前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打破，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此，必须尽快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为他们建立人事档案，使他们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培训等方面拥有和城市群体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为克服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就必须构建稳定的劳资关系、合同关系和工资谈判协商制度，加强农民工的劳动所得保护和合法权利维护。为克服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权缺失，必须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使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不是耕地。很多地方把耕地和建设用地不加区分，不仅造成了耕地流失，也大大低估了建设用地的价值。必须通过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山地、草场等资源的确权、登记和颁证，赋予农民土地等资源完整的、有法律保障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城镇化所需资金哪里来？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仅以地方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有关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如果不能解决城镇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得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 我认为，有三方面工作可做：一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都应尽快在公共服务等领域明确建设标准、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形成多元投资主体。二是通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提高收租分红比例，把收租分红收益投入社会公益领域，也可为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允许有还贷能力的县发行城投债，也就是平台债，并考虑适时推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私募债。三、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一）中国需要怎样的城镇化？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引发了广泛讨论。是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为主？或者是大、中、小城市（城镇）并存？可是说目前仍未取得共识。当然，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如人口众多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聚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产生规模效应等。但特大城市也带来诸多问题，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社保水平跟不上、工作生活压力大等。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省各地之间的差异明显，城镇化应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城镇）并存发展。当前特别要大力发展那些劳动力吸纳程度高、产业发展多元化并有地方特色、房价负担得起的二三线城市。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5000-6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一特殊时期，经济的发展不能再延续过去的粗放式、高投入、低效率模式，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新增长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城镇化也应该摒弃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房地产开发、大挖大建、不顾城市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粗放式特征，而代之以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就业机会多的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一个城市，必须发展若干具有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支撑人口的增加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单纯依靠房地产或单个产业的单兵突进，一旦经济下滑，单个产业失去比较优势，新城有可能人去楼空，变成“空城”、“鬼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只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二）实行新型城镇化，要适当控制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 在我们国家现在要解决城镇化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要实行新型城镇化的话，大中城市的发展要适当地控制规模，全国大中城市主要指的是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4个沿海开放城市，所谓副省级城市，这36个城市应当适当地控制规模，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关于这36个城市是不是应该考虑以稳妥为主，这些城市不再扩大规模，而且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过去这些大城市主要是三分管七分建，是不是可以倒过来，七分管理三分建，让这些城镇真正成为进入这个城市所有人的城市，而不仅仅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人口的城市，这就是说农民工进城的问题。 其实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说到底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出路和地位问题，现在有亿农民工，这是一个巨量的群体，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城镇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十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有大批农民工涌入城镇。目前，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亿。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已经离开土地，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问题是，这亿人目前却仍然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当股市再为城镇化这部中国经济新引擎兴奋时，亿农民工目前的现状则更是中国下一步城镇化建设中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农业人口不能顺利向城市转移，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质量的提高，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使得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上涨压力始终不能消除。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市民化”速度相对较慢，超过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我肯定答不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专家试图给新型城镇化下一个严格定义，但我想，要找到一个权威的大家都认可的新型城镇化定义，可能很难，或许下定义的专家本人都未必清楚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但这只是原则要求，说不上是严格的定义，即使是定义，也不能全面涵盖新型城镇化之“新”。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据说未来十年城镇化是中国扩内需的重大战略。经济工作会议也已把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今年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许多地方都正在或已经制定了新型城市化的规划，相关专家学者也忙着在全国飞来飞去，向地方主政者推销自己的新型城市化方案。 2012年已经过去，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对中国来说，由于还有繁重的就业压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压力，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充足财力保障才能做好的事情，所以，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因为财政的增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一些机构已经预测，由于有了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今年经济至少能够达到的增速，远高于去年增长水平。凡此种种，决定了今年的工作重点还是会放在如何把经济搞上去。 把经济作为优先处理的事项虽然符合中国当前情形，不过，我担心的是，假如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城镇化上，恐怕中央对新型城镇化之“新”的要求就会落空。道理很简单，各地打城镇化的主意，着眼不在城镇化的“新”上，更多还是出于GDP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如上所述，毕竟只有经济增长，才有财政的增收。如果这样，目前各地大张旗鼓的城镇化很可能会变成“穿新鞋，走旧路”，回到过去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状态。 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所批评的，它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简单地说，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所以，让城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上来，走一条与已有的城镇化不一样的“新”路，就不仅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再次强调，并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城镇化，但我想新型城镇化之“新”，至少应该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要有个性特质，二是要有人本气息，三是能够城乡互补。城镇也是有生命的，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这样的城市没有个性，自然也体现不出“新”来。其次，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使生活于这个城镇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为城镇而城镇；也就是说，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使之具有人情味，形成良好的人本氛围，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相反。 还有，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农村，因此，城乡互补和融合在城镇化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可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城镇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不能认为农村是城市的累赘，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要力戒这一点。 （作者为时政专栏作家）

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