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既要从历史的财富中寻找源头,要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凸显爱国主义的当代价值。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凝聚了民族传统,又富有时代特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不朽的灵魂和血脉延续的根本,也是中国历来认同国家与否的重要标准。胡----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如爱家”“爱国如饥渴”的光荣传统的传大民族,爱国主义自始至终贯穿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中,也历来是凝聚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邓小--同志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谆谆告诫我们:“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在开放的环境和视角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是国家和民族增强国际竞争力、真正繁荣昌盛的源, 而它历来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中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基础之上。只有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才能在世界文化交融中保持独立鲜明的自我,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因此,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引导广大师生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传承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 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经常集中体现在为祖国为人民全心全意、赴汤蹈火、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的崇高气节上。同时,也表现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对国家政治、历史发展的关心和忧患的态度与朴素感情上。回顾一下我国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既唤起、聚集和引导了一批前赴后继、以死明节的民族英雄,又使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进取,奋发图强,从而使我们这个饱尽忧患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尽战乱而不气馁、屡遭挫折而不懈怠,终于建立起了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孕育、抒发、蕴含历代民族精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方面,其载体作用和枢纽效应功不可没。那种气贯长虹、一脉相承的鸿论远识更是余音绕梁,不胜枚举:古代有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李白的“国耻未雪,何由成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诗篇箴言无不表现出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神圣责任感。到了近现代,反映爱国主义的诗篇时代性更加鲜明、凝重性尤为突出: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孙中山的“中国非革命不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到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五四时代“科学民主”的时代强音,到抗战时期“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无不思潮激荡、气吞山河,无不把“救亡图存”作为爱国主义的核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本源泉,始终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寄托着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对中华大地的兹兹之念,凝聚了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国家强盛,百姓幸福,这是爱国主义最为朴素的价值指向,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 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 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 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自古至今贯穿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一根主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爱国主义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发扬广大,对于全面建设实现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总是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祖国的富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抵御一切外来敌人的侵略和压迫,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形成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又赋予这种精神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新特点,在同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表现了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新爱国主义精神。第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民族虽历经患难和曲折,却仍然形成了各族人民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坚如磐石、亲密无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总是在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吸收,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学习,愈来愈多地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反对民族分裂,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第三,爱中华民族、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爱社会主义,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三者统一起来的新爱国主义,才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国,要使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强大,使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兴旺发达。无数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最美好的理想。中共中央宣传部分两次公布了202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关注。这202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几千年来爱国主义的各个方面。近两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从对这些基地的参观中,得到了极大的教育,感受到爱国主义的陶冶,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提高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报效祖国的热情。《中华圣地》,分为“古国神韵”、“御侮求索”、“血沃中华”、“日出东方”4个部分,对中宣部公布的202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了介绍,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再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画卷,做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该书图文并茂,解说言简意赅,是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阅读本书,能够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团和社会活动。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毛主席在会见留学生们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为朝气蓬勃的一代人,学习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掌握好的知识与技能是我们以后接管这个世界的基础。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国家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大量的学生享受着国家的各种补贴,各种奖学金。我们享受了国家给予我们的受教育权利,同样我们也应该履行自己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的义务。把爱国热情凝聚成社会稳定,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共同意志,汇聚在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事业里。作为民族希望和未来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从现在的学习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提高,充实自己,为祖国日后的发展壮大积累资本。二,爱国是自发的情感,行动是理性的表达,我们理应担当理性爱国的主力军。2008年,一位名叫李洹的留学生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用法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讲演,他那“富有逻辑思辨的行文,地道的法语,播音员般圆润、激昂、优美的嗓音,连珠炮般的语速以及摧枯拉朽般不可凌辱的气势”,不但大长了海外华人的志气,而且震惊法国人民。在互联网,从MSN签名、QQ头像、BBS到“爱国T恤”,随处可见强大的中国心!“在高校,大学生宿舍自发挂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样的行动远比我们“恨屋及乌”似的充满暴力与混乱的抵制家乐福来得更有意义。你若真满腹不可遏止的爱国情怀,也可以向我们在法国的留学生学习,上街游行(当然前提是你能获批准),这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请记住非理性的爱国也是误国,没有义和团八国联军也不会那么快到来。我们在进一步认清反华势力的同时,要自觉维护团结稳定大好局面,敌人的气焰越是嚣张,言语越是恶毒,行为越是卑鄙,我们越是需要冷静和理性,我们越需要思考该如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三,作为党员的大学生的责任。如果你是一个党员,不仅要忠于祖国和人民,更应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不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要推动改革、唤起民众,提高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充当文明进步的骨干与先锋。因此,党员大学生的责任,不是简单地运用学到的知识为祖国大厦添砖加瓦,而是既要争做顶梁柱和坚固的基石,又要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感染力和带动能力,团结广大民众一齐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来,这就给了我们党员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从公民责任到党员责任,再到大学生党员的责任,需要一个逐步升华的培养过程,当代大学生党员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自觉。我们多数的民众正如鲁迅所说的“看客”一般,习惯于沉默。然而,要是我们所有的党员,特别是最具活力最富改革精神的大学生党员也一味的沉默,我很难保证类似文革这样“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交锋》P9)的历史不会重演。毛泽东曾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我们的党员应该主动帮助党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体制内的人沉默往往促成了党的历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了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错误。我们应比普通民众拥有更强的主人翁意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自己不改革不进步,等到民众说“我来帮你们改的时候”,那将是革命。我们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四,爱国请从身边的事做起。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 未来中华民族的领军者,我们理应从自身做起,为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或许,有人会问“国是什么?国在哪里?”那么请记住国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国是中华大地每一处疆土,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爱国就要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渗透、去践行“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假期去贫困地区支教,可以投身到服务社区的大潮中去,也可以利用自己所在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去引导社会视
写作思路:立意要新颖文章最忌随人后,人云亦云,新颖的角度是作文创新的核心。立意新颖要求跳出陈旧的框框、不按顺向思维、习惯思维或原有的心理定式进行立意构思,而是以独到的视角去审视题目中所蕴涵的另类内容,避开他人所常写,写别人所未写。
正文:
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的身上都涌动着中华千年的血脉,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去爱我们的国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人类漫长的岁月进程中,曾经,我们的古人就是以这种自强不息、团结进取的精神屹立在世界的巅峰之上。甚至至今,因为我们古人创造出来的文明一直仍是引世人瞩目的聚焦点。
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这么伟大呢,经过很多学者研究后,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简单点来说就是--爱国精神。
爱国首先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爱国”谁不会呢,那难道只有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吗?你实践过吗?你了解多少我们中国的历史呢?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问问自己,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爱国人士”了,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一定会更加富强了。理所当然呐,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认真学习祖国的历史,深入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徐悲鸿画的马算是我们国画中的一个巅峰,可是在他留学的时候,他受到过不少外国人的排挤,他们常常鄙夷他,辱骂他是“东亚病夫”、“软弱的中国人”。
面对这么大的屈辱,徐悲鸿并没有冲动地去和他们争议,而是将一腔爱国之情化为了满忱的动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风采。
因此,世人评论徐悲鸿的马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傲骨。所以往往,爱国就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把个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注自己的命运、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的骨肉同胞。在我们过着今天的美好生活,你是否遗忘了曾经我们那浴血奋斗的八年战争呢?你还记得一个熟悉的名字--刘胡兰吗?
她只有13岁啊,但是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她并没有屈服,她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支持她的是什么呢对,就是因为她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所以她才没有出卖自己的战友。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今天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作为新世纪的少年们,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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