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雕塑与绘画论文研究

秦汉时期的雕塑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力量将中国雕塑推向了高峰。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雕的出现和标志性明器雕塑的产生，以及工艺性雕塑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汉雕塑的巨大气魄和强健精神，为中国雕塑的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标志著明器雕塑创作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它规模大，数量多，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力求逼真，表现物件的写实风格。每个秦俑的形象虽无雷同，均通过人物动作刻画，各自神态表现的生动传神。注重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承秦制”汉代明器雕塑的制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形体上虽不如秦代高大，但表现物件上却比秦代丰富。人物的塑造比秦代富於动感，姿态也有了较多的变化，东汉明器雕塑在题材内容，制作材料，以及分布地区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出现了大量形形色色，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模型，在题材内容上更趋於生活化，更真实广泛，具体表现各种生活场景。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间风貌，如体现巴蜀风情的身背竹箆劳动妇女俑与袒博赤足、抱鼓，眉飞色舞表演的《说唱俑》。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纪念性雕刻艺术珍品，是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徵。它的艺术特点表现为注重寓意，善於运用象徵的手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建造上，“为冢似祁连山”，以纪念他的不朽功勋。配置竖石和多种动物雕刻，独创的综合群体，成功展示了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艺术意境，《马踏匈奴》是整组石雕中的象徵中心。并巧妙地运用“因势象形”的表现手法和灵活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综合运用。这一时期的建筑雕塑也很有特色。“秦砖汉瓦”将建筑、雕塑、书法结为一体的奇妙结合，是我国建筑雕塑艺术的一大特色。画像砖和画像石以砖石将绘画与雕塑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样，同样独具民族特色。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汉代雕塑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秦代雕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鲁迅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曾说过：“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

雕塑作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富有艺术气息的观赏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人们观赏价值以及象征意义。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出现雕塑（泥塑和陶塑）。

在如今的生活中，雕塑也演绎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俨然已成为了一门艺术。但纵观封建时期的历朝历代，许多雕塑作品被政治所左右，政治推动雕塑的发展、同时也对雕塑的题材有很大的限制；另外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每个朝代的雕塑有着不同的风格，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汉时期的雕塑，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而强大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秦汉雕塑虽然也被政治左右，但也同时反映出古人的生活轨迹以及更深层面的信仰，包括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雕塑的起源以及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和艺术特征

早在中国远古时期，雕塑便已经存在，在新时代时期后期，原始农业逐渐发展，群居生活让人们创造出无数的生活用具，而陶器便由此而来，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雕塑作品。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秦汉雕塑又是如何产生，它有哪些特征呢？下面来具体谈谈！

01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兴盛繁荣的时代。秦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力强盛，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我国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也比较重视艺术的发展，那时候的雕塑便成为宣示王权、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的一种手段。例如：秦朝的青铜雕塑、兵马俑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弘扬个人政绩。

02秦汉时期雕塑的艺术特征：崇尚写实、制作精良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秦朝在秦始皇的带领下，步入了辉煌时期，所以秦朝时期的雕塑作品大多是气势恢宏壮大，力量浑厚。比如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可见当时的秦朝能工巧匠不计其数，足以见秦朝时期的雕塑工艺发达，政治运用广泛。

而“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初得天下，社会极需安定与发展，于是以黄老之学治理天下。包括后来的汉文帝、汉景帝，都采取无为而治，实行轻徭薄赋，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破坏。正因为在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下，汉朝统治者采取的政治措施，也对汉朝雕塑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伴随着雕塑工艺技术的成熟，汉朝雕塑的雕刻越发细腻，人物塑造也越来越生动形象，更注重原材料的形态神似。比如西汉前期玉雕精品，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纹路高低起伏，虚实相生繁而不乱，包括后来出土的圆雕玉人，浮雕玉剑具等等，都是如此。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雕塑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大型纪念性雕塑的出现、以及标志性明器的诞生。这一时期的雕刻水平较高，所雕刻出的工艺作品质量较为精良，无论是雕刻的植物、动物或是人物，大多力求逼真，生动传神。

尤其东汉时期的明器雕塑，大多喜欢表现生活题材，出现了许多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雕塑模型。总体来说，秦汉时期雕塑作品规模宏大，但又十分崇尚写实，并且生动细腻，个性鲜明。

二、 秦汉时期的雕塑大多为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为统治者服务，以及被政治所左右

秦朝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刚刚建立，根基不稳、社会不安定，统治者急需通过雕塑艺术作为其宣扬功绩、以及王权权威的有利形象工具；而到了汉朝，汉武帝需要开拓疆土、抗击匈奴，将领们立下的杰出军功便以雕塑的形式弘扬，其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

01 秦朝时期的雕塑用以歌颂帝皇的个人伟绩以及秦朝军事力量的强大

秦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刚平定天下，天下不稳，时局动荡，秦始皇急需宣扬政绩，稳定时局。因此，文化是他宣传不可缺的元素之一，而雕塑，就是尤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也导致雕塑变得空前兴盛和发达。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有记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口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

意思是收集天下中所有的兵器，并汇集在咸阳城内进行销融，然后铸造成十二个钟口金人，每一个都有千石之重。

同时，这十二座金人铜像胸前都刻有李斯所撰写的歌颂秦始皇统一大业的铭文，可见其政治作用和赋予的政治思想：即注重宣扬帝皇个人成就。

而秦朝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代表便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十分宏大，秦始皇陵兵马俑一经发现，便以其恢宏的气势和高度写实的手法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三个俑坑共有陶俑、陶马八千余件，这些塑兵马俑数量庞大，布局十分严谨，队列整齐，再现了秦朝军队一统天下的威武气势，也象征着秦朝强大的军事力量。

秦汉雕塑兵马俑形体高大，最高的有2米，最低的也有米，都是按照真人雕塑，这绝对是秦朝力量的象征。包括面部表情、造型装饰也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组成威武雄壮的军阵，充分展示了秦始皇宏伟气魄，实则也是对秦始皇的另一种歌颂！

02 汉朝雕塑更多是作为一种统治者拉拢人心，纪念有巨大贡献的功臣的工具

而在汉朝前期，一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也会通过陶塑兵马俑随葬，以此来向后辈炫耀其生前的地位与权利，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收拢人心，为了激励更多的人为国效力、做出贡献，从而得到这份荣耀，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陵墓前都有这些石雕群。

雕刻作品在汉代最突出的代表作便是大型纪念性石刻——霍去病墓石刻。它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作品，它们全部用花岗岩雕成，这些雕刻作品是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而雕刻的。霍去病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武帝为了表彰其显赫战功，不仅给予陪葬茂陵的荣誉，并起坟形似祁连山，而在霍去病陵墓前石雕群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

这匹马神情庄重，姿态庄严，透露着饱满的刚毅，而在马蹄之下就是一个缩着身子的匈奴士兵，一匹骏马将一个匈奴士兵脚踏底下，俨然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马踏匈奴”如此栩栩如生、充满气魄，这也体现了西汉帝国的强大和对匈奴侵略者的征服，且这块雕塑也是赋予了政治思想—对外宣扬汉朝国力强盛、军功显赫，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再者，霍去病墓前石雕群都是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雕刻工匠将雕、浮、线刻等技法融合在一起，“依山造势，因石施刻”，将写实对象雕刻的淋漓尽致，也表现了雕刻作品的豪放和雄伟气魄，成为西汉雕塑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此在秦汉时期，雕塑成为了王权与政治的有力工具。但无论是秦朝的兵马俑，还是汉朝的霍去病陵墓前的“马踏匈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个人需要，也是对自己国力强大的一种炫耀，被政治左右。

三、秦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风格差异，取决于秦汉两朝采取不同的政治思想

艺术源于生活，从来都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雕塑亦是如此。秦朝采用法学思想治国，实行轻罪重罚，用严刑峻法来镇压臣民的反抗，用横征暴敛的方法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最终激起农民反抗，所以雕塑作品大多都是神情凝重。而汉朝不一样，汉朝是以仁孝治国，儒家思想为主，于是雕塑作品便显得更为活跃轻快。

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三、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

雕塑艺术是人类情感外溢的物化形态，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古代还是近代，雕塑的创造都体现着时代的文化精神，是人类主动的创造行为。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思维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各自的雕塑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首先，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中西方雕塑在题材与形式上的不同 。 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文化的产生及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西方文化不断断裂，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条件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西临太平洋，地理环境封闭，这就为中华文化自身的融汇，为避免外来文化的冲击确保了客观条件。在地理上自然形成的西高东低的阶梯状，从资源分布上也为牧业、农业、农牧业做出了明确的地理划分，为黄河、长江中下游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奠定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依托。从文化的形成来看，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从整个欧洲讲，多处温带，地理差异相对较小，但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西班牙的群山连绵，冰岛的茫茫冰川，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中西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化，一元化又促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连绵不断；欧洲人的开放及形成了欧洲人的迁徙和商贸，也促发了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分化。 古希腊的神祗与人同形同性，自上而下为“神系”，加之有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城邦与城邦间的联盟和城邦内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此其雕塑以人体、人像为主题，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像始终占据着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人像雕塑作品。有单人的也有组合的，动作姿态丰富多彩，这与古希腊“人，乃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有着文化上的必然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雕塑显示了题材广泛的特点，不仅有人物，动物，虚构的动物（龙、凤、麒麟等），人与动物的合形（女娲、伏羲的人首蛇身），还有山水树林，云朵雾气，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以及大量动物器物的造型。尤其在早期雕塑艺术中，各种题材并无明显主次之分，也无主辅之别。只是到了后期，特别是宗教雕塑兴起后，人像才得以充分发展。由此可见，以人为中心的现象显示了中西雕塑的人文主义文化内涵，以景致、动物、植物等为题材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文化和自然主义精神。中国的神与人互相融合，神会下凡，人能升天，帝王英雄就是其代表，因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形成了雕塑功能上的封闭性特征，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作为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另一方面，在西方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大量的人像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从而显示出雕塑艺术功能的公共性特征。这种封闭性与公共性不仅是中西雕塑2000多年在题材和文化上最大的不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塑是为死人服务的艺术，而西方大多的人像雕塑是为活人欣赏的艺术，显示了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不同。 其次，由于观念意识、思维模式不同所造成的中西雕塑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而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又形成了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它结合古希腊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的文化则形成了强调直观意向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直觉来直接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逻辑、概念而更长于悟性，这种所谓的“豁然贯通”、“点石成金”，也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向浑融，注重通过意向之后的表现，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注重营造意向的观念。这种偏于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和善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注重再现、模仿、写实、追求美和真统一的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西传统雕塑中最大的差异。“美”是中西雕塑的共同追求，但“善”体现的是中国的“德”，是伦理性，而“真”体现的是西方雕塑的科学性与知识性。基于伦理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雕塑艺术很少出现裸体的人体雕塑，基于写真和科学性的要求，西方的人像雕塑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就以人体为主，西方的雕塑注重形体的比例、结构、神态、转折，而中国古代雕塑强调神、气，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这一点出发，促成了西方雕塑写实，而中国的雕塑写意的不同特征。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向的表达，它们包含文化的内涵与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的雕塑在塑造人物或动物形象时，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这种着眼点，不在对象与实体，而在功能、关系、和韵律的审美意识，更关注人物和动物的神采和意蕴，并加以有意的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为鲜明。西方艺术把形的概念融入到几何形的类型化之中，在哲学和科学双重精神支持下，从对物象模仿，而达到了在比例解剖等方面近乎完美的状态，并为传统的人体雕塑和现代的抽象雕塑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径，以此来归纳形体的变化和运动。而中国以把“形”的概念转向对“神”的揭示，提倡“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重神轻形，重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塑造。因此，中国古代雕塑注重表现对象内在气质的特征，而西方传统雕塑注重对外在形体的精细研究，形成了中西雕塑意向造型与模拟造型两种不同的方式。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长期将绘画、雕塑并重，“塑绘不分”，“塑容绘质”、“三分塑七分画”，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大特点，从战国的彩绘木俑、秦代兵马俑以及大量古代彩绘不难发现。而西方雕塑在古罗马之后则形成了与绘画分离的形式。因此，表现方式上，西方雕塑在“模仿说”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写实性，再现性的方式，中国古代在“意向观念”，对神与形的辩证理解，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追求，形成了表现性的方式。 再次，中西雕塑在功能和类型上的差异。 雕塑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中西雕塑都十分强调其社会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等三个方面。雕塑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于客观的；审美作用同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不能分开的，三个作用统一于审美，但它又不是一回事。雕塑的功能脱离不了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中西雕塑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社会目的和作用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古代雕塑与巫史文化、宗法制度、礼乐丧葬、宗教文化等社会功能都紧密地联系着，它从文化形态上就已经限制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基本发展形式。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商周时代的青铜石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时期的陵墓雕刻、墓用雕塑和宗教雕塑等多种文化融合的雕塑艺术，明清时期的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这一点，在希腊、罗马等西方雕塑也同样存在。其中包括希腊、罗马队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揭示，包括中世纪雕塑对宗教文化的表现，文艺复兴以来雕塑对人文主义的宣扬，也包括现代雕塑对理性的叛逆，对非理性的体现。 从中西雕塑的类型来看，在二三千年间，中西雕塑都分别在自己的历程中展现了雕塑在形式上的主题性、纪念性和装饰性，也都反映出了在题材上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但中西雕塑在类型上的不同则体现在两点：首先，希腊的雕塑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了公共性的特征，而中国的雕塑则是封闭的。二、西方的雕塑与建筑经历了从一体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雕塑除了墓俑雕塑和工艺性雕塑外，几乎与建筑从未分离，这既是西方雕塑能独立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雕塑对建筑长期依附的原因。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的雕塑类型，形成了以陵墓雕刻、墓俑雕塑和宗教雕塑以及建筑装饰性雕塑、工艺性雕塑的五种形式；而西方的文化也影响着西方的雕塑类型，形成了公共性、纪念性、宗教性以及建筑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五种类型。倘若在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以石窟、寺庙为主，前者多为石刻，后者多为泥塑彩绘，而西方宗教雕塑主要体现在教堂建筑的室内外陈设上。在纪念性雕塑方面，中国以帝陵为主，而西方则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并以与建筑相统一的形式设置于广场。此外，中国的古代雕塑在彩塑方面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敦煌、麦积山，还是诸多的寺庙都留下了无数优秀的彩塑艺术，它们有的独立，有的组合，有的则与壁画、环境协调统一，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在二三千年来为中国造型艺术留下了丰硕的文化财富。 此外，源于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雕塑家也表现出差异性。在西方，古希腊雕塑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这一方面与雕塑家揭示神祗和英雄形象被视为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雕塑家在进行雕塑时对古希腊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深刻揭示密不可分。雕塑家都是一些高层文化的思想者，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精神探索的学者，他们写出了众多辉煌的雕塑理论，这些理论又服务于雕塑实践，极大的促进了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反观中国，在古代，中国的雕塑艺术家虽然创造了商周无与伦比的青铜艺术、秦汉浩繁的雕塑作品、敦煌举世闻名的彩塑艺术，可以说，从规模、材质、工艺到造型、表现、塑造都取得了世所共见的丰硕的成果，但从来没有留下相关的雕塑理论或有关雕塑者的名字。中国古代雕塑家都从属于“百工”之列，属于工匠，在技艺的传承上，中国的“师傅带徒弟”、“面授心传”等方式也严重地阻碍了雕塑理论的发展，所谓“正宗”和“程式化”也极大的限制了中国雕塑艺术的进步。这都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雕塑家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巨大差异。 结论：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同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的关系一样，雕塑的发展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可分割的。雕塑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决定着雕塑的形式，雕塑的形式也丰富着文化的内涵。雕塑是人类情感的物化形式，揭示着人类不同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蕴含着人类对生命的极大热情；文化对雕塑的作用，既造成了中国唐至宋代之后雕塑的衰弱，也促成了西方雕塑随着文化变革而不断的演进。正如庄子所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文化的特质，而中西雕塑的异同则在于雕塑的基本特征，中西雕塑的比较既具有着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也具有着时代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