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研究论文

中美关系现状一、中美关系现状 中美贸易关系以从世纪之初的罗曼蒂克到当前的恶毒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的提升，这些与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与国内的选举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布仕政府调整对华经贸的政策。再有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的停滞不前，也加大了布仕政府对华贸易问题的压力。但是，中美两国领导都充分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利与弊，美国对中国更是既爱之又恨之。中美的贸易关系正处于微妙之中，美国的发展要靠中国，中国的发展亦离不开美国。中国应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呢？ 二、 具备友好发展的基础1、两国相互依存、互惠互利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合作乃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据中方统计，在贸易领域，今年1至10月，中美贸易额达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中方自美方进口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在投资领域，今年1至10月，美新增对华投资项目3308个，比去年同期增长％，中方企业对美投资也在增加。据美商务部统计，今年1至9月美对华口增幅达％，大大超过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中国现以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每年给美国创造5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使美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200亿美元。除双边贸易取得积极增长外，两国还就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和对话，可见中美关系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其中任何一方受损都必将导致另一方受损。 “事件”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对肿没共同利益和分歧点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中美关系友好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与美国虽然在有的地方存在分歧但中国与美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应努力寻找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三、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关系为何从罗曼蒂克步入了当前的恶毒拒绝？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贸易收支方面,由于美国对华年年贸易收支逆差,且贸易逆差额逐步扩大.逐年的贸易逆差累计额到今年上半年又创新高,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大量资金的流出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加入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迅速的占领了国外市场,使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受损.在投资,美国在中国已经投资了600亿美元,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却很少这样使得美国大量资金流向了中国,美国显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自己的资金流向中国,而帮助中国发展的. 第二,在人民币汇率上,中美汇率一波又一波,美国一直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美国通过各放论证认为人民币价值严重低估,更有有关人士提出了1个美元兑换2个人民币的论证.美国强烈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价值,要求政府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美国认为正是人民币价值的低估,使得中国在外贸方面存在外汇倾销.中国利用不正当手段在国际上竞争是对其他国家的公平.其实美国只是想通过外汇来干涉中古的对外贸易.第三,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起步乃比较晚，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平凡，市场融入量不断的加大。各国都要求自身利益受保护。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头地位，有很多发明、创造都源产与美国。当世界经济大融合的今天，所以美国高呼要求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想要保持其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在科学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美国当然是不情愿把自己的发明创造让他人轻易“偷走”的。四、中国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外贸关系就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处理这些关系。 1.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队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首先应讲事实，摆道理，让人可以理解，可以信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面对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问题上，我们首先应看到由于两国贸易统计口径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期美国对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贸易略差也在不断的扩大，似乎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在人民币汇率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比较晚，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为了稳定市场，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中国与世界其他多国都有贸易往来，中国市场一旦受波动，其他各国必然会受牵连，甚至引爆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之所以让政府对市场加强管制是对中国人民的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再有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因素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中国有大量的外资公司，这些外资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前美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到。上个世界日本对美国也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当日元在美元的逼迫下调整汇率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日美贸易顺差年年加大。 2．谦逊的外交政策。美国是世界老牌国家，也是当今世界的领头羊，在各方面美国都有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老大哥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应避其锋芒，有学者的身份自居。但是我们说的十与学者的身份自居，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处处与美国看齐或是“苟同”。我们以学者的身份自居，是要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法，学以自用。懂得借鉴他人成果这条捷径不断发展、壮大自力，才能与美国抗衡。正如古人所云：“以退为进”。 3．冷静.其实这是对国人最不负责的，我们爱国，我们的领导也爱国，只是他们更有远见。大家也许都不记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吧.我们不管是从军事还是经济实力上跟美国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采取硬碰硬的手段相信国人也不会受益的.况且康且美国对我国还有很大的用处.如果现在与美国扯破了这层面纱,中国将会失去很多大好机会.在国际象棋上我们崇尚”弃帅保车”,在中美关系上,我们为什么不把眼光放长一点. 4.抓紧机遇。中国要想与美国抗衡,必须抓住机遇不断的发展自己.我们不仅要发展,而且要比美国发展得更快.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抓住了机遇。美国似与许多国家不合，在美伊战争期间，美国试图在伊拉克问题上施行速战速决，睡知一拖就是几个月。我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努力发展出口，发展贸易，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贸易范围的影响力。恐怖事件一直是美国最头疼的问题，在美国全面反恐的时期，必然会分散美国对外贸易的精力，这是中国难得的机会。让美国“钳”于恐怖事件的时候中国应加速自身的发展。 5、借助美日、美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苏联与中国的发展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为了避免走弯路，借助日本、苏联的经验很有必要。中国、日本同属于亚洲国家且中日文化源远流长，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苏联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一度是中国的学习和借鉴的老大哥。老大哥最终在美苏战斗中败北了，中国将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所走的道路，以免重蹈覆辙。 6、 广结同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结同盟以遏制中国。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的时候，美国开始考虑另外手段来扩张起影响力。有许多国家迫于美国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与美国联盟。面对美国的结盟扩张政策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面对美国的结盟扩张政策我们也可以广纳盟友。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国周边的重要国家，中国更是应该抢在美国的前面将其纳为自己的盟国。如果美国将中国周边重要国家纳为自己的盟国，势必给中国造成直接围堵。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重点将从欧洲转至亚太地区，到时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总之，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山难容二虎，中国的崛起势必影响美国的经济地位。美国不会做事不管的，面对美国中国应小心谨镇的对待。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安建工的吧？

中美关系的论文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