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蝗虫防治研究的展望论文

化学防治是蝗虫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在蝗虫大暴发时采取的主要应急方法，其灭蝗率高达90％以上。化学农药治蝗具有经济、简便、快速、高效、效果较稳定等特点，特别是应用飞机喷洒农药，速度快、效率高，对于大面积、高密度猖獗发生的蝗虫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近年来，山东省植保总站研究利用GPS卫星定位系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进行东亚飞蝗的蝗情侦查、预测预报和包括飞机喷药导航在内的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化学防治要注意轮换用药，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施用有机氯（DDT、六六六等）杀虫剂，有效地控制了蝗虫发生，同时也使蝗虫对其产生了抗（耐）药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后，防治蝗虫多用有机磷农药，这类药毒性强、残效期短、副作用大、污染环境、对人畜有害，还杀伤了大量天敌，破坏了生态平衡，同时，易使蝗虫产生抗（耐）药性，其后代难以防治。研制对害虫毒性强、效率高，而对人畜无害的新型环保型农药，是治蝗技术上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我国古代对于蝗虫的防治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最古老的方法就是人工防治法，利用蝗虫的趋光性，用火将蝗虫杀死。

其次还有用器具捕杀的方法。到了后期开始在农业上进行发展，培育特殊的种子来避免蝗虫灾害的发生。

还有一些地区采用生物防治法，利用其他生物来减少蝗虫灾害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也来自农业，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依靠农业。因此水灾、旱灾和蝗虫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随着华夏五千年的发展，蝗虫曾多次威胁过华夏大地。为了战胜这一灾害，古人主要采取了政策+技术两种措施来处理蝗灾。

一、封建王朝为治理蝗灾所采取的政策

蝗虫灾害不仅威胁到了粮食生产，还给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在蝗虫灾害频发时，封建王朝的税收得不到保证，其次，蝗虫爆发也极易引起农民起义运动，于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蝗虫治理，并制定了很多政策。

据记载我国蝗虫灾害最早在周幽王时期，《诗经》中有云“田祖有神，乘畀炎火”可见在当时祖先们已经懂得用火来消灭蝗虫。

不过封建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便对蝗虫这种灾害进行了神化，像孔子，董仲舒，班固等人都认为蝗虫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恶政，他们认为蝗虫是上天给统治者的惩罚，他们也坚信蝗虫是“神虫”，不能杀死，在这种思想下很多人对于蝗虫采取了消极态度，任由蝗虫，啃食庄稼。在唐朝前期，很少出现有官府组织的灭蝗运动。

到了唐朝后期，这种思想逐渐转变，唐玄宗时山东爆发了蝗虫灾害。宰相姚崇主张灭蝗，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得以实行。最后山东地区的蝗虫灾害得到了控制，此后，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捕蝗吏”来管控全国的蝗虫治理工作。

自此，我国封建社会对于蝗虫灾害的治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统治者推出了很多政策：

首先完善了奖励制度，鼓励民众捕蝗。比如宋朝规定凡是捕获蝗虫一斗的人，就给钱100文。

其次，官府还制定了相关的捕蝗法来惩治治理蝗虫灾害不力的地方官员。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规定，地方官员遇到蝗虫灾害，没有尽早去除的，革职查办。

第三，开展治理蝗灾的宣传鼓动工作。清朝时就印发了，很多有关治理蝗灾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二、古代治理蝗虫灾害的主要技术

据研究表明，蝗虫繁殖的条件主要有三个，首先要有大片荒地，其次，土地要留有空隙，最后就是植被覆盖稀疏。

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是否稳定是影响蝗虫灾害的关键的因素，水位的稳定就会出现大批的荒地促使蝗虫产卵，引发蝗灾。

所以，蝗灾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环境渐渐萎缩。

隋唐以后，黄河中游的峡谷被大量开垦，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影响到了黄河下游的安全问题。至此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平衡被严重破坏，气候灾害频繁。

到了北宋时期，黄淮海平原已经失去了过去经济重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蝗灾日益频繁。 蝗虫治理技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完善，劳动人民对于蝗虫灾害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很多治理蝗虫的技术：

（1）采取人工防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方法。比如说，利用蝗虫的激光性用火烧灭。《诗经》中曾经记载“夜中设火，火边掘坑。”这是最古老的一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法也渐渐完善，到了明清时期成为了全国各地最主要治理蝗灾的方法。

（2）根据蝗虫的进化过程，分阶段地进行防治。比如说开沟陷杀蝗虫的幼虫蝗，这种昆虫没有经过羽化不能飞，于是便把它驱赶到水沟中，用土将它掩埋下去。在古代常常将50人为一队，一个人打鼓，其他的人紧随其后用扫帚，铁锹等，将若蝗赶到沟中。

（3）用专门的器具进行扑打。这种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也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形成了多种形式，主要有布围式，用一块一丈宽，尺的粗布，两头各套一根插入土中的木杆，等到蝗虫来的时候，迎面将布落下就可以将蝗虫困在布里。

（4）挖掘蝗虫虫卵的方法也很盛行。唐朝五代，时期人们认识到消灭虫卵可以减少蝗虫灾害的发生，于是便把这项工作推广实施开来。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在田地里寻找是否有像蜂巢一般的小孔用土锹挖起，查看是否有蝗虫的卵，如果有的话便用打火烧去。最后，根据蝗虫喜欢鲜艳色彩和强烈声波的习性进行驱赶。

（5）农业防除法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方法。首先人们会对粮食的种子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将马骨，附子，蚕粪等有微弱毒性的东西和种子共同搅拌然后再进行耕种，这样可以避免蝗虫灾害。

（6）岔开蝗虫易发的时间进行播种。清朝《救荒简易书》书中总结河南地区种植农作物的经验，书中认为冬天的时候将稻谷种植，在地里小暑时作物就成熟了，这样就可以避免蝗虫灾害。

（7）通过翻耕来消灭蝗灾的。徐光启认为秋天的时候进行翻地可以把阳气埋在土里，这样可以杀死蝗虫的卵。

（8）种植蝗虫不喜欢吃的农作物来避免蝗虫，比如说，黄豆，绿豆，黑豆，芝麻，棉花，荞麦等。

（9）生物防治法。利用自然界食物链的规律来抑制消灭害虫，比如说保护那些以蝗虫为时的益鸟，饲养家鸭等。

（10）痘毒治蝗法。明朝时期，湖北曾有一种方法在捕获的蝗虫身上刺孔点痘浆，然后放出这样便会在蝗虫中进行传染。这可以说是我国病毒治理蝗虫的先例了。

（11）通过化学方法来去除蝗虫。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矿物质和油性化合物，或者是毒烟来防除蝗虫，首先，利用石灰和稻草灰来进行防治，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就记载过这种方法，把草木灰和石灰碾压成细末撒在粮食上面，蝗虫就不会啃食农作物了。

（12）油化物驱除蝗虫。清朝时期常常用油和水混合在一起撒在农作物的枝叶上，蝗虫不会啃食这种沾上油的农作物。

（13）熏烟驱除蝗虫。清朝《除蝗备考》记载过这种方式，用木杆，稻草杆等东西燃起浓烟，借助烟雾中的有害物驱除蝗虫。

三、蝗虫灾害带来的影响

结合历史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蝗虫灾害一般会发生在封建王朝的末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一般来说，如果社会安定，蝗虫灾害也会被治理住，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战乱贫乏，蝗虫灾害很难得到根治，于是便会引起大爆发。

这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后晋天福七年。山东河南等地爆发了大蝗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社会动乱，很多农民揭竿而起。

蝗虫不仅破坏庄稼，甚至还吃人毁物。明朝崇祯十七年，河南地区爆发的蝗灾，就出现过蝗虫攻击民间小孩的消息。乾隆五十年有记载蝗灾发生时，有路人看不清路，被蝗虫吃掉。

总结：

在我国古代，治理蝗虫的方式有很多，这些都是古代人民勤劳创造的结果，蝗虫灾害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我们不能够过度开发破坏大自然，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

中国蝗灾情况如下：从环境角度看，主要是由干旱灾引起的。从其生活习性上看，主要是：（1）它有群居的习性。（2）它有很强的繁殖力。（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难于防治。（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发生的原因：暖冬后蝗灾易泛滥，全球变暖，尤其冬季温度的上升，有利于蝗虫越冬卵的增加，为第二年蝗灾的爆发提供“虫卵”；此外气候变暖、干旱加剧，草场退化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将为蝗虫产卵提供合适的产地，而且蝗虫适应干旱的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其他昆虫和鸟类在此情况下都不能生存，而且能造成蝗虫疾病的一种丝状菌被抑制，故而使其数量大增。因此专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未来蝗灾发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1、生态治理。预防蝗灾的发生，我们首先要针对蝗虫的生理特征进行。通过改良蝗虫产地的植物品种、环境等来治理蝗虫。例如蝗虫会以玉米、小麦以及水稻等粮食作物为食，而不吃苜蓿、果树等职务。所以我们可以在蝗灾发生地种植一些蝗虫不吃的作物。对于一些地势低的地方，可将其改造成养鱼池，减少蝗虫的生存条件。然后增加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使蝗虫无法产卵，也是能够有效的减少蝗虫为害的。 2、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对环境是不会造成影响的，对人畜的健康也能够保证无害。并且简单、投入成本也比较少，使用生物防治也是治理蝗虫为害的主要途径。我们可用生物农药进行蝗虫的防治工作，现在较为成熟的为蝗虫微孢子虫防治技术。蝗虫在进食了有微孢子虫的食物后，会得一种微孢子虫病，一直到死亡。这种病主要是利用食物污染来让蝗虫互相残杀，以及产下含有微孢子虫的卵，在蝗虫群当中进行传播，使其成为一种流行病。进行一次防治之后，能够使该病在蝗虫群中流行多年。 3、化学物质。有过专业的数据调查显示，蝗虫群行动的一种主要因素是因为一种5-羟色胺的物质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物质来控制蝗虫群的发展。不过在长期内，害虫控制的方法还是无法全部革新的。因为用于中和5-羟色胺的化学物质还能够设计出能够渗透入蝗虫表皮的鞘。并且这种化学物质是需要蝗虫在单独情况下的时候才能够使用。而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蝗虫分布在土地上的稀疏目标。因此还需要对蝗虫的生理学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减少蝗虫危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中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中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状况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中国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方法等问题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黄河流域蝗灾特点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在大水泛滥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郑州以下黄河河泛蝗区以及渤海湾蝗区也都直接受黄河历代决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变以及河口泥沙堆积等作用形成。因此，从对近代黄淮平原东亚飞蝗发生基地的分布及其近300年来蝗虫猖獗发生的原因，以及各地县（府、州）志所记载的资料，结合各河道历代变化分析中，可以认为：这一地域内东亚飞蝗发生基地以及蝗区的形成是与黄河河道的历代变迁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从东亚飞蝗发生基地在黄淮平原的形成时序上看，当前黄河在海口形成的三角洲蝗区应系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追溯黄淮平原的生成历史，推断最原始的东亚飞蝗发生地可能系郑州-开封东北至临清-禹城以南的古黄河冲积扇地带；河泛蝗区的形成次之，滨湖与内涝蝗区的形成则较为近期。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河泛蝗区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湖蝗区的形成都有较明显的作用。黄河中、下游沿岸的东亚飞蝗蝗区，除利津以下的滨海蝗区外，主要有两个类型：河漫滩蝗区（一般可分上、中、下3个滩区，中滩是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和黄河故道及泛滥蝗区（黄河改道后遗留的故道和决口的泛滥区，即黄泛区）。黄河流量、水位与淹滩面积有一定相关性，一般是流量大、水位上升，淹滩面积增加，对东亚飞蝗在滩区的发生产生较大影响。上水时期与积水时间对东亚飞蝗的影响：5月份河水漫滩并于6月退水时。减轻当年夏蝗发生程度。7月上、中旬上水到8月上、中旬退水时，则秋蝗发生面积最小。8月底以前上水、退水，秋蝗随退水产卵，来年夏蝗则偏重发生。在9月上、中旬秋蝗产卵盛期上水时东亚飞蝗向未淹水的较高的老滩集中，来年夏蝗在较高地带常出现小面积高密度蝗群。如果连年黄河流量较小时，滩地上水面积减少，东亚飞蝗发生面积增加；相反时，绝大部分滩地连年上水，则东亚飞蝗发生较轻。由于黄河断流时间是夏秋季（7～9月）和春夏季（2～6月），这期间正是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期，河道的断流直接影响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滩地飞蝗的发生动态。据调查，在河南省黄河的20个断流年份中，有15年同时发生了100头/m2以上的高密度；从1971～1997年工27年的蝗虫发生情况分析，黄河流域东亚飞蝗重发生年份则有17年，除1985～1986年的发生与黄河无直接相关外，均与黄河断流直接有关。广大牧区蝗灾特点中国牧区总面积416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43%，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牧区及农牧交错区则地处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其年降水量约50～400mm，干旱发生频次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灾严重影响牧草的产量和质量。广阔的草原包括荒漠、半荒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山地草原草甸地区。由于草原和草甸的地域性及植被类型的差异，那里的蝗虫发生特点与我国黄河流域农业区域有明显不同。其主要特点为：种类多（约200种，去中可造成危害者约20多种）、分布广（不同类型的四季牧场及农牧交错区几乎均有蝗虫分布）、密度高（不同类型牧场均可发生较高密度的蝗虫）、食性广狭不一、优势蝗虫种群发生期迟早不同、某些优势蝗虫种群如西伯利亚蝗、意大利蝗、亚洲飞蝗等的扩散迁移与繁殖能力较强等。因此，草原蝗虫的成灾特点与农业区飞蝗成灾特点不同。牧区及农牧交错区蝗灾发生特点常由于草场退化、沙化、过渡放牧（草场牲畜载畜量超载）、泛垦草场等较为严重，这不仅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也导致了某些蝗虫种群（特别是那些旱生类群）的猖獗发生与危害。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着草原及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蝗害的治理上，除仍应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原则，并以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维护其动态平衡为指导思想，继续贯彻“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方针，以达到保护草原和农牧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多次发生蝗灾，古人以以下三点治理蝗灾的办法：第一是吃，各种吃法都非常流行；第二是鸡鸭鸟生物防虫，鸡鸭鸟都会以蝗虫为食；第三是驱虫药，艾草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