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交往方面,东南亚大陆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的交通便利与经济上的交往的密切程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它与南亚的交往,但从文化影响上看,南亚的斯里兰卡在这一时期特别是16世纪前仍然是为越南以外的大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提供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根本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缅、泰、老、柬等国所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影响与前一时期已经接受的宗教文化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更能适应东南亚封建领主制国家和村社居民的需要。
同时,位于大陆东南亚西部和中部的这几个国家,由于相似的气候、土壤,类似的农艺技术以及相似的社会结构,以及只拥有较小的人口密度(大约只有越南中北部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它们的农业文化与村社传统也有相似之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更为强盛的封建国家的出现,西部大陆的缅甸和中部大陆的泰、老、柬之间的交往也更为频繁,尽管这种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仅仅在缅甸与泰国封建王朝之间,在16~18世纪就发生过20多次战争),它们在艺术、文学、法律、君主制度等方面的共性以及从相互接触中发展出来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宗教纽带有所加强。
纵贯南北的山系和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和湄公河虽然造成了大陆东南亚东西走向交往的困难,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与深受中国制度和文化影响的大陆东南亚东部的越南有较大的不同之处。除了这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地理因素对南传上座部佛教诸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当时主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两个国家中心地区的周围都有高的山地,主要的交通有赖于两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伊洛瓦底江和湄南河,南部则都是海岸,从而形成了对外交往较多、商业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农业较为集中而商业较落后的北方的竞争和冲突。
这种南北竞争和统治集团对统治中心(首都)的选择,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湄南河流域的古代泰国经历了从素可泰到阿瑜陀耶再到曼谷王朝的发展,其政治和经济重心、中心总体上看不断南移,本身的政治融合过程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更多地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缅甸,在蒲甘王朝瓦解后政治重心在灌溉农业发达的北方和南方沿海地区之间摇摆,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由于缅甸的基本经济区一直在从曼德勒到蒲甘一线依靠水利灌溉而获得稳定的农业(主要是稻谷)收成的中部,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还是在中部地区,在18世纪最终还是落在伊洛瓦底江流域中部的阿瓦(曼德勒)。
相对于中部干燥地区来说,包括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在内的下缅甸虽然有更充足的降水,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治理大面积沼泽地区和抵抗热带疾病能力都较为低下的古代,当时大量的泥土淤积、频繁的洪水泛滥以及严重的疟疾都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也使得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还难以得到开垦、发展。而缅甸沿海地区的商业虽然也有所发展,但由于不在东亚一南亚—西南亚一欧洲贸易或者说丝绸之路的主航道上,其发展水平和规模一直相当有限,远远不能同泰国的阿瑜陀耶相比。
因此,在稻作业和控制劳动者的规模成为国力强弱的古代,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就自然成为缅甸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阿瑜陀耶在农业基础以及海洋上的优势的结合使得它超越了南北对立的局限。阿瑜陀耶王朝和曼谷王朝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和对外贸易,它的政治经济也更加依赖海洋贸易,其上层文化与缅甸宫廷相比也更加外向和开放。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初期,华人的迅速增加以及华人主导的经济迅速增长也有助于曼谷王朝经济实力的壮大,甚至使它改变了历史上对缅甸的军事弱势地位。
由于曼谷王朝把它的首都从中部的阿瑜陀耶迁移到沿海的曼谷,19世纪以后它时断时续地扩大了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而退居内陆的缅甸则更趋向于内陆地、依靠传统的制度和国家组织的权势,在19世纪初就仅保持了盛极一时的外观,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后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越南古代历史不同于缅、泰等国,它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也不能忽略了印度文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0世纪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后,它的政治制度、上层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中的中国色彩进一步增强,与“印度化”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明显。
在越南封建王朝的统治扩展到现在越南中部原来的占婆和南部原来的高棉人王国以后,主要在中国文明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越南传统文化在这些地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在19世纪初,由于占婆人、高棉人、山地居民以及非中国化的越人的影响,越南社会文化甚至物质文化保留了一些东南亚的特色,包括文身、斗鸡、嚼萎叶、干栏式房屋。越南古代描绘各民族的彩图(印本),(高脚屋)、形式多样的先神崇原件藏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拜、较为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影响、自古流传的民族精神等。它们大有超越官僚体制之势。因此,无论是把越南当作一个整体还是将南北分开看,它的基本地缘政治条件和中国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这些不同之处包括:越南和它的附属王国加起来面积和人口都不大、远离游牧民族、越南式的村社的长期存在、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对海洋经济程度日深的依赖等。这些因素一方面将越南与东南亚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使越南不同于中国。然而,越南文化虽然带有一些东南亚文化色彩但较中国文化色彩淡薄得多,尤其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至于占婆,作为深受印度文化影响而又与独占婆雕刻。越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在地理上同处于大陆东南亚东部,但3世纪以来占婆主要受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影响,13世纪后又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经济上,占婆虽然有山地、平原与海洋经济,但土地贫瘠,农业资源不足。这两个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都很大。两国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紧张,封建帝王都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占有更多的资源,这就使得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结果,是在政治、军事组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有优势的越南最终兼并了占婆,从而把它的制度和文化扩展到了整个大陆东南亚东部,尽管越南中部仍然保持了众多占婆文化的遗产和影响。
随着西班牙的殖民征服,天主教在16世纪以后传入菲律宾。西班牙在菲律宾传播的天主教也只是作为基督教分支的西方宗教,而且一直到19世纪中叶都置于西班牙教会的统治下,具有浓厚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抓手”,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正如《牛津基督教史》所指出的:“主教、西班牙政府和强有力的修会构成的三重复杂关系,使本地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很难脱颖而出。菲律宾人鲜有加入修会的机会,即使是在没有什么特权的教区神职人员中,他们的地位也往往非常低下。菲律宾人从总体上被认为不适宜成为修会成员,因为他们的神学院教育水平比较低。
至于修会,它们无意同不忠于西班牙的人分享政治权力。这种情况引起了菲律宾人的极大不满,尤其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菲律宾神职人员的不满。但如果人们试图获得平等的地位,就要被当作是犯上作乱。”因此,如果说早期国家时期的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文化与当地族群、国家政权的上层结合。
当地各具特色的制度与文化都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那么这一时期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越来越趋向于地方化、多样化和民族化,这种民族化在大陆东南亚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外来宗教、文化与当地主体民族的文化深度融合,为这些民族(越族、泰族、缅族以及佬族、高棉族)的几乎全体居民所接受,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即使在海岛地区,也出现了伊斯兰教与马来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天主教与菲律宾中北部民族文化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