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论文1000字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者仁心作文10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由于视力渐弱，暑假便随同老爸去了石新医院看眼科。

来到医院，测体温，粤康码，挂号。种种过程进行得一丝不苟。我向挂号的前台打听到了五官科的地址，在那里排队等候。

只能说这年头智能手机的感染力也是强的很：挂号眼科的，大到十七八岁的大学生，小到四五岁的幼儿园孩子，更有一边挂号，一边抱着爸妈手机在看动画的一二年级学生。等了差不多半个钟，我才见到了眼科医生。

听到广播高声喊着我的名字，我便放下书，迈入眼科医生的工作室。干净、整洁、敞亮，是我脑海中闪出的第一串形容词。此时我才细心打量着医生的相貌：医生三十出头的样子，口罩下的五官看不清楚，但眼角因笑容而带起的少许皱纹，却无一不显示着他的慈祥。他如绅士一般示意我坐在一旁：“安哥，请坐。”温柔而干练的男音响起。一句“安哥”，瞬间拉近了我与医生的距离。我颇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一旁，仿佛对面坐着的是一个礼节有加的贵族绅士。

先是询问了我的病症，得知是因为直视电脑屏幕过久而引起的眼睛不适。随后用透光的机器细细看了两只眼睛，扶了扶眼镜，说道：“眼球前后径为22毫米，正常人是21。5毫米，所以说真性近视50度，不过还没有到100度，持续保护应该还可以挽回。戴眼镜自然是没什么必要，但是建议你再去做一个彩超，看一看主要问题是什么。”

缴费，排队，等待。一系列的步骤，如机械般进行着。差不多有一个时辰才拿出了彩超的单子。步履匆匆回到眼科，医生也恰好在为上午的最后一个病人做检查。

“久等了，安哥。”他轻轻接过彩超的单子，略微眯眼，便在键盘上快速地打出了我的药方，一边还说着：“病因很清楚了，是玻璃体混浊。里面有一些杂质，这才导致你看不清远处的物体。你看啊，你的玻璃体里面有一些白色圆点，随着机器的移动而移动，就好像天空中的云，把太阳光遮住了，让你看不清楚同样捉摸不透。一般这种病情导致的有两个原因，大部分都是看书太认真了，当然电脑屏幕的影响也很大。但是，看你应该是初二刚考完生地会考吧？”我点了点头。“嗯，那我这里给你开了几个药方，你先去缴费，然后来这边，我告诉你怎么使用。”

等到再返回五官科的时候，医生已经在收拾了，看来是想休息一会。见到我来，并结合我手中的药，一个一个详细地介绍他们的作用：“你看这个退云避翳丸是用来消除你玻璃体内的浑浊的，这个夏枯草颗粒是用来辅助消除玻璃体混浊的。消炎滴眼液用来清除玻璃体内其他跟炎症有关的杂质。冰敷眼贴睡觉前敷一个，如果感觉睡不着就把它取下来，但是敷的时间一定不少于半个小时。”我耐心的听着，心中不免荡起一片涟漪，感受到一位医生仁心的光芒。

“好了，记住啊，看书显示至少30厘米，电子产品使用每天少于一小时，避免强光直射，回家好好保护眼睛哦，按时吃药，7天之后再过来复查。”说着对我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也笑着说道：“谢谢医生，走了啊。”

回家的路上我在听我爸说，其实每个医生卖出每样东西都会有提成。卖的越贵，提成的也越多，更别说那些直接卖一副1000多块的眼镜的医生了。老爸看了看医生给我的药方，都是一些不贵的基础药品。

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真正为病人而着想的医生，是拥有一颗仁德之心的医生。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在将来或许不能像那些权威医生一样，在手术床前进行着复杂而又困难的手术工作，但我也会尽我的全力给每个病人最好的帮助。这次疫情，非但没有打击到我永不放弃作为一名医生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执着的信念。这名尽职尽责的眼科医生也同样坚定了我要当一名医生的决心。

医者仁心，这并不是每一个医生的使命，但却是医生们难能可贵的精神。

人到了耄耋之年，不免要说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一些惆怅伤感的话语。能在风烛残年之际仍一心想着为别人服务的老人，恐怕屈指可数吧。出现在“感动中国”节目中让我感动不已的胡佩兰医生算一个。

98岁高龄的胡佩兰医生，按理说本该在家享天伦之乐的，但是，她却义无反顾地坐上轮椅，踏上了每天义不容辞的工作道路。看着荧幕上老人瘦小的背影，我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胡佩兰医生总能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体会病人的痛楚，用爱的春雨滋润病人憔悴的心，淅淅沥沥满是医生的情。胡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

融在那一张张用真诚与关爱写的廉价却又有效的药方中，犹如佛语福音，无声无形中，播撒给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

其实我的周围也不乏这样的人。比如，惠康门诊的儿科老医生林大夫，年逾古稀，岁月染白了青丝，但他却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尽着医生的责任。记得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经常去“拜访”林大夫。每每，林大夫都会怜爱又和蔼地询问我的病情。输液时，他都会从万忙中抽出时间来到病房里慰问病人。林大夫就像爷爷一样，严谨又十分慈爱。现在，他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不能到医院上班了,大伙儿的心都空落落的。春节,我给林爷爷打电话拜年,林爷爷还叮嘱我如果生病了要看病,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不收钱。心中涌起的暖流滋润着我的.眼睛和心灵。

两位医生的事迹，让我不禁潸潸，潸潸。两个高龄老人，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余晖里将光和热量撒给社会，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传递着仁爱和福音。作为青春年少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逃避自己的责任，对世事都袖手旁观呢？

每个生命，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有为这个世界添彩的义务。只要我们的心跳还在，就应为家庭、为社会献出我们的绵薄之力。作为一名学生，学校就是我们的舞台。上课的每一分钟，我们务必要认真对待，因为每一个40分钟，都是为我们将来的成功垒下的一块基石。按时完成作业，是我们的义务；一笔一画，书写的是我们肩上的责任。做好劳动，扫帚拂去的不仅仅是尘埃，还有我们的惰性。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听到对胡医生最贴切的颁奖词，我不禁潸潸，潸潸。

胡医生，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用爱心、用真情创造出了不平凡的感动；同时她也是一尊佛，用仁心，把爱播撒在人间。她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一刹的感动，还有无限的遐思，更是鼓励我们人生航船前进的一股清新的海风。

有人曾说一个好的医生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安慰，却总是去倾听。对这样精辟的概括，我真的由衷地佩服。一个合格的、好的医生应该肩负起对自己、对病人的责任，不忘时时充实自己，以精湛的医术去救死扶伤。一个合格的、好的医生不光要医治病人身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创伤，更要以慈母般的仁爱去抚慰那些伤心绝望的心灵。一个合格的、好的医生也必定是一个称职的倾听者。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钦佩那些为了解除人类之病痛而无私奉献的医者们，同样，我也憎恨那些隐匿在医生群里鱼肉患者的败类。我知道人只要活在世上，就难免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这样那样的诱惑。对于医生来说，来自药商与患者两方面的诱惑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我痛恨那些不遵守医疗道德的医生们，同时却又深深的理解他们。医生也是人，医生也要生活。纵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从早忙到晚，如果没有奖金，每个月身心俱疲换来的六百多元的工资也不够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许多指标没有达到，又哪儿来的奖金？

妙手不一定都能回春。现代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病人对医生的期望值也愈来愈高，但是目前人类能真正治愈的疾病呢，却没有同比例的增加。病人及其家属急切的心理，大家都理解，但是很多时候，病患一方有些稍稍不满意的地方就和医生杠上了，于是纠结的医患关系由此产生。

每一个立志当医生的人想必都曾怀有一颗仁爱善良的心。他们喜欢穿上白大褂的神圣感，喜欢病人们信任的眼神。但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为了与之适应，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改变。培养一个合格的、好的医生绝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它更需要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理解、支持与尊重。学校教给医学知识，家庭提供精神支柱，社会营造和谐氛围，只有这样，身着白大褂的医者们才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去潜心救治病人，才能无愧于白大褂下闪闪的红心。

于人于己，但求无愧于心！

2035年，28岁的我结束了医学博士的学业，来到鼓楼医院当一名医生。

这一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强国，许多外国人都梦想着来中国学习和生活。我们鼓楼医院作为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医院，治愈了无数中外的病人。

我们医院设立6个诊区，分为亚洲区、欧洲区、非洲区、南美洲区、北美洲区和和大洋洲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医学博士，三个机器人助理，一台万能检查仪。每天早晨，经过预约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约两千多名患者，像潮水一般涌进我们的医院，面对面地进行治疗，他们都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医生们，希望自己的病情得到根治。除此以外，每天还有两万多病人通过网络进行远程诊断。

我作为北美洲区的医学博士，每天给不同国家的病人治疗，有美国，加拿大，格陵兰等等。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宽容，崇尚和平，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歧视其他种族，对于来医院看病的白人，黑人，我们都以礼相待。

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位美国老奶奶来医院看病，她又瘦又高，满头白发，脸上堆满了皱纹，走起路来歪歪倒倒，在一位小伙子的搀扶下走了进来。机器人运用大数据系统扫描得知小伙子是她的孙子，是南京大学的留学生。老奶奶说她已经病了5年，在他们国家已经无法治疗。当她把身体靠近万能检查仪，“滴”的一声，检查仪立刻就展现出一个3D立体画面，上面有她的名字、年龄、血型分析、性格分析，老奶奶看得目瞪口呆，感叹中国科技实力的强大。经过检查，老奶奶患了格林巴利综合症，一种以前很难治疗的多发性神经炎。我告诉老奶奶，安排她住进特种无菌治疗室，预计一周后就能痊愈。老奶奶听了，千恩万谢的走了.

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现在已经实现了我小时的梦想！我是幸运的，处在这个最好的时代，而我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治疗好每一个病人，去除他们病痛，让他们的生活也充满阳光！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心理学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心理学构建医患关系的“和谐社会”》

【摘要】医患关系，顾名思义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着救死扶伤，责任义务，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它是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心理学人本主义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理论：“以人为本”充分的体现医患关系在社会中应如何更好的搭建。文章就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了目前医院中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医患关系 人性化 和谐社会

一 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患之间交往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心理或情绪状态，会影响他与人的交往。心理应激，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是影响医患交往最常见的因素之一。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都会经常地处于心理应激的影响下。对于医生来说，不仅需要对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而且要帮助解决某些心理、社会问题。当医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满足上述的需要时，就会对自己的患者的处理感到忧虑，或担心自己不受患者欢迎，从而造成心理应激和危及医患关系的心理反应。

(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发生于有两个竞争目标出现之时。按理说，在医疗情景中医患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患者的复原或康复，不应当有冲突。但实际上医患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并成为损害交往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间冲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医患双方在医疗事物中地位不相当。医务人员，由于其医学专长，加之患者对他们的依赖，当他们处于受支配时，就会造成医患间的冲突。造成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医患双方对对方的期望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履行医嘱，并直截了当地向患者表达自己的期望。如果患者没有照自己的话来做，医务人员就往往公开表示不快或生气甚至恼怒。

(三)医患间的交往障碍：在医生方面，主要是有的人虽有较高的技术，但缺乏医德修养，有的人甚至两者都缺乏。他们在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的病痛缺乏应有的同情和责任感，对患者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厌烦甚至鄙视，以权威、救世主自居。在医务工作中，对患者以是否有“治疗价值”或“科研价值”的标准去对待.只注意自己“提高技术”而不关心患者的疾苦;对常见病、多发病不是马虎地诊治，就是一推了之。有些医务人员因受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以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某种物质利益或获得某种方便来确定医患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在患者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变得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反应敏感，对医务人员过分挑剔或态度冷淡，这些都会成为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不过除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患者是由于患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与异常情绪。只要医务人员能够了解到患者并非是有意识地作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以热待冷，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进行诊治和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这些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是容易克服的。在医务人员方面，主要是对患者所说的话即使是与疾病有关，也常常不愿听完，甚至显得不耐烦;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愿谈、不愿听、不愿问。在患者方面，由于医学基本知识的缺乏，在医患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与疾病有关的话，也只是与医生进行“封闭式”的回答，很少采取讨论式的交谈，而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想说，不好意思去交谈。这样，医患双方交换的信息就受到局限。

二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措施

(一)、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作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是本职所在，而此外还需要拥有乐于助人，充分理解，善于安慰等美德，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对于患者来说，身体上的痛苦是一个方面，医生还应该从心理上完全治愈患者的恐惧阴影，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水品，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魅力。医生按患者看待疾病的方式去理解患者的问题，不主张给患者事先贴上种种诊断标签。从根源上抓好医患关系，使医生与患者之间互相信任，互敬互爱。

(二)、构建良好医德医风：医德和医风既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写照，又是责任心的表现，也是形成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面对如今医务人员只对病不对人的现象，要培养医务人员换位思考的能力，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患者，诊断时不仅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更要让患者充分享受知情权和决策权，让患者感知医务人员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攻克疾病，从而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类似于“园丁和花”的关系，医生促进患者固有的成长趋向，根本的看待患者问题，全面的做到医患之间平等的地位。此外，还必须加强医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让其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所在，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时刻为患者着想的工作理念。

(三)、营造和谐医疗氛围：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是挽救生命，医治患者的地方，因此，好的医疗环境是治病救人的关键，不仅仅要保持医院的整洁，肃静，无烟，更要保证医院设施的人性化，科学化。首先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良好的医疗环境能够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为患者服务的工作中;对于患者而言，应该给予患者提供舒适、和谐、便捷的就医环境，提供简化、方便的就医程序。

(四)、增加医院的优化服务：良好的医患关系来源于细微的细节、精湛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要想使医生与患者之间本来严肃的关系变得亲密、信任起来，就需要改进医院的各项服务质量，在硬件设施争取上达到国际标准，以免误诊现象的发生，在软件设施上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贴心的呵护，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总之，医患关系决定了医院的发展，也是医院竞争力的体现，而医院文化的创新，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遗留的难题，而且能够明显改善医患关系，让医院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让患者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让每一位医生都真正拥有白衣天使的美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完全信任医院，信任社会医疗队伍，让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怀业，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2007,7(12)：1148-1149

[2] 于晓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医药指南 2008,6(21)：204-205

作者单位： 100000 北京佳美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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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