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研究论文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3）关于康有为的帖学、碑学修养，我们从《广艺舟双楫·述学》中可见一般：十一岁临池便以《乐毅论》及欧赵书为范本，后又涉猎小欧《道因碑》，并取《圭峰》、《虞恭公》、《元秘塔》、《颜家庙》临之。行草则取法孙过庭《书谱》及《阁帖》，兼取法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又临苏米，攻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三十八岁时的小楷《殿试状》，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成绩，亦可以算作二十余年来“帖派”楷书学习的总结。二十五岁时入京应试不第，而购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才颇远于俗。至三十三岁著成《广艺舟双楫》，提出一整套“尊碑”的书法理论。至此，为其“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的书学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所占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他真正纳碑于贴、入碑化贴并兼淘古今的实践，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岁月里进行的。从流传下来书法作品看，这种“欲兼诸美”的理想书风应是在他流亡生涯结束后才得以形成，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康有为按照自己“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4）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践磨砺，完成了“有个性地兼众美”的书风。他创造出来的这种书法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奇特的景观。对于这一创新，康有为自己的评价是：“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同识而夺之，移赠翰臣得入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有为《天青室白联》跋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审美习惯的新型风格，被书法界称为“康体”。

马宗霍先生认为：“南海书法想在六朝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

祝嘉先生认为康氏“书其母墓碑，固尝极力摹仿《爨龙颜》，然则体态则以《六十人造像》为近，岂亦三折肱于此耶？”（《愚庵书话》）

商承柞先生认为：“其‘尊魏卑唐’，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知其然，须从其历史谈起。其童年曾写过欧、颜等碑，还写过赵孟頫，在魏碑也下过功夫。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的《千秋亭记》，刻在四川省巴县某江岸的岩石上，知道的人不多。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将此拓与康字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5）

沙孟海先生认为：“他对于《石门铭》得力最深，其次是《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各种。他喜作‘擘窠大字’，固然由于他的意量宽博，但其姿态，则纯从王远得来（也有几层颜字），众目可共看也。邓石如、张裕钊是他所最倾倒的，作书时，常常参入他们的笔意，但还有一家是他写大字写小字以及点画使转种种方法之所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说过的，就是伊秉绶。试看他两人的随便写作，画出平长，转折多圆，何等之似。潇洒自然，不夹入几许人间烟火气，这种神情，又何其仿佛。”（6）

康有为虽然遍写各种碑帖，但确有偏重处，到底哪些碑帖对其书法风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从“康体”书法形式美角度分析其渊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综观康有为书法成熟期可以称作“康体”的作品，我们认为马、沙二位先生把其形式美最根本的渊源归结为《石门铭》的观点，是最有洞察力的。

“康体”在体势上深受北魏《石门铭》的影响，结体于庄严之外透露出纵横开张的气势。康有为于书法极重视体势。他说：“学书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画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向背、往来、伸缩之势。字妥贴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章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淫久之，习作熟之，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记》曰:‘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7）他认为“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并强调“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王田葵先生在分析“康体”书法艺术特征时说：“在‘孳乳浸多’的‘康体’里，流贯着一脉‘雄强茂密’的神采，在它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的骨、筋、肉、血以及动态线条的关联。康氏喜欢用逆峰入笔以蓄势，涩笔迟进以藏刀，饶有邓石如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张裕钊恢弘宽博，峻拔奇逸的气势。康氏晚年创作的《佛语轴》(天津博物馆收藏)，整幅字贯注着一脉魏碑风格。笔法多以尖峰起笔，收处无挫锋，折处提笔圆转，少方棱折角；横画多有隶意，行笔逆入藏出；点画中似乎有一种‘张力’，笔势纵横排荡，潜藏着书家无法遏止的情感力量。

确有一种超凡大度之态。”又说：“康有为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将魏碑的圆笔体势揉进行草，似不经意，又绝不乖张，工拙互见，欹正相生。康氏在尽可能地减少运笔动作，线条写得自然舒展，长短府仰，各随其体，取百物之状，依势成形，用一种生涩的笔势来促成隽雅雄健的气势。这是‘康体’典型的创造浑朴、奇宕书风的范例。而刊于《民国时期书法》的《行书轴》，则是另一类清峻瘦健一格的‘康体’字。没有常见的跳越、恣肆的笔法和洞达、奇逸的结体，似乎将痛快淋漓的心态收敛在平整的章法之中。然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以茂朴、雅拙的体势，峻厚的点画来造成浑穆气象的又一成功尝试。书家面对琼林瑶岛的自然景观，那江千远树，那岿然金山，一派浑穆宁静的气息溢于心中，这种心境化作手中的线条形象，便形成了浑穆的写意图境。整幅字气韵贯通，充分展示了“康体”的风貌神韵。正如丁文隽《书法精论》所说：‘康书纯以神行，不斤斤计较点画笔墨，乃其独到之处，一般书家难以语此。’”（8）文中提到的康有为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实是受宋初陈抟影响。前文中提到，康有为曾获观宋代陈抟书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楹联，该联全法《石门铭》，这也成为康有为深入理解《石门铭》书法的一个途径，使他所书的这幅对联之神采意蕴更接近《石门铭》书法，气势开张、书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和阳刚之美。

康有为对《石门铭》书法形式美的继承与陈抟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的书法体系中，《石门铭》是一个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秦篆、汉隶、北碑、南帖熔于一炉，创造了“千年未有之新体”——即“康体”。由于康体务求直率自然，故其字放纵随意，粗服乱头，以简驭繁，除尽小巧。点画线条直中见曲，富含张力，势如奔雷，力能扛鼎；间架结构纵横取势，横势为主，洞达疏阔，恢弘宽博；字与字之间多断而不连，纵横开阖，浑然一体；内心情感抒发任情恣性，畅通无阻，挥洒自如。以其大气、厚重、苍茫的高古气息，神妙境界卓然立于书坛。

“康体”的代表性作品如《飞白书势铭屏》，笔笔沉着，字字飞动，力韵兼盛，酣畅淋漓；《游华山登千尺峡诗轴》方圆绞转，贴势碑法，隶篆草情浑然一体；《追忆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已是碑帖泯迹，疾涩不拘，拗拔天成了。另外如《雄奇文章联》、《游存庐落成诗卷》、《广武将军碑跋文》等作品都充分体现着“康体”的艺术成就。从这些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石门铭》书法的笔法、体势、神彩、意蕴或隐或显的体现，《石门铭》书法已潜移默化融入到了“康体”之中，成为其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因素。

张金梁先生把康有为书法的特点概括为雄、博、古、逸四个字，是非常恰当的，他说：“在对康有为众多的书法作品读过之后，我倒觉得用雄、博、古、逸四字概括更恰当一些。雄是说，康氏的书法雄伟雄健、刚劲豪放，一派阳刚之气，其用笔淡化技法，标榜气格，大有横扫千里之势，这是其他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博是说，康字结体宽博，取法广博，知识渊博，康氏结字大都横向取势，体阔势足，稳如泰山，愈大愈妙。其学书的胸怀也够宽广的，欲‘集北碑南帖’、‘兼汉分秦篆而陶冶之’，没有过人的学识和高超的眼力是提不出这惊世骇俗之论来的，在熔古铸今方面，古今罕有书家与之匹敌；古是说，其书气象高古浑穆，用笔古拙，结体古朴，寓意古雅。‘康体’书法无唐后人意态，是难能可贵的，古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若入古出新、食古能化、古而不旧才是高手，康有为恰恰具备了这些素质；逸是说，康书大都逸笔草草，全以神行，无拘无束，飘逸潇洒，意态自然。在‘康体’书法中，罕见严谨刻板之作，手中之笔如一匹天马，不受任何羁绊约束而又不粗野。”（9）其中论及的“雄”、“逸”当与《石门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雄健豪放”、“飘逸潇洒”、“ 意态自然”构成了“康体”与《石门铭》书法共同的形式美特征，辉映古今。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57页。

［2］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3］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4］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50页。

［5］商承祚著《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见：《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6］沙孟海著《近三百年的书学》，见：《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22页。

［7］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48-849页。

［8］王田葵著《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金开成，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21-622页。

［9］张金梁著《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23—24页。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思想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要变法改革的。是国家摆脱困境。不同之处是：康有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讲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他的变法思想，梁启超主张“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必曰兴民权”他的说法是，国民不再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体，享有公民的权利。严复把西方进化论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用西方的思想来解释维新变法。谭嗣同则是变法中最激进的一个，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