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眼中的陈云毕业论文

长 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意思：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不怕远征的艰难险阻，把历经千山万水的艰难困苦看作是平平常常的事。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五岭山脉那样高低起伏，绵延不绝，可在红军眼里不过像翻腾着的细小波浪；乌蒙山那样高大雄伟，气势磅礴，可在红军看来，不过像在脚下滚过的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湍急的流水拍击着两岸高耸的山崖，给人以温暖的感受（暗示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的欢快心情）；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横跨东西两岸，只剩下十几根铁索，使人感到深深的寒意（暗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惊险悲壮）。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使红军欣喜的是翻过了千里皑皑白雪的岷山，人人心情开朗，个个笑逐颜开。

今天就我自己对长征的认识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座让中国人民应该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将永远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关于长征，说实话也不太好讲。长征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所以我不准备很详细地把这个过程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准备先着重介绍一下几个在长征中有争议的问题，有助于澄清一些认识。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争议，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理由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他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决策核心。军事上他也不是最高指挥者。遵义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在党内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之后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团长。因此，有人认为，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我们的看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提法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呢？简单列举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两个重要决议，都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央全会上举手通过的。党中央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得出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中央批准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采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表述。 这是我们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央的决议都是作了充分的肯定，很多领导人都是亲身经历过这段过程的。 第二个理由，我们说遵义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聂荣臻说，遵义会议决议是以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为基础形成的。会议通过这个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也就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定为党的军事路线，这比名义上的职务安排更加重要。而且，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形成的。当时，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党的负责人张闻天不熟悉军事；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重大决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形成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第三个理由，大量的史料，特别是亲身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的回忆，都肯定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比如陈云1935年10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时候肯定要真实反映情况。张闻天自己都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说明张闻天自己都承认毛泽东是领导中心。有关材料反映，当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起草组同志把形成的决议草案送给邓小平同志审看。当时，草案在表述遵义会议时，考虑到毛泽东没有名义上的最高职务，写的是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看了后说，这个事情他清楚，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的同志表示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根据这几点理由，我们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 南下与北上之争 第二个问题，关于南下与北上之争的性质问题怎么认识。 南下与北上之争，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党内发生的一场斗争。当时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国焘不同意，要南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作过结论。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里说，“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也就是说，中央俄界会议认为，南下北上之争是原则分歧。对此，以前没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人提出，大家都是战略转移、战略退却，只不过你想退到北方去，我想退到南方去，就是战略退却的方向不同，只是一个意见的分歧。 原则分歧和意见之争性质是有区别的。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场斗争绝不是简单的战略退却方向的意见之争，实质在于要不要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因为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是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制定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举过手，会下又出尔反尔表示反对，这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也是违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因为北上抗日是当时大势所趋。 其次，这场斗争关系到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张国焘并不清楚中央红军的情况，他估计最少应该有10万人，当时在部队中提出“欢迎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周恩来回忆说，会师后张国焘问他，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说，我们在遵义时大约有3万人，现在也就是2万人左右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张国焘手里握着8万重兵，而且兵强马壮。红四方面军从陕甘苏区撤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经过9个月的转战，兵力损失很大。红四方面军衣装整齐统一，看上去精神抖擞；而中央红军长途跋涉，衣衫褴缕。张国焘心里就不平衡了，加上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超过其他任何人。所以，他仗着自己枪多、兵多，就不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没法北上。中央为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他不满足，他要当军委主席。中央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却企图改组中央，控制党的最高领导权。你什么意思？要用枪杆子指挥党，这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场斗争看上去是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它的要害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斗争的再一个焦点是团结还是分裂，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按照中央的北上方针迅速北上夺取松潘，那么红军北上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艰辛程度会大大减轻，就不必过草地，损失那么大。张国焘坚持南下，事实上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场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之争，是一个原则之争，路线之争。 真正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研究中，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比如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问题，以前国内国外都没有人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过质疑。但是这个问题从2004年开始成为问题了。为什么呢？2003年底有两个英国小伙子重走长征路后，他们宣布说，根据他们用GPS精确计算的结果，红军长征的历程实际上不到官方宣传的2/3，只有三千七百英里，也就是六千多公里，一万两千多里。他们还说，如果要说两万五千里，那么是各路红军长征加起来的里程为两万五千里。他们这个言论一出来以后，国外一些媒体乘机渲染，说这两个人用他们的行动粉碎了中共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也就是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是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那么多。这两个人本身并没有恶意，他们走长征路后对红军的艰苦斗争精神是肯定的，觉得红军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的这些言论在国外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的一些媒体不了解情况也跟着说，在报道一些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时说将严格按照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行走六千公里。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红军走过的草地 两万五千里的概念是怎么来的？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10月23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召开干部大会总结长征。在这个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说，从瑞金算起，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当时，部队组织部分同志撰写长征回忆，并对长征的里程进行了统计。根据统计，毛泽东于11月5日在军委直属部队讲话时，再次总结长征说，“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符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毛泽东是长征结束第四天，在干部大会上总结时说的，下面坐着的人都是亲身经历长征的人，可能是虚构的吗？ 1935年11月13号，中共中央对外发布宣言，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其中明确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准备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对外发布宣言时也用了这个数，应该是很慎重的。所以，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对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说的。而且毛泽东说的非常科学，他是根据红一军团的统计，说走得最远的部队走了二万五千里，并不是说所有的部队。当然，二万五千里的概念后来成为红军长征的代词了，但确实有部队走过两万五千里，可以作为代表。不过，走得最远的部队究竟是哪一支，由于具体材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无法确认。现在唯一流传下来的材料是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记录，根据这份记录，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走了18095里。大家会说，也不到两万五千里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军里程，而且是机关的行军进程（直属队是由机关组成的），肯定比作战部队走路要少。为什么呢？作战部队要打仗消灭敌人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经常要穿插、迂回，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线。特别是作战部队中的前卫部队、侦察部队，担负探明敌情，开辟道路的任务，走的路就更多了。而且红军当时缺乏地图，走错路的情况也常发生。所以作战部队肯定比机关走得多。机关都走了18095里，那作战部队肯定走得更多。 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经委托四川省测绘局专门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还比这个数字多400里出来。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保留下来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材料是可信的。而且，红军在长征途中还担负着筹粮筹款和宣传群众的任务，发挥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这些都是要通过走路来实现的。比如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中说，到宿营地后，她们到下面的村子里去开展宣传工作，一来一回走了60里。像这样的里程都是不被计算在行军里程中的。老红军谢飞回忆，她们为了救护伤病员、安置伤病员来回奔波，她说，如果大部队走了二万五千里，她们至少走了三万五千里。所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对照这两个英国青年所走的路线，与保存下来红1军团行军路线，还可以发现，许多途经地点是不同的。为什么呢？70年过去了，地形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路是后来重修的，而修路一般都是要截弯取直的。因此，用现在的“重走长征路”否定当年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是不科学的。讲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对两万五千里概念有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达万里。 长征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一介绍，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简单介绍一下看法。除了有争议的问题外，长征研究中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国外有少数人，企图通过否定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而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的。我们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包括红军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也应该允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需要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丑化、歪曲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进而企图达到否定我们党、否定我们军队的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否定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否定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历史开始，进而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祸乱人心。这是一个应该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在外国人眼中，长征也是如此伟大。图为外国人著述的长征书籍王朝柱，著名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72年调总政文工团工作，历任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弃乐从文，相继出版《李大钊》、《爱的旋律》、《女囚徒》、《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等史传文学作品40余部，创作电视连续剧13部，包括《长征》、《延安颂》、《邓小平》、《张学良》、《开国领袖毛泽东》等。 军科院的同志讲了长征的历史，我想讲讲如何艺术地再现长征，讲讲长征这篇英雄史诗。 首先要感谢光明日报。我原来是作曲的，现在是作家，这个门槛是谁帮我打开的呢？有三分之一的功劳是光明日报。上世纪80代的时候，我写成了《李大钊》，当时光明日报的同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很成功。帮我打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我真的很感谢光明日报，这是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 长征是一部浑然天成的交响曲，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我为什么要写《长征》呢？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惊讶地发现，许多国家的人其实并不太了解中国，但知道中国有“两长”：一个叫长城，一个叫长征。所以后来我就在好多文章中说，长征就像是一个神话一样，在世界各地传扬，真是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十几年以前，美国有个大导演叫斯通，就找过我，想编个剧本，拍《毛泽东在长征》。说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很有意思，但我想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最后也没有拍成。去年的春天，好莱坞又有制片人来找我，还是要拍《长征》。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美国人也认为长征是一个了不起的题材。 前不久一个韩国朋友给我来电话，说韩国正在播《长征》，人们争相观看，我当时还不太相信。后来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人向韩国学《大长今》，韩国人向中国学《长征》”。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长征》在那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说明什么事情呢？不是我写的好，而是韩国人也看重《长征》这个题材。 在国外，许多华侨都买《长征》的光盘去看。今年在北京开过一个“世界城市市长会议”，当时华盛顿市长和纽约市长非要找写《长征》的这个人，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后来他们见到我，说自己身边的一些中国人和那边懂汉语的都在看《长征》，所以也想看一下，研究研究。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说长征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来关注。所以我觉得应该写长征。 当初我接到写作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的任务后，再次认真地审视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浮想联翩。可能由于自己是学音乐出身的吧，我惊奇地发现长征竟然是一部浑然天成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犹如万把军号，吹响了这部悲壮的《长征》交响乐序曲。接着，叠经广昌、建宁等会战的惨败，于都河壮别，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一直到血战湘江，真可谓是壮怀激烈！这也就是《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血战湘江惨败之后，由八万多人组成的中央红军锐减到三万多人，缺衣少粮，没有弹药补给，冒着初冬的寒风苦雨被迫败走西延大山，经老山界、通道、黎平、猴场、乌江一直到遵义，情绪低沉的红军指战员自上而下都在思考：“战无不胜的工农红军为什么会落得这步天地？”这种充满悲剧氛围的事件和节奏，宛如交响曲中的慢板第二乐章，如泣如诉，怆然而深沉； 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指挥岗位上来，始有土城之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奇袭贵阳、佯攻昆明、北渡金沙江、抢占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雪山等著名战役。红军终于走出被动挨打的态势，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一组组灵活机动的战争画面以及那一幅幅喜庆胜利的场面，组成了《长征》交响曲中的快板第三乐章，节奏明快，给人以昂然向上之感；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阴谋夺取中央领导大权，使红军陷入草地之危：高寒缺氧，少衣断粮，红军再次面临生死抉择。它就像交响曲的第四章，天然地呼应第一乐章，再次展现出悲凉怆然的史诗画面。待到腊子口战役胜利结束，笛子吹响明朗的陕北《信天游》，这部《长征》交响曲就在毛泽东笔走龙蛇书写七律《长征》的画面中进入了胜利的尾声。 但是，如何把红军用生命写成的这部浑然天成的《长征》交响曲化作一部有艺术感染力的电视力作呢？这是每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剧作家必须回答的。 《长征》毛泽东的形象塑造 关于长征，大家星星点点的都知道一些，但长征的全貌究竟是怎么样的？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我们建国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比如建国后的十大元帅里有九个元帅都是长征锻炼出来的。这么多历史人物，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怎样展现给大家呢？下面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说长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毛泽东。 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各种以长征为题材的艺术形式，感染着一代代的人们。图为电视剧《长征》剧照 长征开始的时候，因为苏区丢了，许多人都产生了怀疑情绪。比如大家都说湘江之战惨烈，从八万六千人打到只剩三万多人。其实我到湘江考察，江面不过一百多米宽，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百米，五万个人放那里，还不卡死了？后来我看了很多材料，看到毛主席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其实就是打散了啊！湘江战役之后，陆定一写了一篇文章《老山界》，凄凄惨惨的，这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感觉。 但是，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有词为证——“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大家不理解毛泽东是种怎样的心情？都败成那样了，要吃没吃，要喝没有，还快马加鞭？在中国的词当中，没有太著名的十六字令，但是唯独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阙，48个字，很著名，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不像别人那么悲观。所以我要把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写出来！ 长征的时候毛泽东41岁，正是最成熟的时候，处理问题的策略性很强，这是我要表现的毛泽东的另一面。比如说遵义会议，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也是众望所归，但依旧面临着一个向共产国际如何交代的问题。所以担任核心领导的“新三人团”还包括张闻天和周恩来。张闻天是斯大林所支持的博古和王明的老师，而周恩来在斯大林那里印象也不错。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是有很多考虑的。现在有种说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如张闻天，我看了全部长征期间的电报，遵义会议后基本都是毛泽东起草的，应该说毛泽东拥有实际的指挥权。 长征中，毛泽东不仅以自己的军事天才领导失败中的红军走向胜利，而且还利用手中掌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战胜了中央主要领导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战胜了持强自傲的张国焘公然向中央夺权以及分裂与危害党的阴谋。对此，彭德怀曾说过“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我以为这话是公允的。 最后我给大家讲的是地域文化对毛泽东性格的影响，这属于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毛泽东是在湖南长大的，自然受历史上楚国文化的影响，楚国的地域文化是什么呢？从地理上看，长江冲出三峡，然后在两湖大地一泻千里。所以这里的人性格刚烈，连民歌男的都比女的唱得高。古代的屈原，一直到后来的陈天华、谭嗣同，这些湖南人都有这样的性格特点。 总之，作为编剧，忠于历史、匡正历史，展现一个长征中有血有肉的毛泽东，才能征服观众。 周恩来的形象塑造 周恩来祖籍浙江、生长在江苏，从地理位置上讲，恰好是长江入海之地。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人们崇尚“春江花月夜”式的生活。而这些构成了“和为贵”、“忍为高”为核心的吴越文化。我们回忆一下周总理的为人，立即会想到“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八个字。如果说毛泽东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话，那周恩来就恰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了。 大家知道周恩来年轻时留学法国，后来还去了德国，所以他探索的解放中国的道路，就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要搞城市武装起义。周恩来搞过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他还搞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了还不行，他又支持搞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到中央苏区，打赣州、打长沙，提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口号。这样做就是想把当时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搬过来。 因此，应该说在长征的初期，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但是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很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作检查光提纲就五万字。后来周恩来更是为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主动让贤，没有一点私心地支持毛泽东；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等等。这都是展现了周恩来的高超领导艺术和超凡人格魅力。 电视剧《长征》中我用“捉虱子”的情节。有记载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外国友人时，曾公开叫大家回过头去，他要脱下裤子捉虱子！这是个真事，我就把它放到《长征》中：毛泽东不能容忍哪怕一个虱子的叮咬，在一次会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赛。而唯独周恩来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后来周恩来在过草地前夕病倒了，毛泽东去探望，结果看见邓颖超从周恩来的一件毛背心上就捉出163个虱子，手上弄的全都是血！毛泽东非常感慨：我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可周恩来任163个虱子咬纹丝不动。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刚柔相济，始可有成。 大家看，从1935年过草地，到1976年他们相继去世，41年里他们两个人一个刚一个柔，或者这儿或者那儿。所以，斯诺说毛泽东像骑自行车前面那个轮子，周恩来则是后面那个轮子。 “捉虱子”这个情节，不同的观众看后，我想一定会从不同的视角感悟到更为深邃的革命道理来的。 今天在这里我讲长征，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长征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要用长征的精神培养人、造就队伍，这也包括新闻界。毛泽东爱说一句话，做人要有一点精神的。 今天来听讲的年轻人比较多，所以我建议真的要有一点精神，做好中国现在新的长征。我经常说不要光宣传长征，长征过去了，是那一代人创造的，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办？我相信我们这代人还能够创造新的长征。创造新的长征要有一点精神，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朋友，你知道吗？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同志，一生功绩卓著，德高望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文化程度却是小学毕业，而且在每次填写各种登记表时，他总是认真的写上“小学学历”四个大字。一位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其文化程度上竟填写“小学学历”，这事既让人能相信，又让人不可相信。所谓让人能相信，我们相信陈云同志小学毕业这是真的，因为在旧社会那时他家境贫寒，上不起学，所以对此没什么可怀疑的。所谓让人不可相信，是说陈云同志参加革命后经历长期的磨练，他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众所周知，绝不止小学水平，若论其真实的才干，就是一般地大学教授也难以与他相比拟的。这也恐怕是我们大家所公认的。那么，陈云同志为什么在填写各种登记表时总是一直认真地填写“小学学历”呢？这才是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陈云同志填写“小学学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学历这东西，任何人都来不得半点虚假，应当是啥就是啥，不能有任何掺假的水份。我们知道，尽管他参加革命后，有很多时间或脱产，或相对集中接受学习教育的机会，但这毕竟不是像学校那种正规地学习一样，不管受到了多么高等的教育，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有多大的提高，也是不能代替正规学历的。再者讲，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正规地学历教育，不管其文凭有多高，都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也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和水平。所以，陈云同志坚持如实填写自己的学历，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假如一个人连自己的学历这样的事都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填写，那他还怎样谈得上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呢？陈云同志填写“小学学历”，体现了正直的人品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什么叫正直和光明磊落？正直，首先是正确的、公正的、客观的东西，不允许有一点儿走样，既不允许把一说成二，把小说大，也不允许把二说成一，把大说小。就比如一个人的学历问题，你压根儿是小学毕业，就不能说成中学毕业，不能随意夸大，也不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不断改写自己的学历，更不能给自己造假学历。光明磊落，就是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首先内心要大公无私，铁面无私，决不藏奸，清清白白的做人；其次对外能做到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堂堂正正的做事，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事决不让别人捣脊梁骨。在这两个方面，从陈云如实填写自己的“小学学历”上，都已充分表明陈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而且令人赞叹，可亲可敬。陈云同志填写“小学学历”，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正党风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大家，我们党既重视学历，又不唯学历，而重在个人的实际表现，重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他生前常警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呢？怎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呢？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群众。就以如实填写“小学学历”这样的小事来说，别说陈云这样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人了，在今天，就是一般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没有宽大的胸怀，也难以做到。而且，可能有的还会为自己是个“小学毕业”的学历而感到脸上发烧呢！所以，你要让他填写小学学历，他是没有那个勇气的。陈云同志填写“小学学历”，从这件事上说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在选人用人上是不注重个人学历的，而一惯注重的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干，重在实际表现。然而，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在许多地方似乎倒退了，有的一味只注重文凭，甚至只看文凭不看水平，形成了错误的用人导向。或者是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上不对号，就是一个人再有真才实学，如果没有或达不到上级文件规定的学历水平不说事，为此有的不仅败坏了实事求是的社会风气，而且还埋没了不少人才。譬如，有的单位的领导在选人用人上，别说小学毕业了，就是不是原汁原味的大学生都扬言一律不予使用。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学历不能代表能力、文凭不能代表水平的道理。看一个人的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看学历和文凭的高低，而是要看其对社会实际贡献的大小。同样，看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为人怎样，威信好坏，也不是他看学历和文凭的高低，而是要看他处理问题的实际能力如何。如果一个人的学历和文凭很高，但没有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群众的心目中也不会有多高的威信的，更谈不上有什么人生的实际价值。

学历只能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行程 二 万五千余里。 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或称南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 广 之间。 逶迤〔wei1 yi2〕：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乌蒙：云贵间金沙江南弦竟山脉。 走泥丸：《汉书蒯通传》，“阪上走丸”，从斜坡滚下泥丸，形容跳动之快。 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岷山：在四川和甘肃边界，海拔四千米左右。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