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尼斯比特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实践上讲，研究思维方式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因此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对双方的有效沟通都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种思维差异，并且以此去指导行为，才能够使双方的交往更有效。我们相信，随着心理学对思维方式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对文化影响机制问题的认识也必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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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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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未来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中国哲学的特点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在1903年以前都没有，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古希腊有“爱智”，“智”包括很广，社会、政治、自然、还有哲学都属于“智”。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这是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人要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大的进步。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比如诗歌、舞蹈、饮食、服装，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但是哲学不同，哲学是抽象思维，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对“仁、义、礼、智”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它的任务。哲学究天人之际，将自然、社会、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就会出问题。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哲学能盖工厂、盖房子吗？都不行。但哲学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如果哲学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就不够格。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哲学家、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神学统管哲学，哲学比神学低一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自然科学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哲学也分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等。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手工业开始发展，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劳动者集中，分工细致，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中国哲学讲综合，西方哲学讲分析，这种说法不算错。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因此它讲“分”就讲得少，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二、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导源期。这个阶段提出了好多问题：人类责任、人类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导源时期哲学家们对人和天（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哲学家说天是不可抗拒的，是最高的命令者；也有的哲学家说人可以胜天。还有人性问题的争论，有的说人性善，有的说人性恶。这些争论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代表人物就是孔、孟、老、庄，孔孟算一个大的流派，老庄算又一个大的流派。孔孟更多是从政治和统治阶层方面考论问题，怎么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庄注重自然，主张政府少干涉个人，希望个人的思想、行动自由多一些。后来有很多“家”，基本上从这两个主流派生出来的。我有文章讲过，孔孟是代表从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观察世界，提出方案；老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怎么样能过得自由一点，不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后来孔孟代表在朝的方面多一些，老庄代表在野方面多一些。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在朝的时候就讲孔孟，被贬官到了外地或者不当官退休了就讲老庄，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想，像苏东坡、白居易，也在过朝、也在过野。他们既崇孔孟，也崇老庄。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哲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奠基期。奠基期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诸侯国家很多，武王伐纣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参加，到了春秋只有几十个国家，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国家之间最后兼并成一个国家——秦。秦朝统治时间很短，继起的汉朝继起，统治时间长一些。这个时期中国成为了多民族统一大国，这是顺应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为在战国时期，没有一年不打仗，老百姓不得安宁，战胜的也有损失，战败的损失更大。当时百家争鸣，许多学派提出不同主张。归纳一下这些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治天下。当时的天下不是指现在的世界，是指国家，如何把国家治好、管理好。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他们都是在讲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有一些主张强硬一点，有一些主张缓和一点，不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统一，诸子百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趋势。统一以后对哲学有新的要求。秦汉统一非同寻常，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了，南方从长江流域延伸到珠江领域，北方是黄河领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实行有效管理，怎么把它管好？汉武帝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方法，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运而生。这种学说认为天跟人是一个整体，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上（自然）有的，在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人的眼睛代表日月，血脉代表江河，毛发代表草木森林，与天人是相配的。因此人做好事上天会有所反映，人做坏事上天会有所告诫。即使是皇帝，施行的政策好，上天就会有祥瑞，施政不好，上天就有灾难。当时也通过这一学说对统治者的作为有所制约。阴阳五行是基于天人感应说法的一套框架。金木水火土，有互相克制的作用，也有互相辅助的作用。金克木，这是从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金属的刀子可以砍木头，水可以克火，火可以克金；反过来木可以生火，火可以生土，土可以生木。五行相生相克的知识作为一个框架，可以推广解释其他现象。比如说中医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决治病的问题，人的脾胃属土，肝属木，肾属水等等。还有朝代的更替也是用五行来说明的。秦朝五行占水，接下来的汉朝就把自己作为土的象征，土可以克水，水来土掩吗。而且颜色也不一样，秦朝上朝以黑色为尊贵，汉朝则以黄色为尊贵。这个体系从汉朝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解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给现实提供一个框架或说明。今天看来这种说明很粗糙，也不科学，可是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能够解答问题，成为一个体系。阴阳五行学说被董仲舒建立以后，长期影响着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这么一个哲学，这个哲学可以解答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时期。中国统一以后，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弊端没有了，生产可以稳定了，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如果发生灾难，可以全国统一治理，外来的侵略可以全国组织力量抵抗。像长城，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兴建，这样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都取得了跨越。从汉朝开始，国家开始兴办学校，还开辟了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使人们眼界扩大了。但是从秦汉到宋朝，威胁统治的问题不是出自下层的老百姓，而是出自上层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这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制度和体系。从宋朝开始，哲学需要进一步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地位、国家的职能考虑得更多、更周到。比如说《四书》、《五经》中，《四书》比《五经》的内容浓缩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起来不到3万字。这就说明我们的哲学慢慢自《五经》集中到《四书》。《四书》中的《大学》特别强调教育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个是明德，一个是新民、一个是止于至善。完善你的人格，造就一个完整的人。有八个详细的条目，从格物开始，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心的修养，推广开以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部到外部，使整个社会有一个框架。《大学》给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摆正了地位，制定一个制度，这个变化是宋以前没有的。从宋以后，《大学》从上到下的中心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这两个观念深入千家万户，如果你不忠不孝，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身之地。客观上这是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要求，能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忠孝两个观念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路强调下来的，这两个关系轻重有点变化。在汉魏以前，孝比忠的地位更重要一些。管仲参加战斗时经常打败仗，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家里有老母要照顾，不能拼死一战。可见那个时候，忠与孝相比，孝更重要。后来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忠孝产生矛盾的时候，孝必须让位于忠。这也说明国家越来越集权。在汉唐的时候，君臣是坐而论道，都是坐着讨论问题。到了宋朝，宰相以下包括宰相没有坐着的。朱熹当过皇帝的老师，他老是发议论，皇帝不喜欢他，给他写了一个客气的指示，说你年纪大了，讲课也很辛苦，你以后就别来了，就辞退他了。到了明清以后，君臣会面时站着都不行了，臣要跪着，跪着就不是讨论了，就是听命令。所以君权更集中，哲学进入了最后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统一，综合国力比较强，可是从明朝中叶以后，科学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以前中国的科学是世界领先的，宋以后就开始停滞了，到明以后天文历法日食月食都算不准了，西方的科技开始超过了我们，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了。三、中国哲学的未来 将来中国哲学的前途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实际，离不开社会问题，哲学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没有说讲哲学原理，他的《资本论》就体现了哲学，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来说明一个社会，他不会回避问题。哲学网出品我认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就是我们正在吸收各种的文化，总结自己的文化，来展望将来，创造未来。将来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应该是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的文化融合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现在它正在形成中，还很不成熟。因为第一，中国自己的哲学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有几千年的哲学没有整理透。有一些哲学家个人的著作里面写出自己的看法，真正讲到一个哲学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很多人接受它，很多人支持它、了解它，这样的哲学寿命就长，一个哲学家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但是不能指导社会。中国现在首先要积累资料，这是第一步，有了完备的资料下结论可以放心，中国自己正在做。外国情况怎么样？我们比中国哲学知道得更少，因为留学生到外国去要看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什么思潮才带回来什么样的思潮，这是照搬。我们也照搬过不少，但是都是不成功的。哲学不是靠照搬，而是要靠实践的考验，哪些是正确的，哪些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等人人都会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人生终极精神追求由宗教去解决，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本来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学问（哲学）都逐渐脱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中国哲学本来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在古代曾起过重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诱因，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净化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应的办法。对封建社会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弊不予重视，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中国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因为我们有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有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文化遗产早已存在，只是过去没有科学地对待它，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切身经历。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庙，这种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我们责无旁贷。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还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害。有的人到外国取经，取经者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取回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拿来是否对我们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从原始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陶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展。哲学的使命是指导整个人类怎么生活，不是指导哪一个人，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受益，不是哪一部分人受益。过去董仲舒指导汉朝四百多年，现在我们的哲学应该有更长久的效益。未来是酝酿和准备阶段，我们正在转型之中，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把转型期的工作做好。问答提问：任老您好!您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儒教有它的信仰，忠、孝,讲三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这样的儒教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儒教的信仰发生质疑，您认为现在儒教是否还是中国环境中的一种宗教形式？任继愈：在辛亥革命以后，消灭了帝制，废除了皇帝，没有“教皇”，儒教组织就不存在了，为“教皇”服务的各种机构都不在了。儒教这种教虽然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不过这种思想是封建社会时候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才有效。现在是新社会了，它的情况又变了。比如孝，它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尊敬。过去的孝是一面的任务，是子女对父母要感恩、要图报。那父母对子女有没有责任？这是一点。再一个是社会和家庭变了，过去一个家长为什么有权威呢？因为一家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由家长管。可现在父亲和儿子可能生活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见面都很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多了以后，过一个团圆年都成问题，这些都是新的问题。人对父母哪有不尊重不爱护的，可是现在社会生活变了以后，就影响了孝的实际操作，衡量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孝还有一个副作用，家族观念和孝是连在一起的。我在农村也待过，一个村选支部书记，比如一个村叫王家庄，如果姓王的不当书记，换一个少数姓的人当，大家就不支持他。孝在今天的社会上应该是一种心理秩序的建立。美国人不讲孝，可是美国也有“孝”，它的孝是倒过来用的。父母对子女很关心，有义务，有法律保护，有社会舆论支持。父母如果打骂子女，轻则受罚，重则承担法律责任。子女对父母也很好，对父母有义务。我们提倡敬老，他们提倡爱幼，这也是一种孝。忠也是一样，看你忠是怎么个忠法，如果是盲目服从的忠，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求的那种忠，那个忠是封建的东西。传统美德都有，都应该保持，可是怎么样使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解释可行，有可操作性，有社会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提问：任老您好，请问您对易经预测和阴阳五行的算卦怎么看？任继愈：讲一点科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得很了不起了，可以向太空发展了。可是我们的科学有一个缺点，中国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把数理化当做科学，社会、文学、艺术不叫做科学，其实这是人文科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科学。现在外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很少，现在我们看柏拉图、庄子、《论语》没有觉得很过时，为什么？就说明现在我们进步不大，没有像自然科学、太空、地下研究得那么深那么远。现在我们变成一条自然科学腿长，一条社会科学腿短。科学是一个整体，绝不光是自然科学，只会向自然索取已经遭到了报应，气侯异常，未尝不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破坏了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果缺了这一条腿的话，科学就不完整，这也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加强认识的。提问：《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任继愈：至于《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当时社会上不接受，有时当时是利，后来成为害。应该是不断与时俱进，这是从历史地看它，比较公平一点。提问：中国哲学未来怎么样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任继愈：哲学不是强迫你信，你认为它好你就相信它，你认为它不好就不相信它，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哲学不能强迫。提问：能否对中国历史系的大学新生提出几点阅读建议。任继愈：我觉得中国不光是大学新生，现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科书或者历史知识讲得太少，不够。美国的历史讲一年就够了，因为美国总共才200多年历史，我们五千年也放在一年里面讲根本讲不完。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英雄人物，有克服困难的，有追求真理的，有创造发明的，有抵抗侵略的，有数不尽的英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值得讲一讲，小学中学以讲故事为主，大学讲规律，这样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有好处。提问：您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任继愈：中国哲学跟宗教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政教高度统一，它的作用就是导致了政治的高度稳定，但是也限制了事物的新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都被打下去了，比如说修铁路，原来的路线经过曲阜，因为曲阜有孔子的坟墓在那里，所以拐了一个弯，现在曲阜人后悔了，这是当时的迷信，影响历史的发展。提问：您觉得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有哪些呢？任继愈：哲学的指导有明显作用，首先是无用之用。可是它给人的好处是很多。现在我们简单地说，哲学从周易开始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发展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走到极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我看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个全局观，这个很重要，看问题是全局着眼，不只看局部，这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说我们一个现实项目，有可行性论证。我想可行性论证并不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数据也不能说是假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你看问题正面要看，反面也要看。还要有一个不可行性论证才全面。我记得白洋淀的围湖造田做了一个可行性论证，围湖以后产生多少稻米，第二年见效不是假的，可是对大环境和气侯的破坏就没提到。哲学告诉我们要全面看。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近30年，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家，都不是搞经济的，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发展方向呢？我们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全局来看，我们有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调控很起作用，《管子》就提出政府要起调剂的作用，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而且市场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没有合理的法规保护，任凭市场操作，结果会是劣货淘汰优货，假的淘汰真的，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影响到我们学术界，假学问挤真学问，完全是靠交给市场一定糟糕，所以政府要调控引导。结束语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任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任先生在讲课中告诉我们，有着深厚思想、文化根基的中国哲学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独特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敢于生活、深入生活，对社会进步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是在吸取现代学问，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强大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我们身后是5000年的厚重历史，过往先贤为我们创造了无限的辉煌，让我们遵照任先生的教诲，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历史正号召我们前进，我们绝不会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一篇论文是很难表述得深入而全面的。建议你选择一个比较具体的切入点进行论述。给你找了一篇中西文化中“龙”论文，供你参考。中西文化中龙的意义比较[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西方的龙（dragon）的意义的剖析，揭示出当代西方对龙的意义理解的一个误区——龙性为恶是基督教统治后才在人们思维中形成的固有模式，并进而通过与中国的龙进行意义比较，得出龙的形象源自于祖先们的共同记忆的结论。 [关键词]：龙 神兽 求雨 文化内涵 提丰 派松 卡德摩斯 基督教 撒旦 圣乔治 贝奥武甫 埃达 认知因子 集体无意识 原始记忆 由于字数限制，全文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