拽··“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有人问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名利了。”王朔答。王朔写了社会边缘上的人,以往,游手好闲为社会不允许,每个人的社会位置都非常明确,新时期以来,很多人生活在社会边缘。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依附在权力阶层,由政府、军队、官吏中的一些人士构成,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成正比了。初期是小商小贩打腰提气,现在是受过教育、有能力的人扬眉吐气,每个作家不可能写尽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只能写熟悉的人,就像有些人熟悉农民、知识分子一样,王朔对“边缘人”的了解,使他的笔下都是这一群人。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为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虽非是书香门第,但家境小康,他的家庭,正是北京典型的市民家庭(这种出身对与他以后在作品轻车熟路地描写北京市井生活有极大补益)。王朔幼时所住的是一个军区大院儿,孩子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分伙打仗一类的事情,但那个自由的时期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后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曾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写的就是那时的感受。王朔少年时就读于韶山中学,在学校并非一个顽劣的学生,甚至曾经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参与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在其中虽然算不上威武不屈的英雄人物,但也曾为此被关押了三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