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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幅员辽阔的世界大国，与我国相接壤的从国家安全环境来看，过去传统的安全是指国土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这种纯军事领域。现在讲国家安全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外交、资源、科技等领域的“大安全观”、“大国防观”。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国家安全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缘战略安全的挑战。从地缘上看，中国位于亚太的中心，是一个拥有5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特殊的文化体系，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周边大国：北有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东有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西有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南有东盟（与我国关系友好）。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我国相距遥远，但从地缘角度来看，它也仅仅是与我国隔洋相望的邻国。近些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的关系改善得都较快。中俄关系一直较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贸关系近几年也发展得很快（去年两国贸易额已突破200亿美元）；中美关系虽然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关系（小布什上台后），“911”事件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反对世界恐怖主义方面又成了反恐伙伴<，当前美中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和最稳定的时期；中日关系目前虽然已降到历史的低点，但还没有发展到冲突和严重对立的地步，尤其在经济上，中日贸易额仍然是较高的（据有关材料统计，到日前为止，中欧贸易额占第一位，中美贸易额仍位居第二，中日贸易额已退居第三）；中印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东盟各国正努力搭乘中国经济高速行驶的列车，带动各自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无疑表明，中国当前的周边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要看到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美国与周边国家都各有担忧之处，“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一些国家不愿放弃的口头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因某些突发事件或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关节点上，出现某些周边大国联合制华的可能性。二是国土安全领域的挑战。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的周边陆海邻国有多个，由于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国与不少邻国存在着领土、领海划界方面的争端和分歧。目前包括中日钓鱼岛归属问题，东海大陆架划分争端，与东盟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有关南海主权的争端，中印边界争端等。虽然目前周边各国都在积极谋求与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愿意以合作的姿态和平解决这些分歧，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一些国家有挑起争端的可能性。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也都存在国家统一问题，如英国有北爱尔兰问题，法国有科西嘉半岛问题，俄罗斯有车臣问题，日本有“北方四岛”问题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及台湾问题复杂，其复杂性在于：历史上台湾被外族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地理上，台湾是一座孤岛，孤悬海外，与大陆被台湾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经济上，台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加上美日的投资，使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政治和军事上，台湾与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台海地区始终是亚洲的热点地区之一，最主要的是国际上的美国背景。三是经济安全领域的挑战。我国加入WTO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活力，但也面临着新一轮严峻挑战。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一方而看准了我国的巨大市场，纷纷要和我们做生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他们企图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冲击我国的市场，并千方百计设置各种障碍和贸易壁垒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这样一来，我们要拓展国际市场和资金、技术的难度将会增大。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增强。如水泥、石油、木材、粮食、铁矿石等。四是军事安全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大国军费开支增加引起的新一轮军备竞争。<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各国主要是军事大国加强军备的步伐在加快。2003年美国实际由国防部支配的防务开支已高达4017亿美元；俄罗斯受美国军备政策的刺激，2003年军费开支已超过100亿美元，较上年明显增多；法国2003年的军费开支增至310亿欧元；日本的军费开支近些年来一直不低于500亿美元。第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自1998年印巴两国完成核实验以来，世界上的核大国已增加到7个美、英、法、俄、中、印、巴。此外，中国周边还集中了主要的“核门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伊朗等。据媒体透露，日本拥有制造几千枚核弹的裂变材料，组装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搞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朝鲜实际上已具有核能力，美国更直接说朝鲜已有8枚核弹。受其影响，日、韩主张突破“核门槛”的势力也明显抬头。美国正式退除《反导条约》，加快研制、部署步伐，这对刺激大国核军备竞赛影响甚大。第三，高科技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近些年来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突出了现代高科技军备的威力，也突出了“数字差距”对国家军事实力优劣强弱的影响。美国的“数字化部队”的优势已引起了包括俄、欧在内的各军事大国的忧虑。因而各国普遍加大了高科技军备的投入。美国致力于提升远程投送、超视距精确打击以及太空战的能力，不断推出新型战机、舰艇和其他军事装备；俄罗斯为应对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大力加强核军备，计划在2010年前再部署>2-3艘新型核潜艇，对战略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装，积极组建航天军，开发天基反卫星系统，加强太空战能力；法国2003<财年购置新军事装备的费用较上年增长了11％，今后5年法国用于购置军事装备的资金估计将近千亿美元；英国准备斥资数百亿美元，着手再建造几艘新型航空母舰。第四，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加剧带来的挑战。中国周边军事大国包括美、俄，日、印、朝、越等国已成为当前军备竞赛的重灾区，东南亚各国已动用数十亿美元更新海、空军装备；印度计划依托美、俄、法等国继续提高军备水平，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优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在加紧推进军事现代化。当前，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有三大突出特点：一是美国背景加重；二是核军备竞赛阴云不散；三是水下竞争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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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军事战略指针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非对称战争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

军队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无疑要求军队延伸和拓展其基本职能，将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从单纯应付军事威胁，转变为应付以军事威胁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威胁。一旦有事，军队能不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显然，必须提高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能战度”。所谓“能战度”，是一种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能力，它同样也是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一) 和平时期，当生存没有面临重大威胁时，保障持续发展则应被放在优先位置。而无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还是大规模自然灾害，如海啸、飓风、地震、洪涝、火灾、恶性传染性疾病等，无不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诸如信息网、电力网、核电站、能源基地、铁路交通、大型水利设施等，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心和关节点。这些核心部位一旦受到人为或自然灾害的侵袭，都会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产生重大政治影响。显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保障国家发展权益的砝码，无疑将大大加重。 胡主席为我军确立的新世纪新阶段“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以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指示，就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新环境，对我军地位、作用的重新定位和精辟概括。军队作为武装力量集团，比任何组织都符合非战争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力量需求，其战略作用不可替代。军队在政治、组织、力量、手段等方面，不仅有武装集群优势，也有一定的专业优势，既能发挥稳定局势的政治作用，也能发挥化解危机的突击作用。实践证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军队只有及早介入，才能迅速遏止危机恶变的势头，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世界许多大国都把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军队改革的重要话题。2005年12月在印度召开的“军队灾害管理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各国就使用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展开讨论，主流意见是积极倡导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把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战备的范畴，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在2005年应对“丽塔”飓风灾害的处置中，美军先后出动5万人参与救援，使“丽塔”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远远小于前不久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 长期以来，在传统安全威胁严重时期，我军一直把参加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项义务，尚没有正式纳入军队职能范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周密的行动预案，高效的动员机制，特殊的专业装备以及有针对性的训练……往往事到临头，临时动员，随机准备，仓促应战。这显然与日益频发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需求，有较大差距。军队必须拓展职能，不仅战场上打得赢，“灾场”上也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能战度”是一种衡量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指标，如何提高军队在非战争行动中的“能战度”，已经历史地摆到军队面前。 (二)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殊性，表现在时机、任务、方式、指挥、环境等方面。例如，发生突然，安全威胁的时间、方式、地域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军队行动方向、任务、地域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准备仓促，不动则已，动则至急，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必须闻警而动，从灾难发生到军队赶赴现场，几乎没有准备时间；火速机动，提高“能战度”，不单纯指第一次能拉得出、开得动，有时往往是连续机动，频繁转换，立体输送，强调的是第一时间到达，在与时间赛跑中化被动为主动；任务复杂，一般都是十分艰巨，具有急、难、险、重的综合特征，与人民生命直接相关，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军队往往没有经历过，局面异常复杂。上述特征，对军队的“能战度”产生特殊要求。那种以为具备战争能力同样也就具备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看法，不能说错误，但至少已经被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反复证明是不全面的。 执行特殊任务，就必须具备特殊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军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繁增加，大大加强了包括反恐、维和、人道主义援助、抢险救灾等内容的训练。《美军士兵非战争军事行动手册》明确指出，美军必须完成包括灾难救援在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为全面提高军队的抢险救灾能力，美军就在基础训练中增加了“灾难预警与监控能力训练”、“灾难救援能力训练”、“灾区重建与管理训练”等三大内容。提高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战度”，必须加强非战争行动能力的教育和训练。 加强战斗精神训练。战斗精神是任何军事行动中最活跃的因素。非战争军事行动较之作战行动对部队战斗精神有着更加特殊的要求，没有战场上的硝烟战火与流血牺牲，但却伴随着更长时间的孤独、焦虑、艰辛、劳累、恐惧，特别是与自然灾害的搏斗，比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困难，是以另一种形式向生命的极限挑战。这就要求官兵具有坚强意志与过硬的心理，迎接挑战，不畏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视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流血牺牲心甘情愿。 加强基本技能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靠的不光是热情和勇敢，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如，震灾抢险中的定位技术，人员与物资的抢救，次生灾害防护等；水灾抢险中的险情探查，克服管涌、固定滑坡、处置坍塌、排除漏洞的方法等；制乱平暴中的法律知识、情况处置的方法及把握程度等，这些特殊的技能和方法，都需要平时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训练，必要时组织近似实战的演练。 加强联合行动训练。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国家行为，其联合性特征突出，参与行动的既有军事力量又有非军事力量，既有解放军、武警部队又有民兵预备役人员，既有国内力量又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军队除了自身协同外，还必须积极与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协调，重大行动需要与地方相关机构密切协作，形成有效处置危机的合力。军队的“能战度”包括了上述联动能力和协调能力，必须注重强化联合意识，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整体效能。 加强背景政策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行动部队要广泛地与当地民众接触，争取当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我国民族众多，民族与地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各不相同，行动部队必须对相关政策和当地民俗有所了解，真正做到对其文化、宗教和民族习惯的尊重，进而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配合与支持。 (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安全面临非战争威胁居多，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军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无论是理论、机制，还是装备、训练都存在不足，制约着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围绕非战争军事行动加强部队基础性建设，既是职能所系，也是提高“能战度”之所需。 非战争军事行动比战争更难预测，制定完善的行动预案是保证部队快速展开、快速行动的基础。美、俄、日等国军队都非常重视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的制定，并通过演习实践不断修订和完善，对部队在紧急情况下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军需要针对国家面临非战争安全威胁的实际，加强情报预警研究，借鉴国内外大量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探索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合理区分任务，妥善制定不同方向、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非战争行动计划和方案，确保一旦有事，处变不惊，快速反应，高效运转，提高“能战度”。 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力量众多，有时跨区(跨国)行动、军地联合，行动部队往往接受非军方的领导或军地双重领导，协调行动异常复杂。因此，确定权威、高效、联合、顺畅的指挥体制尤为重要。在结局悲惨的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援中，美国民众之所以对政府和军队都表现出极大不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协调不力，政府和军队相互推诿扯皮。目前，我军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挥协调，应以《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预案》为主要依据，同时还要认真总结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完善职能，明确责任，自上而下地建立军地联合、上下通畅、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的指挥体制。 军队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若没有与任务相适应的装备器材，“能战度”会大打折扣。据悉，美、日、韩等国少量军队装备了一些专用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救灾排险设备器材和非致命性武器装备，以备急用。面对日趋频繁非战争军事行动，我军也应投入专项经费，在一些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装备器材，这是有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